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村長競選
從前，有個村要競選村長，村東頭的王富貴最有希望當選。可是縣長忌憚王富貴勢力太大，就以莫須有的罪名剝奪了他好幾年的選舉權。
王富貴不甘心，找到自己的好兄弟，村西頭的趙四兒，兩人一合計，決定王富貴先幫著趙四兒當上村長，待王富貴恢復選舉權，趙四兒再把村長大位讓給他。
沒想到趙四兒剛走馬上任，就把承諾拋在腦後，四處扶持自己的三親六故，一直霸佔村長大位。王富貴氣不過，一面收攏自己的勢力，一面和趙四兒鬥個你死我活。
兩家的樑子，一結就是幾十年。待輪到趙四兒的外孫當村長時，王富貴的孫子發動村民一舉推翻趙家，成功奪回村長大位。
雖然兩家吵吵打打幾十年，但兩家卻陰差陽錯成了親戚。就因為中間有另外一戶人家也想去選村長，就把自家女性分別嫁進兩家，以獲得兩家的支持，結果兩個世仇家族反而成了親戚。
原來幾十年間，村長大位就在一家人手裡來回轉悠。
這個故事可不是某個鄉村的家長裡短，如果把村長換成首相，把王富貴、趙四兒、孫子、外孫換成鳩山一郎、吉田茂、鳩山由紀夫、麻生太郎，這就是過去幾十年，在日本政壇上上演的一出家族鬥爭大戲。
▲ 鳩山由紀夫領導的民主黨戰勝了自民黨
有所不同的是，日本是責任內閣制政體，首相不是由直接選舉產生，而是先經議會選舉決出多數黨，多數黨黨首自動成為首相。不過從1955年開始，除鳩山由紀夫開啟的一次短暫的政黨輪替之外，自民黨長期佔據議會多數黨位置，形成一黨獨大局面，這一政治結構被稱為“55年體制”。
日本戰後至今的33位首相，大部分都是自民黨內部派系間“內定”的，而且這33位首相中，有13位是親戚，換言之，日本的最高國家權力，其實一直在一黨內部，甚至是一個親族網絡中運行，與日本表面上的民主政體形成巨大反差。
這種奇特的政治現象，被稱為“門閥政治”。這13位首相沾親帶故的親戚關係，並非由於同出一門，而是通過家族女性外嫁帶來的廣泛聯姻產生的，所以也被稱為“閨閥政治”。翻譯成中國人一看就懂的概念，就是外戚干政。
▲ 日本貴族家系：自己把祖宗追溯到秦始皇、漢高祖
比如現今執政的安倍家，就和麻生一家關係緊密，而兩家又是天皇家的親戚，政壇之外，兩家又和幾大財閥都沾親帶故。日本的當權精英之間形成了巨大的關係網，而國家權力就被牢固地固定其中。
如果追溯這些家族的歷史，基本都家系綿延已久，大多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比如鳩山一家，就源自江戶時代中期勝山藩的藩屬武士，隨著日本明治維新而在政界日益崛起，家族勢力一直延續到戰後，超過200年。而麻生家，歷史就更加久遠，其家支可以追溯到日本南北朝時期的貴族宇都宮氏。
按照一般的認知，這些封建時代殘留下來的封建門閥早就應該走進歷史了，但在日本，這些家族不僅沒有衰落，反而順應日本的近代化進程，繼續掌握國家權力，甚至到了戰後民主政治時代，仍舊佔據著日本國家權力的核心位置。
這種“日本特色”門閥政治究竟緣何延續至今呢？其實正如日本近代“脫亞入歐”一般，它是東西合璧的“怪胎”。
在傳統東亞社會中，日本的政治文明發育甚晚，在中國的門閥政治唐後就已消亡，而日本卻一直把門閥政治延續到近代前夜。而在近代化的過程中，日本又是東亞的先行者，對鄰國的優勢讓日本在東亞現代政治模式競爭中“一枝獨秀”，內外力量都沒有形成足夠的演化力量。兩者相合，就是“日本特色民主主義門閥政治”的奇特景觀。
02 民主精英主義
門閥世家是一小群掌握政治動員能力的精英集團，這一集團長期壟斷國家權力，貌似與奉行“多數人統治”原則的民主政治格格不入。儘管民主政治中廣泛存在的普選制與代議制能夠讓多數國民通過投票“統治”國家，但現實中，民主國家的政治權力往往掌握在一小群政治精英手中，決策與行政都由他們定奪，這顯然是“少數人統治”。
▲ 資本主義體系的金字塔
面對原則規範與政治現實的乖離，早在19世紀就已經有政治學者對民主政治的運行提出了不同的解釋模式，即認為民主政治是掌控在少數精英手中，民主選舉並不一定是選民在根據自己的意志選舉代表，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技術操作”。這一理論被稱為“民主精英主義”，提出並完善這一理論的是意大利政治學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rx Werber），以及美國社會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一般認為，莫斯卡是系統闡述民主精英主義的第一人。在馬克思主義出現前，莫斯卡就在其著述《統治階級》一書中提出了一條“政治鐵律”：每個社會都會產生一個統治階級。即便是在民主政治中，這個統治階級依然存在，並且佔據了民主政治的主導。
之後，馬克斯韋伯又結合其權力學說（馬克斯韋伯在《政治是一種職業》中，將政治權威分為三種類型，即“傳統型”、“魅力型”和“法理型”。），提出了“領袖民主”的概念，民主政治中有可能出現“魅力型領袖”，操控議會、政黨機器和國家官僚體制，成功預言了希特勒的崛起。
而熊皮特則擘畫出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經濟的關係，即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鏡像，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大眾消費由少數企業家驅動，資本主義的驅動力來源是少數企業家，而非大眾，民主政治中的權力運行依然。只不過政治精英間存在競爭，使得競爭性民主政治成為可能。
▲ 在任何組織裡，只有少數人能有權威；有權威的人，總是反對沒有權威的人
精英們共享一個相同的文化；精英們是有組織的；精英集體行動來保衛他們的社會地位
“民主精英主義”的理論範式影響了整個20世紀，美國學者達爾、意大利學者薩託利等近年來在國內備受追捧的民主政治專家，都受到這一範式的影響。與美式意識形態中的“民主”價值截然相反，真正在政治學者案板上被仔細解剖的“民主政治”其實一隻包含著精英主義，甚至是寡頭主義色彩。
▲ 外國網友的黑色幽默：美國社會結構與歐洲封建制度的古今對比
從這一維度上看，現代政治嵌套進日本的門閥政治中不是沒有沒有可能。問題就在於，“民主精英”究竟指何種人物？日本門閥能否契合？
按照一般描述，“民主精英”指的就是，在強力組織和運動中，能夠讓自己處於“戰略位置”的人，並且可以影響政治績效和政治體制的運行。日本門閥的站位和影響力基本吻合。
另外，“民主精英”還掌握著現代民主政治的操作技術，壟斷著資本與權力的關係網絡。儘管日本門閥多是古來之物，但日本成功近代化的過程，也是日本門閥學習西方實現轉型的過程。精英的自我轉化過程往往被國家近代化的宏大敘事掩蓋，但相比於大清的八旗“廢物”，日本門閥倒是成功實現了自我革新，這一轉型紅利讓他們一直吃到現在。
總之，日本門閥憑藉自己的資源、網絡和智識水平，玩轉現代民主政治基本不成問題。但無論是莫斯卡、馬克思韋伯還是熊彼特，民主精英主義是在西方政治語境中誕生的解釋理論，所謂“民主精英”誕生於民主政治之後，這與日本傳自古代的“門閥貴胄”在順序上前後顛倒。
而且日本門閥間廣泛而複雜的聯姻關係，帶有濃厚的東亞傳統色彩，嵌套進民主精英主義的邏輯，顯得毫無必要。這就說明，推動日本特色門閥政治的力量，除了西來的民主政治，應該還有傳統社會的持續影響。
▲ 日本封建社會結構：天皇-將軍-大名-武士-農-工-商
理清這一源自傳統社會的影響，就要剝離民主政治，到東亞的政治傳統中去探尋。其實對於熟悉中國歷史的人來說，日本的“村頭家族政治”在中國古代早有前車之鑑，而鳩山和吉田-麻生兩家的恩怨情仇，在中國歷史上也能找到類似的案例。正是由於兩國在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上的部分相似性，即便不瞭解日本歷史，也能看明白這段“家長裡短”。
03 東亞門閥政治
對於中國人而言，“門閥政治”這一概念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為歷史書上有，陌生則是由於欠缺現實經驗。自宋代以後，門閥政治就在中國消亡了，其對平民社會最大的影響，可能就是“張王李趙”幾個大姓匪夷所思的人口規模。
但是在中國王朝歷史的前半部分，門閥政治卻佔據了主流位置。這段長達千年的門閥政治史又可以分成兩部分，即先秦的血親貴族政治與秦漢至隋唐的士族門閥政治，前者類似歐洲中世紀，以血統為軸，而後者已經摒棄了血統界限，以家族和聯姻為軸。
若對兩個階段的門閥政治做一個便於觀測的時代“切片”，前者的典型即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後者的典型即魏晉南北朝時代。
春秋時代的血親貴族源自周朝建立的封建制度，貴族與平民間血統界限分明，同姓諸侯本來就出自一家，同姓諸侯和異性諸侯還有長期聯姻的傳統，所以整個統治階級結成了一張社會網絡，具有相同的文化傳統和道德規範（也就是禮）。最早的儒家思想其實就是貴族文化的產物。這就已經與日本當今的政治門閥有幾分相像了。
春秋時代，禮崩樂壞，諸侯、大夫之間紛爭不斷，但打歸打，好歹還是一家人，互相之間多少還要受到禮的約束，這種政治模式實際上就是“寡頭共和制”，與後來綿延兩千年的皇權專制形成鮮明對比，也算是中國古有的“共和傳統”。
秦漢之後，血親貴族基本消亡了。士族門閥勢力捲土重來，一是源自外戚涉政，比如漢武帝和衛青、霍去病的關係，二是由於科舉制度還沒出現，徵辟制和察舉制等選拔制度下長期形成的地方豪強。
與日本的門閥一樣，此時的士族門閥也廣泛聯姻，甚至和皇帝攀上親戚，彼此之間也有著深厚的個人情誼，但如果家族集團間發生利益衝突，立馬翻臉不認人，一如鳩山一郎和吉田茂。
東晉時代的“王與馬共天下”，與鳩山和吉田兩家的故事頗為神似。皇帝司馬家要仰仗琅琊王氏（就是出了王羲之的家族）治理天下，但東晉初年，王家人為了自家利益，竟然想把威脅自己的皇帝廢了，另立人選。
從日本歷史上看，戰國時代之後，血統貴族逐漸落寞，武士階層崛起。到明治維新以後，延續到今天的門閥家族多起家於地頭武士，也會為了家族利益攀上天皇姻親。與魏晉南北朝的士族門閥極為“神似”，家族政治的運作方式也是異曲同工。
由於日本的政治社會演化與中國存在漫長的時間差，到近代前夜，日本社會的政治結構剛剛演化到中國士族門閥這一階段，你說它“落後”中國一千年，好像也不為過。而且由於日本社會沒有經歷過中國這麼漫長的平民化階段，在今天的中國人眼中，等級森嚴的日本社會顯得十分別扭，好像總需要一發社會主義的鐵拳。
民主精英主義與東亞門閥政治的相互嵌套，形成了今天日本民主體制中獨具特色的門閥政治。當然，這麼一個“封建糟粕”塞進民主政治，怎麼說都會有負面效果。這也導致日式民主發展成“寄託型民主”的畸形。
一般而言，選民投票，要麼是充分掌握政策方案和選舉人信息，“授權”給某個候選人，要麼能瞭解到候選人的能力，選一個責任人出來，總之，都有一種權責意識在裡面。但日本選民投票往往不太關心這個，只看受誰“長期關照”，覺得把事情都委託給這個人就好，自己什麼也不用管。本質上還是“門閥廕庇”的愚民思維。
也正因如此，即便日本與西方國家同為民主政體，西方人也不大願意接納日本政治文化中的這一成分。進而不會把日本看作是西方文明的延伸。所以不管日本如何鼓吹自己在價值觀上和西方多麼近，門閥政治的問題，還是得放回傳統政治邏輯中去觀測。
04 門閥政治的常態化
近代以來，門閥政治對日本的影響可謂五味雜陳。雖然這是個“封建糟粕”，但是依然有一定積極意義。
我們都知道國家工業化需要政治穩定，資本主義經濟需要市場秩序，倆東西要存在，就不能有人成天“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門閥政治恰好起到了秩序穩定器的作用，反正政治精英鐵了心要“脫亞入歐”，下邊民眾也努力奮鬥發家致富，“大家都有光明的未來”。一定程度上也回答了為何日本能先於周邊國家實現近代化。
▲ 江戶幕府末年的公家和大名，以及明治維新時代的元老，在明治之後，都變成了“法定貴族”。
但要說門閥政治的危害，那可就不勝枚舉了。
首先，底層民眾不帶腦子的後果，就是國家權力完全被掌控，國家平穩運行的前提是精英不犯錯，社會矛盾有的放矢。但日本明顯一條都沒做到，社會矛盾的積壓換來了“二二六”和對外擴張，精英的錯誤積攢起來換來了原子彈，眼瞅著就要全民玉碎了，天皇才下決心投降，接受“和平改造”，這樣“大家依然都有光明的未來”。
戰後美國人一沒有廢除天皇，二沒有剷除門閥政治，也是出於秩序穩定的考量。這點“光榮傳統”就延續到了戰後，並繼續在戰後的經濟建設中發揮作用。但門閥政治長期壟斷國家權力，導致大部分社會資源只能在資本-權力的關係網中流動，極易造成社會結構板結和政治腐敗，嚴重影響社會活力。惡果之一，就是當今日本年輕人對未來的信心都要跌穿地板了。
▲ 麻生太郎和鳩山由紀夫，既從屬於兩大陣營，同時又屬於兩大敵對家族
隨著門閥政治的常態化，精英家族間的利益博弈也隨之常態化。今天是姐夫和小舅子雞飛狗跳，明天又是大侄子和舅舅你死我活，拍成家庭倫理劇，夠演五百集，對於一國政治而言，未免太過兒戲。日本面臨的很多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長期懸而未決，並非日本人沒有能力，多是因這種開玩笑一樣的國家政治久拖不治，最終積重難返。
門閥政治還會塑造一種門閥專屬的“貴族”文化，引得無數不明覺厲的平民競相效仿。但話又說回來，古代貴族文化脫胎自文治武功，多少還要些實用的成分，今天這種“貴族”文化，純屬強行“顯人高檔”。扒開日本政治門閥的“貴族”文化，廣泛聯姻造成的“過繼”、“倒插門”、“認爹”、“賣閨女”隨處可見，這點事村頭就能幹，真不知有什麼可“高檔”的。
如今，已經有不少日本民眾認識到門閥政治的危害，他們也試圖以選票扭轉門閥壟斷權力的局面。但民間崛起的政治力量，多數又比較極端，比如小泉純一郎，許多日本人出於對門閥的厭惡選擇小泉，但小泉的右翼立場又讓周邊國家頗為不滿。
而且民間力量的此消彼長極易導致政局不穩，日本政壇在動盪之中迎來了安倍第二次組閣，雖然政局長期穩定了，但權力又回到了門閥手中。在不打破現有體制的前提下，政治穩定和去門閥化似乎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這為日本國家的政治前途蒙上了一層陰影，日本人如何解決自己的內政問題，不僅關涉日本的前途，還將影響東亞的國際關係。
有何兩全其美的辦法嗎？要麼還是來一發社會主義的鐵拳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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