“物華天寶，龍光射牛鬥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極力地讚揚了豫章之地，從他那些美如珠璣的文字中可以窺見當時的江西是多麼人文薈萃，鍾靈毓秀。江湖之遠的範希文，心懷天下之憂，岳陽樓上有著江西人的絕唱；挑燈看劍的辛棄疾，青山嫵媚料他如是，大宋江山有著江西人的詩篇；伶仃過洋的文天祥，辛苦遭逢生死由他，一冊青史有著江西人的丹心；臨川四夢的湯顯祖，奼紫嫣紅斷井頹垣，牡丹亭內是江西人的痴情。

“朝士半江西，待漏五更寒”，歷史上的江西是多麼輝煌？現而今，滕王閣的燈火依舊流光溢彩，閣中帝子卻已消失在荒煙蔓草之中。落霞孤鶩仍在，秋水長天之下，春風又綠了江南，只是今天的江西已然物是人非。今天的江西，只有一片落寞，臨川之畔的才子，徒留下孤單的身影。江西，明朝之後再無明珠，其中緣由，從何說起？

江西籍官員的興起

皇覺寺的小沙彌於亂世之中建立了明朝，江西人開始佔據半壁江山。江西人在大明朝第一次的開科考試，便嶄露頭角。《明史·選舉志一》記載，洪武三年，明朝首次科舉，便由江西金溪人吳伯宗奪得狀元，此後一發不可收拾。《明朝進士名錄》記載，江西籍的進士多達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其中有十九人得中狀元，位於全國之首。以吉安府為例，明人的《新知錄摘抄》記載，“凡六十科，吉安進士七百八十八人，狀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會元八人，解元三十九人，登第者二十八人。” 建文二年開科，江西“一科三鼎甲”，三年之後，江西舉子包攬了前七名。如此盛況，可謂全國罕見。

“天開文運盛廬陵，累佔鰲頭已十人。”描寫的就是當時的江西盛況，僅吉安一府，“官至內閣九人，一品六人，贈三人，尚書二十二人，贈四人，左右都御史六人，得諡二十五人。”“進士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科舉之風昌盛使得江西籍朝士佔據了大明的半壁江山，其中不乏位高權重者。大明首輔五十三人，江西籍九人，名臣解縉、胡廣、楊士奇等皆位列其中，一百六十四位閣臣當中，江西籍閣臣二十二人，為全國之翹楚。江西自宋代以來就是人文淵藪，《吉安府志》記載，“至歐陽修一代大儒開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子相繼攀附，必以通經學古為高。”如此深厚的學風，和當時江西的經濟發達有密切關係，這也是江西書院發達的重要原因。

安史之亂、五代之亂、金兵之亂，使得漢人衣冠南渡，中國的經濟中心開始南移。憑藉著長江流域的河流、湖泊、運河網絡，江西水利發達，水稻種植區面積極度擴大，江西一度成為了富庶地區，尤其是長江—鄱陽湖—贛江這一地區，經濟文化極度發達。學風濃厚加上經濟發達，江西的書院數量一度位於全國之冠。《江西通志》記載，江西的書院除了府學、縣學等官方書院外，還有大量的社學等私人書院。這些書院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宋朝朱熹講學的“白鹿洞書院”了。

經濟發達，人口眾多的江西，自然而然地孕育出了數量龐大的舉子，這些舉子在濃厚的學風薰陶下，加上發達的書院體系培養，在明初成為了科舉中的翹楚。江西籍舉子的興旺，造就了朝中江西籍官員的興旺，也造就了江西在明朝初期的輝煌。但是到了明朝中後期，這種局面逐漸消失了，江西文人和江西都在走下坡路。

文人相輕，江西朝官不受待見

明朝中後期的江西人，受到了不公平的遭遇。在蘭陵笑笑生的筆下，江西官員的形象多半是奸佞腐敗的。甚至民間流傳的《萬曆野獲編》中，也記載了江西人官官相護的故事，這從側面反映出江西官員在明朝中後期已經相當不受待見。萬曆年間權勢熏天的張居正，就對江西人有相當大的偏見，當年臨川才子湯顯祖進京考試，揣摩張居正心思的禮部尚書就直接把湯顯祖的試卷扔進廢紙簍，以致他愴然離京。王世貞編寫的《嘉靖以來首輔傳嚴嵩傳》直接影響到了《明史·嚴嵩傳》的編寫，嚴嵩被列入《奸臣傳》中。除卻嚴嵩個人的問題，這裡面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導致了江西人受到排擠。

江西官員的結盟抱團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江西科舉之風興盛的背後，隱藏著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江西當時人口眾多，耕地面積不夠，除了經商之外，科舉是當時最好的出路。這一點就造成了江西朝臣互相提攜，拉幫結派的現象，雖然這一點是人之常情，但是在外籍官員看來，未免有點過分。明朝的首輔多半時間是由江西人擔任，其中楊士奇擔任首輔長達二十一年，這一點也是江西官員受到詬病的原因。此外，嚴嵩父子的所作所為，極大地敗壞了江西人的形象，他二人倒臺之後，江西官員受到了牽連。

除了朝中江西官員不受待見，江西人在明朝中後期也不受待見。其中的原因是江西的手工業和製造業的發達，景德鎮的陶瓷和上饒鉛山的銅礦，造就了諸多富豪。手工業者和商人在當時是受到鄙視的，士農工商的等級觀念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人對江西人的看法，這一點也附帶影響了江西官員的形象。明朝中後期，江西官員逐漸沒落，這和當時江西經濟的衰落與江南的崛起有很大關係。

明朝中後期經濟文化中心東移

《三言二拍》描繪的明朝中後期，手工業高度發達，商品經濟已經初具規模，尤其是在江浙地區，養蠶繅絲織布的小作坊已經日益增多，江南地區逐漸擺脫單一的小農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陶庵夢憶》所描繪的杭州城，已經進入了城市化階段

江南地區手工業的發達，帶動了附近地區的商業往來，尤其是明朝中後期的徽商，扮演了重要的商業角色。傳統士農工商的等級觀念在徽商中已經淡化，很大一部分的士子開始了棄文從商的道路。以《喻世明言》為代表的明代小說中，描繪了許多從商的士子，這些人一部分是由於家貧，一部分是由於科舉艱難，還有一部分是繼承父業。總而言之，商人這一階層開始在明朝中後期活躍了起來。士子加入商人階級，另一個重大的貢獻就是將儒家文化融入到了商業活動當中，樹立了商業道德，維護了商業秩序，促進了商業繁榮。

除此之外，沿海地區開始崛起，這一點與明朝中後期的海禁鬆弛有關。商業的興起極大地培養了商人的冒險意識，大量的手工業產品通過秘密出海進行交換。《晉江縣誌》記載，當時泉州晉江一帶的沿海居民，將內地的手工業產品運送到了琉球、呂宋以及東南亞諸島，賺錢了數十倍的利潤。《同安府志》記載，當時的同安居民通過“通番”這一手段，已經相當富裕。明朝中後期的漳州、同安、泉州、福州、廣州等地，已經相當富庶。江浙的松江流域開始得到開發，十里洋場的大上海即將登上歷史舞臺。

對比江南以及沿海地區，江西中後期一直停滯不前，被時代拋在了後面。丘陵地帶的江西地區，只能依靠農業發展，過分重視科舉的氛圍也限制了江西的商業發展，小農思想禁錮了當時的江西人，江西逐漸走向沒落，缺少經濟支持的江西，自然文人士子也就走向窮途末路。而經濟高度發展的江浙和閩粵徽州地區，開始重視教育，這些地區的科舉水平逐漸得到提升。隨著這些籍貫的官員數量日益增多，江西官員走向沒落，一直到現在，江西都處於默默無聞的狀態。

結語

可謂是“成也科舉，敗也科舉”，江西在明朝初年的興盛，離不開對科舉的大力重視；明朝中後期的江西開始沒落，其根本原因除了江西的地理環境之外，還有過分強調科舉，使得江西人的視野僵化。江西人沒有抓住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的機會，繼續沉浸在小農經濟的喜悅中，導致地方發展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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