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研究調查了2000年-2016年間美國不同部門在有關氣候議題遊說上的花銷。
有關氣候的遊說是一項大型商業活動。一項新的研究顯示，在2000年-2016年間，遊說者花費了200多萬美元來影響美國國會關於氣候的相關立法。不出意料的，出資最多的遊說者是諸如電力部門、化石能源公司和交通部門等因限制碳排放而受到負面影響的部門。他們為遊說做出的努力使環境組織、可再生能源產業和志願團體都望塵莫及。美國 Drexel University 大學 Robert J. Brulle 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研究，結果發表在 Springer 出版的 Climatic Change 期刊上。
Brulle 對 Open Secrets 網站上刊載的強制性遊說報告中的數據進行了分析。根據他的計算，美國在2000年-2016年間，花在氣候相關議題上的20億美元實際上僅僅只是同期美國花在其他議題上游說活動經費(535億美元）的3.9%。
Brulle 的研究也顯示，根據立法部門和國會所安排聽證會時間的不同，遊說費用的金額也呈現明顯變化。比如2000年-2006年間只花費了約5000萬美元（佔當年總遊說費的2%），但其後花費顯著增加，到2009年達到3.62億美元（佔當年總遊說費的9%）。2010年略微降低，2011年後則急劇減少（佔當年總遊說費的3%）。
在氣候變化遊說中花費最多的部門是電力部門，在2000年-2016的16年裡，他們花費了5.54億美元（佔所有氣候變化遊說支出的26.4%）。化石燃料部門花費了3.7億美元，交通部門花費了2.52億美元。環境組織和可再生能源部門的遊說支出則相形見絀，分別只佔總支出的3%，是化石燃料供應商和使用商花銷的十分之一。
“氣候遊說的支出大頭是受氣候立法嚴重受限的部門，” Brulle 解釋道。“環境組織和可再生能源部門在氣候變化遊說上的支出同電力、化石燃料和交通部門相比真是黯然失色。”
Brulle 說未來氣候立法的命運、結果和性質主要由部門間和部門內部的競爭決定，而遊說支出數據對此具有重大意義。他指出相對於職業說客的持續性參與和大額的資金投入，環境組織和非盈利性組織的活動經常是一次性的、短期的動員活動，存在很多不足。
Brulle 解釋道：“遊說基本都是避開公眾視線的。職業說客一般都選擇和政府官員私下接觸，而不是對觀點進行公開的爭論或反駁。遊說過程可以極大改變和控制政府決策者掌握信息的內容和渠道，進而造成信息交流系統性的扭曲。這就可能限制科學信息在決策過程中的準確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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