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謂“軍持”
軍持是梵語Kundi、kundika的音譯，又可譯作君持、君遲、軍遲、軍挺、捃稚迦等，相當於漢語的“水瓶”。本來是印度民族的一種日常生活用具，不僅佛教徒使用，婆羅門教徒也使用，如《菩薩本行經》中婆羅門比藍“欲澡婆羅門手，傾于軍持而水不出”，後來才被佛教徒賦予了宗教意義。
軍持來源於印度，但印度佛經中並沒有對軍持的形制和使用方法進行詳細地描述，只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等戒律中規定“不以汙手捉淨水瓶”最早對軍持進行細緻描述的是唐代高僧義淨，他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提出：“凡水分淨、觸，瓶有二枚。淨者鹹用瓦瓷，觸者任兼銅鐵。淨擬非時飲用，觸乃便利所須。淨則淨手方持，必須安著淨處；觸乃觸手隨執，可於觸處置之。唯斯淨瓶，及新淨器所盛之水，非時合飲。
餘器盛者，名為時水。中前受飲，即是無想。若於午後飲，便有過。”文中的瓶即軍持，包括兩類:一是淨瓶，用瓦瓷製造；一是觸瓶，可以用瓦瓷，也可以用銅鐵。
瓶之水在“非時”(佛教規定僧尼過午不食，如果僧尼過午之後飲水即是“非時”飲)飲用，觸瓶之水只有在中午前飲用才不違反戒律。義淨曾到印度求法，對印度舊法服鷹備至，往往以印度僧法為依據指責中土佛法的混亂，以上他所描述的淨、觸二瓶是以他親自了解到的印度佛法為依據的，可見在印度佛教中淨瓶和觸瓶是有明確分工的。
之所以將軍持分作淨瓶、觸瓶，義淨也做出瞭解釋:“淨瓶須是瓦，非銅澡罐，由其瓶內有銅青不淨不得灰揩故……然五天之地，無將銅瓶為淨瓶者:一為垢生帶觸，二為銅腥損人。”銅瓶盛水易生銅垢，瓶中之水不潔，是為觸瓶。
佛教中有很多名詞前都加一個“淨”字，如為僧尼服務的人員稱為“淨人”，僧尼可以吃的肉稱為“淨肉”，僧尼使用的澡灌也有淨澡灌、廁澡灌之分，這都體現了佛教對“淨”的一種宗教追求。
二、中國軍持類型分析
廣義的軍持形制多樣，除河北定州靜志寺、淨眾院塔基地宮出土的典型雙口樣式，及該省正定天寧寺凌霄塔地宮出土的頸部有一相輪狀凸起的典型單口樣式之外，還有凌霄塔地宮出土的盤口壺式、陝西扶風法門寺塔地宮出土的長頸瓶式、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出土的雙繫帶蓋罐式等等，而狹義的軍持只包括前兩種典型樣式。
軍持主要有金屬、陶瓷兩種質地，金屬質地有銅胎、銀胎，陶瓷質地有瓷胎和陶胎。本文的是狹義的軍持，並以陶瓷軍持為主線，金屬軍持由於數量較少，難以貫穿始終，僅作為參照。在以下的敘述中，將典型單口樣式稱作淨瓶，典型雙口樣式中北宋及其以前的稱作淨瓶。
典型樣式的單口軍持數量較少，雖然有銀質、瓷質之分，但同時期的器型基本一致。如天寧寺凌霄塔地宮出土的“北宋銀淨”和與北京順義縣遼淨光寺塔地宮出土的白瓷淨瓶時代接近，形制相似。瓷質單口軍持從五代至清代皆有，隨著時代的變化風格不同，基本特徵是小口、長頸，頸部有一圈相輪狀凸起。
五代生產單口瓷淨瓶的代表窯場是陝西銅月黃堡窯，黃堡窯五代產品以青釉為主，其上淺浮雕式的剔地刻花名甲天下，極為精美。軍持造型演變規律還是非常清晰的。
一是頸部相輪狀凸起的位置由上漸下，從五代時的近於口部發展到清代的近於頸部，永樂官窯青釉淨瓶例外，那是因為其乃仿燒宋代龍泉窯青瓷;二是腹部變化顯著。五代是長圓腹；宋代除長圓腹外，出現鳳尾式，脛部急收再外撇至底；清代除鳳尾式外還有誇張的扁圓腹。
典型樣式的雙口軍持數量較多，隋代至清代皆有，與單口軍持相比其基本特徵是肩部多了一個上揚的口。雙口軍持的發展明顯以南宋為分水嶺，風格發生了劇變，由之前的修長體態變為粗壯形。
具體的說，隋唐、北宋時期，淨瓶的造型逐漸由豐滿變為修長：一是隋唐時渾圓的腹部至北宋變為長圓；一是頸部更加細長，尤其相輪以上的部位更為突出。當然，頸與腹的變化是相應的，一長俱長，否則造型美將不復存在。還有一個突出特點是肩部口的變化，隋代的獸首、唐代的缽口到了北宋呈現多樣化的面貌，有獸首、缽口、葫蘆口、直口等。
到了南宋，軍持頂部的小口變為大敞口，細頸變為粗短頸，頸部的相輪消失不見，腹部由長圓變為扁圓，肩部多樣的口也作常見的壺流狀。
明代洪武時期的軍持承襲了南宋以來的粗矮外形，但頸、日部依然延續南宋之前傳統樣式的發展軌跡，只是縮短而已;永樂、宣德時期是盤口，細長流，高蓮臺式足。
嘉靖、萬曆時期的突出特點是肩部的乳狀流。清代器型一變而為責巴壺，雖然其直接源頭是西藏金銀器，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其與瓷質淨瓶的同源關係。
軍持最早是一種蓄水器皿，這在原始佛教經典中就有記載。並且這種蓄水器皿有大小之分，小者為個體僧尼隨身攜帶使用，大乘戒律中明確規定軍持為比丘十八隨身攜帶物之一，晉末宋初高僧法顯在《佛國記》中提到過其隨身攜帶有軍持。
三、軍持功能的變化
隨著佛教的發展軍持也逐漸成為一種法器。這主要有兩種情況:首先，軍持成為佛教神靈的手持法器，在顯宗中主要是作為觀音的手持物，這在南北朝時期的佛教造像中就有體現，如四月省博物館藏萬佛寺—梁代“觀音立像”就手持淨瓶 ，青州龍興寺出土的 “東魏天平三年 (536年)釋迦像”中左侍觀音菩薩也手持淨瓶。此後，淨瓶基本上成為觀音菩薩的固定法器之一。
唐、五代、北宋時期，淨瓶多是作為佛教用器，這一點可以從國內眾多佛教寺院的塔基地宮出土的大量淨瓶得見一斑。南宋以後，淨瓶的功能開始世俗化。黃叔踢《鶴鴿天暮春》詞:“戲臨小草書團扇，自揀殘花插淨瓶。”
由此可見，在功能上，軍持由佛教用器演變為僧俗兩界共用器，越來越世俗化。這些正是佛教中國化在器物層面上的生動事例，從中我們可以形象地感受到佛教東傳後與中國本土文化衝突融和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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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千年不斷傳承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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