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一代人的冷峻良知文化頭條網

培根曾經如此說道：“書籍是在時代的波濤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貴的貨物運送給一代又一代。”誠然，我在閒暇之時非常樂於閱讀書籍來獲取知識，解析時代。

相比於其他的娛樂方式，閱讀顯得彌足珍貴。

而最近，我有幸閱讀了喬治奧威爾先生的兩部著作《動物莊園》與《巴黎倫敦落魄記》，真可謂是受益匪淺。在此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與看法。

喬治·奧威爾英國著名小說家

第一本書是《動物莊園》，此書主要講述了動物們在一頭名叫麥哲的豬的號召之下，成功推翻了莊園主曼納先生的“統治”。在看似沒有壓迫，沒有剝削，動物之間互相平等的氛圍之下，斯諾鮑和拿破崙“兩頭豬”，在革命中極為活躍，大力發展生產。但之後，拿破崙在斯諾鮑的一次演講過程中發動政變，將它趕出莊園並大權獨攬。

拿破崙與莊園外的人類進行貿易，簽署協議，盲目追求生產效率與數量，嚴重挫傷了動物們的生產積極性。在大權獨攬的情況之下，拿破崙獲得了更多的特權與利益，也正如書中所提到的“動物之間互相平等，但有些動物更加平等”。

最終，旁觀的動物們驚訝地發現:它們已經分不清誰是豬，誰是人了。

中國古代歷來有“文以載道”的說法，而這本書則將這一概念表達得淋漓盡致。

小說中的每一個動物，每一個舉措恰恰影射了人類的現實。

例如拿破崙影射了當時蘇聯的領導人斯大林；而莊園主曼納先生影射了被革命推翻了的封建君主（例如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法國末代國王路易十六）；母雞們影射了在蘇聯高度集體化農業下的反抗的個人；母馬莫莉影射了當時那些不願意參與革命只想享受物質生活的資產階級。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公驢本傑明，它對待任何事都是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模樣，但又比周圍的動物都明白事理，很顯然，本傑明就是作者的寫照：一個對拿破崙這類的極權主義統治者持有高度懷疑卻又想明哲保身的知識分子。

這本書揭示了反封建專制革命之後，若沒有建立起完善的權力監督或制約體系，或者說沒有重視對民眾法治意識觀念的培養，革命的果實極易會被野心家竊取，使得國家更為專制，人民生活更為貧苦，從而使得國家發展停滯不前，甚至開歷史的倒車的深刻主題。

書中的許多描繪也預言了世界在二戰之後的風雲：蘇聯與美國兩極格局的形成，導致二者都走向了極權主義的深淵；90年代的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的轟然倒塌，分崩離析；警醒了後人需防止極權主義思想與政權的形成。

顯而易見的是，作者奧威爾是一個反對極權主義的和平人士，更是一個冷峻的預言家、先知者。

正如著名文學評論家夏志清教授所說的那般：“西方文學自伊索寓言以來，歷代都有以動物為主的童話與寓言，但對20世紀後期的讀者來說，此類作品中沒有一種比《動物莊園》更中肯地道出當今人類的處境了。”真可謂是恰如其分。

第二本書是《巴黎倫敦落魄記》，這本書是奧威爾在1927年辭去在緬甸的工作後體會歐洲底層人民生活之後寫下的作品。說實在的，這本書並不那麼有趣，有些連篇累牘的感覺，但還是值得分享的。

這本書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了“我”——一個背井離鄉的英國落魄文人在法國巴黎靠著在餐館當幫工，在酒店當侍者所賺得的微薄收入來養活自己的故事，其中也穿插了 “我”的朋友鮑里斯的辛酸故事。第二部分主要講述了“我”孤身回到了倫敦之後，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的生活。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與鮑里斯每天起早貪黑，在“肉、蔬菜之類什麼也沒墊就直接堆在地上，老鼠和貓都常常來偷嘴”、“我們直到下午五點才可以坐下來，可是就算到那時，除了垃圾箱蓋沒別的地方可坐”的餐館工作。

當時資本主義社會遭受經濟危機的洗禮，經濟的蕭條導致人民生活的貧困；在當拜金逐利風氣的浸潤之下，人們的麻木不仁，社會風氣的敗壞催生了“我”與鮑里斯的處境。

作者在書中寫到了對於流浪的起因與解決方案的探討。作者認為流浪是因為“每間收容所都規定只允許他住一晚，他就自然而然不得不一直換地方。”而正是如此，當時倫敦的流浪漢數量有接近一萬五千人，並且大多是“被迫無所事事”的。

他還認為所有收容所並未觸及問題的根本，即“是怎樣把流浪漢從空虛無聊、渾渾噩噩的遊民變成自尊自重、自強自立的人，僅僅讓他們過得更舒服些並不能達到這一點”，可謂是一針見血。

在解決方案上，老生常談的便是自食其力，但是作者卻另闢蹊徑，給那些貧困的流浪漢出了幾個新方案：在河堤路上睡覺、住那些兩便士的掛宿處，住那些像是棺材一般的盒子裡。方案的敘述充滿了幽默，但又充滿了無奈，有人稱之為“黑色幽默”，也真是不為過。況且字裡行間透露出了作者的幽默感與對當時社會問題的獨到分析，足見作者的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