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的維新態度也很有意思，說實話，在晚清做領導幹部，面對內憂外患的“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沒有點“領導藝術”是不行的。直接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既能保住官位又能使大清帝國強大起來。平心而論，誰不願意有一個強大國家做後盾，在洋人面前能夠抬起頭來做人。
這時候，衡量晚清官員優劣的尺度就出來了。那就是，有的官員，像李鴻章、張之洞、榮祿等，認為能夠處理好既得利益和改革發展之間的關係，因此傾向於循序漸進進行改革，以圖有所作為；而有的官員，像剛毅等，害怕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損害，因此拼命反對改革。有時候要想改變既得利益比要某些人的腦袋還難。
有學者認為，滿清的守舊大臣們反對改革是因為思想轉變不過來，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太過於草率。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慈禧當政直接違背了“三綱五常”中的“母以子為綱”，但是大臣們誰不是乖乖地承認這一現實，拼命巴結慈禧。為什麼？因為這樣才能保住榮華富貴。因此，就算是慈禧想進行變革，也得考慮這個問題，利益格局根深蒂固，想改變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要不然，王安石、張居正的改革早就成功了。
榮祿為什麼要改革呢？
這跟他當時的處境有關，眾所周知，雖然榮祿最後把李鴻章排擠掉了，但是李鴻章“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大清帝國的大事幾乎都是他一手操辦，哪一點都比榮祿強。榮祿是因為“只知有後，不知有帝”才當上首席軍機大臣的，太平天國是曾國藩、李鴻章打的，外交是李鴻章辦的，實業是李鴻章搞的，他榮祿幹過什麼？作為一個首席軍機大臣，官至宰相，卻沒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政績，危機感可想而知，而且，作為“忠烈之後”，榮祿還得考慮下自己的“歷史地位”問題，因此他必須做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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