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极力地赞扬了豫章之地，从他那些美如珠玑的文字中可以窥见当时的江西是多么人文荟萃，钟灵毓秀。江湖之远的范希文，心怀天下之忧，岳阳楼上有着江西人的绝唱；挑灯看剑的辛弃疾，青山妩媚料他如是，大宋江山有着江西人的诗篇；伶仃过洋的文天祥，辛苦遭逢生死由他，一册青史有着江西人的丹心；临川四梦的汤显祖，姹紫嫣红断井颓垣，牡丹亭内是江西人的痴情。

“朝士半江西，待漏五更寒”，历史上的江西是多么辉煌？现而今，滕王阁的灯火依旧流光溢彩，阁中帝子却已消失在荒烟蔓草之中。落霞孤鹜仍在，秋水长天之下，春风又绿了江南，只是今天的江西已然物是人非。今天的江西，只有一片落寞，临川之畔的才子，徒留下孤单的身影。江西，明朝之后再无明珠，其中缘由，从何说起？

江西籍官员的兴起

皇觉寺的小沙弥于乱世之中建立了明朝，江西人开始占据半壁江山。江西人在大明朝第一次的开科考试，便崭露头角。《明史·选举志一》记载，洪武三年，明朝首次科举，便由江西金溪人吴伯宗夺得状元，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明朝进士名录》记载，江西籍的进士多达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其中有十九人得中状元，位于全国之首。以吉安府为例，明人的《新知录摘抄》记载，“凡六十科，吉安进士七百八十八人，状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会元八人，解元三十九人，登第者二十八人。” 建文二年开科，江西“一科三鼎甲”，三年之后，江西举子包揽了前七名。如此盛况，可谓全国罕见。

“天开文运盛庐陵，累占鳌头已十人。”描写的就是当时的江西盛况，仅吉安一府，“官至内阁九人，一品六人，赠三人，尚书二十二人，赠四人，左右都御史六人，得谥二十五人。”“进士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科举之风昌盛使得江西籍朝士占据了大明的半壁江山，其中不乏位高权重者。大明首辅五十三人，江西籍九人，名臣解缙、胡广、杨士奇等皆位列其中，一百六十四位阁臣当中，江西籍阁臣二十二人，为全国之翘楚。江西自宋代以来就是人文渊薮，《吉安府志》记载，“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子相继攀附，必以通经学古为高。”如此深厚的学风，和当时江西的经济发达有密切关系，这也是江西书院发达的重要原因。

安史之乱、五代之乱、金兵之乱，使得汉人衣冠南渡，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凭借着长江流域的河流、湖泊、运河网络，江西水利发达，水稻种植区面积极度扩大，江西一度成为了富庶地区，尤其是长江—鄱阳湖—赣江这一地区，经济文化极度发达。学风浓厚加上经济发达，江西的书院数量一度位于全国之冠。《江西通志》记载，江西的书院除了府学、县学等官方书院外，还有大量的社学等私人书院。这些书院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宋朝朱熹讲学的“白鹿洞书院”了。

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江西，自然而然地孕育出了数量庞大的举子，这些举子在浓厚的学风熏陶下，加上发达的书院体系培养，在明初成为了科举中的翘楚。江西籍举子的兴旺，造就了朝中江西籍官员的兴旺，也造就了江西在明朝初期的辉煌。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这种局面逐渐消失了，江西文人和江西都在走下坡路。

文人相轻，江西朝官不受待见

明朝中后期的江西人，受到了不公平的遭遇。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江西官员的形象多半是奸佞腐败的。甚至民间流传的《万历野获编》中，也记载了江西人官官相护的故事，这从侧面反映出江西官员在明朝中后期已经相当不受待见。万历年间权势熏天的张居正，就对江西人有相当大的偏见，当年临川才子汤显祖进京考试，揣摩张居正心思的礼部尚书就直接把汤显祖的试卷扔进废纸篓，以致他怆然离京。王世贞编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严嵩传》直接影响到了《明史·严嵩传》的编写，严嵩被列入《奸臣传》中。除却严嵩个人的问题，这里面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导致了江西人受到排挤。

江西官员的结盟抱团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江西科举之风兴盛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江西当时人口众多，耕地面积不够，除了经商之外，科举是当时最好的出路。这一点就造成了江西朝臣互相提携，拉帮结派的现象，虽然这一点是人之常情，但是在外籍官员看来，未免有点过分。明朝的首辅多半时间是由江西人担任，其中杨士奇担任首辅长达二十一年，这一点也是江西官员受到诟病的原因。此外，严嵩父子的所作所为，极大地败坏了江西人的形象，他二人倒台之后，江西官员受到了牵连。

除了朝中江西官员不受待见，江西人在明朝中后期也不受待见。其中的原因是江西的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发达，景德镇的陶瓷和上饶铅山的铜矿，造就了诸多富豪。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当时是受到鄙视的，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人对江西人的看法，这一点也附带影响了江西官员的形象。明朝中后期，江西官员逐渐没落，这和当时江西经济的衰落与江南的崛起有很大关系。

明朝中后期经济文化中心东移

《三言二拍》描绘的明朝中后期，手工业高度发达，商品经济已经初具规模，尤其是在江浙地区，养蚕缫丝织布的小作坊已经日益增多，江南地区逐渐摆脱单一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陶庵梦忆》所描绘的杭州城，已经进入了城市化阶段

江南地区手工业的发达，带动了附近地区的商业往来，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徽商，扮演了重要的商业角色。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在徽商中已经淡化，很大一部分的士子开始了弃文从商的道路。以《喻世明言》为代表的明代小说中，描绘了许多从商的士子，这些人一部分是由于家贫，一部分是由于科举艰难，还有一部分是继承父业。总而言之，商人这一阶层开始在明朝中后期活跃了起来。士子加入商人阶级，另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将儒家文化融入到了商业活动当中，树立了商业道德，维护了商业秩序，促进了商业繁荣。

除此之外，沿海地区开始崛起，这一点与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松弛有关。商业的兴起极大地培养了商人的冒险意识，大量的手工业产品通过秘密出海进行交换。《晋江县志》记载，当时泉州晋江一带的沿海居民，将内地的手工业产品运送到了琉球、吕宋以及东南亚诸岛，赚钱了数十倍的利润。《同安府志》记载，当时的同安居民通过“通番”这一手段，已经相当富裕。明朝中后期的漳州、同安、泉州、福州、广州等地，已经相当富庶。江浙的松江流域开始得到开发，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对比江南以及沿海地区，江西中后期一直停滞不前，被时代抛在了后面。丘陵地带的江西地区，只能依靠农业发展，过分重视科举的氛围也限制了江西的商业发展，小农思想禁锢了当时的江西人，江西逐渐走向没落，缺少经济支持的江西，自然文人士子也就走向穷途末路。而经济高度发展的江浙和闽粤徽州地区，开始重视教育，这些地区的科举水平逐渐得到提升。随着这些籍贯的官员数量日益增多，江西官员走向没落，一直到现在，江西都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

结语

可谓是“成也科举，败也科举”，江西在明朝初年的兴盛，离不开对科举的大力重视；明朝中后期的江西开始没落，其根本原因除了江西的地理环境之外，还有过分强调科举，使得江西人的视野僵化。江西人没有抓住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机会，继续沉浸在小农经济的喜悦中，导致地方发展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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