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笔者曾在《高度》周刊文化专栏发表过一篇小文，题目是《美国文学的罗斯角度》，重点谈的是美国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最后一部小说《报应》（Nemesis，亦有译成《复仇者》或《复仇女神》）。
Philip Roth
当时正逢罗斯病逝，本人特意到本地图书馆找来Nemesis原著。当时对头几页描写的情景还感到纳闷，写两个人来到一个运动场，如何恶作剧地吐唾沫。原来当时正病毒流行，这个操场的体育老师兼管理员坎托尔（Bucky Cantor）是犹太人，周围也是犹太社区，那两位确诊阳性的患者是反犹人士，要与他们心目中的“敌人”同归于尽。结果这种人为的空气污染，真的就造成了逗留操场上的犹太学生的死亡，坎托尔虽然免于一死，却落下终生残疾。
倘若罗斯的笔墨仅限于此，也说得过去了。然而他没有浅尝辄止，通过疫情直戳人性，揭示出常人难窥的心扉深处。Nemesis这部小说的背景是1944年流行于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一场传染病，当时欧洲的诺曼底战役已打响，而在美国本土却进行着另一场“战争”，即抗病之战。
最后一章是七十年代的回顾，本来精力旺盛的坎托尔，沦为乘坐轮椅的自闭者，内心折磨终其一生，拒绝了女友玛丝雅（Steinberg Marcia）的求婚，不想把自己的痛苦让所爱的人分担。30年来他一直为学生病亡内疚，担心自己成为病原，主动要求体检。于此，主人公身体的残疾与心灵追求完美造成强烈反差，震撼人心。
Albert Camus
对于《报应》的创作，罗斯不否认受到加缪（Albert Camus）《鼠疫》（La Peste）的影响，动笔前特意重读了这部作品。作为存在主义大师，加缪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称自己与外界格格不入，只为建立真实的生活。确定“鼠疫”的过程：以看门儿老头儿的死和宣布全城戒严构成事件的两个转折点，前者标志着灾难开始；后者标志着“鼠疫”正式出现。对每个人来说，正因为鼠疫存在于一种体验之中，鼠疫是暧昧的。多样的体验又构成鼠疫的歧义性，鼠疫成为每个人生活本身一部分的隐喻。这不是一个人的殊死抗争，而是一群人的休戚与共。鼠疫是所有人的困境，正是共同的困境，才让奥兰城的市民从自己的世界走出来。鼠疫作为生命的否定，构成了生命自身的界限。一种事关生命的忧虑，由外界转向人的自身：生存的虚无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终点，而是一种从内心体验到的持续不变的生存方式。
加缪说：“同《局外人》相比，《鼠疫》无可辩驳地代表了从独自反抗到对团体抗争的转变。如果有从《陌生人》到《鼠疫》是一种进化的话，这种进化史朝着团结和参与的方向。”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有朝一日，瘟神会再次发动它的鼠群，选择某座城市作为葬身之地。鼠疫在一定意义上不单单是疾病，奥兰小城发生的事情是世界微缩景观，加缪试图在这场灾难中划出“反抗”的伦理实践价值。当一个使人茫然失措的时期结束，另一个更艰难的时期开始了。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德国最后的思想大师”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这样说是有特定时空背景的，我并不认同可以用在当下。最近很是出了不少“抗疫诗歌”，许多地方也在举办“抗疫征文”。不可否认这种动机是可贵的，但文学创作有自己的规律。不能奢望现世的华文作者们都达到加缪《鼠疫》和罗斯《报应》那样的高度，但也最好不要陷在应制文学的泥淖，成为某种单调声音的传声筒，功利主义地玩弄文字技巧，将庶民的苦难急就章地修饰为赞歌。要沉潜下来，通过不朽的情节与细节直击人性。一如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诗艺》中所言：“要把岁月的侮辱改造成一曲音乐，一声细语和一个象征。”然而这次新冠状病毒之后，能否有深刻内涵的作品，而不是一窝蜂涌出的口号式文宣，暂且先打个问号。当然我们充分理喻语境的天然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讲述现实就已是一种奢侈，更遑论对垒政治和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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