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9月16日國新辦8月份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佈會上，統計局發言人公佈8月全國CPI同比上漲2.8%，環比上漲0.7%；其中豬肉價格同比上漲46.7%，漲幅比7月份擴大19.7個百分點，影響全部CPI同比漲幅的40%。針對這一形勢，9月2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要尊重規律，更加註重運用市場辦法，遏制部分食品價格過快上漲，保證全年物價總水平處於合理區間。
上篇文章考查近年“南豬北養”政策的緣起、要點與利弊得失，數據顯示2014-2018年中我國生豬存欄累計已過度下降，預示後續可能出現較大市場供求缺口。更具有挑戰意義的是，去年8月初東北報告首例非洲豬瘟，此後疫情在全國範圍快速散發傳播，使我國生豬產能受到進一步重創，直接導致目前豬肉供求失衡與市場異動。本文考察非瘟疫情傳入擴散情況，並著重討論其經濟影響。
1、非瘟傳入與擴散
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洲豬瘟病毒（ASFV）感染家豬和野豬引起一種急性、烈性、高度接觸性的傳染病，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 ）列為法定報告動物疫病，我國也將其列為重點防範的一類動物疫情。2018年8月1日遼寧省瀋陽市沈北新區養殖戶張書森的生豬發生疑似非洲豬瘟疫情，飼養383只豬有47只發病死亡。基於國家外來動物疫病研究中心病原學檢測結果，8月3日該養殖戶疫情被確認為由非瘟病毒引發，成為我國確認的首例非瘟發病記錄，標誌著這個在某些國家已肆虐近百年的生豬殺手傳入我國。
張先生事後對媒體介紹：“在我家豬得病之前，這道上扔得到處都是豬，”村裡已死了很多豬。張某“於7月5日從（瀋陽）渾南區高坎鎮小仁境村王某家買入45頭生豬。農業農村部專家組在王某養豬場的糞便樣品中檢出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王某3月24日從吉林市船營區大綏河鎮單某處購進100頭小豬，加上原有豬，當時總計存欄約280頭。4月份，豬群陸續出現發病死亡後，王某開始出售，除賣給張某45頭外，其餘均賣給經紀人……”。可見首例報告疫情是否確為實際發生最早非瘟仍有待探討。
首例非瘟報告後疫情以超出預料速度快速散發傳播。下圖整理國內有關部門和OIE資料顯示，從去年8月初到今年8月底一共發生了近150起非瘟疫情，31個省市自治區都有疫情報告。報告疫情發生頻率最高時段是去年9月到年底約4個月前後，其間共報告疫情90起，佔觀察期報告疫情總數六成以上，該時段平均每月發生約22.5起。今年1-8月總共發生57起，平均每個月約7.1起，比此前四個月下降近七成。今年8月報告疫情3起，9月10日報告寧夏最新一起。從公佈疫情數據看，今年入夏以來我國非瘟疫情肆虐情況已經得到控制，總體形勢趨於穩定。
從報告疫情地區分佈情況看，遼寧17例是報告疫情數最多省份。東北四省區其中三個省區位於報告數最多的前四個省級行政單位內，四省區一共報告33起，佔全國總數的22.4%，大幅超過豬肉產量大約佔全國10%的比重，官方數據顯示東北是非瘟疫情重災區。此外雲南和貴州兩省分別報告10起和9起，佔觀察期報告總數的第二、三名。另外頻率較高的是兩湖和四川等生豬存欄較多省份。
需要指出，報告疫情發生規模可能受到遺漏誤差因素影響。後文比較非瘟疫情病死及撲殺數與同期生豬存欄數變動存在較大差別，提示有關部門報告數或許顯著低估實際情況。上述有關疫情演講過程和區域分佈特點概括，只有在假定官方數據可能低估程度在時間過程和空間分佈兩方面保持相對穩定前提下才能大體成立。
2、何處與如何傳入？
相關資料顯示，非瘟20世紀初最早在非洲發現，此後部分非洲國家不斷出現疫情。1957年非瘟首次衝出非洲傳入歐洲出現在葡萄牙，上世紀60年代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等南歐國家先後報告疫情。70年代非瘟侵入西半球，進犯古巴、巴西、多米尼加和海地等國。1985年比利時、荷蘭等西歐國家也出現疫情。進入21世紀後非瘟疫情範圍進一步擴大：2007年傳入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俄羅斯，2008年傳入阿塞拜疆和伊朗，2012-2014年先後傳入烏克蘭、立陶宛、波蘭、拉脫維亞。
我國當代生豬業發展雖受到各種豬病和傳統豬瘟困擾，然而一直是非瘟非疫區國家。隨過近年非瘟在鄰近國家傳播趨於活躍，我國早已重視非瘟防控工作。如2012年原農業部等10部委聯合印發《關於切實做好非洲豬瘟防範工作的通知》，指出“俄羅斯等國家非洲豬瘟疫情不斷，並呈繼續擴散蔓延態勢，對我威脅不斷加大”。同年發佈的《國家中長期動物疫病防治規劃（2012-2020年）》，將非洲豬瘟作為需重點防範的外來動物疫病。遺憾的是，這些努力最終未能阻止非瘟侵入。
由於非瘟可能通過多種方式跨國傳播，因而我國疫情來源國存在多種可能。不過從兩方面情況看，我國非瘟疫情源自俄羅斯可能性比較大。
一是2017年3月俄羅斯東部城市伊爾庫茨克爆發非瘟，意味著該國非瘟疫區從早先歐洲區域的薩馬拉州向東推進幾千公里，達到與中俄邊境只有1000公里地點，從流行病學角度看傳入我國風險概率大幅提升。部分基於這一考量，2017年4月13日農業部辦公廳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非洲豬瘟風險防範工作的緊急通知”，指出俄羅斯新疫情“發生地距離我國較近，並且伊爾庫茨克州是遠東地區重要的交通和商貿樞紐，與我國貿易和人員往來頻繁。“要求各地相關部門“高度警惕傳入風險，密切關注境外疫情動態。”
鑑於俄羅斯相關疫情進展，2018年3月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發佈題為“非洲豬瘟對中國的威脅”報告，對“非洲豬瘟很有可能會被傳入中國”提出更為明確預警。鑑於中國地理位置和生豬生產及豬肉消費在全球中特殊重要地位，該報告對非瘟可能傳入中國將對東南亞和東亞國家影響以及全球生豬產業影響深表擔憂。我國非瘟疫情爆發後FAO首席獸醫Lubroth提到該報告指出：“這不是關於非洲豬瘟是否會傳入中國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傳入的問題。” 可見國內外機構事先就認為俄羅斯非瘟傳入中國風險較大。
二是非瘟病毒毒株類型國際比較結果支持上述推測。目前對國際上發現的非洲豬瘟病毒已鑑定出24種基因類型。我國軍事科學院專家採用分子流行病學基因測序方法研究結果顯示，引起我國本次非洲豬瘟疫情的毒株為基因II型，部分基因序列與格魯吉亞2007株和俄羅斯伊爾庫茨克2017株非瘟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同源性在99.93%到99.98%之間，二者可視為同一個病毒。由此可見，雖然未有定論，存在事先與事後證據，說明我國非瘟源自俄羅斯的可能性較大。
業內人士指出，非瘟跨國境傳播傳播方式包括生豬及其產品國際貿易和走私、國際旅客攜帶豬肉製品、國際運輸工具上的餐廚剩餘物、野豬自然跨國境遷徙等等，因而更難準確判斷非瘟通過何種具體方式傳入我國問題。媒體曾報道去年8月中旬黑龍江從俄羅斯非瘟疫情地區進口過24噸活豬，不過從報道情況看這個小批量進口發生在報告非瘟疫情之後，應該不是非瘟最初傳入中國的渠道。野豬遷徙傳播疫情雖沒有報告證據支持，然而在邏輯上也難以完全排除。
2018年3月FAO報告專門分析了非瘟傳入中國的可能途徑，基於國際經驗與專家問卷調查等信息，提出“運輸相關路徑（TARs）是（非瘟）傳入中國的最可能途徑，其次是非法進口食物和中國出國務工人員。合法進口生豬傳入病毒可能性不大可能”。“被汙染的車輛，來自遊輪、飛機和火車的廚餘廢棄物可能成為非瘟傳入中介”。去年8月底FAO首席獸醫Juan Lubroth接受媒體訪談時仍認為：“在這次非洲豬瘟事件中，很有可能是豬肉產品，而不是活豬，將病毒帶到了中國。”
從國際經驗看，客運航班和船隻攜帶含非瘟病毒豬肉製品，隨後通過廚餘垃圾傳染本國生豬，可能是葡萄牙、巴西和格魯吉亞等多國傳入非瘟的最初渠道。據2018年9月《中國新聞週刊》一篇署名文章報道，2016年“在黑龍江的東寧局口岸，檢疫人員在對入境旅客進行檢疫查驗時，連續多日查獲禁止入境物豬蹄總計140餘千克，檢疫人員依法截留銷燬。這些被查獲物，為在外務工人員因豬蹄腳便宜而在回國時順路買回家食用。”“儘管有不少禁止進口的豬產品被查獲，但是否有一些私下流入中國，並不知曉。”
還有人推測俄羅斯世界盃期間，國人出境看球賽可能因攜帶含病毒肉製品回國成為傳入源。據媒體報道：“專家表示，一個有可能的推斷是，俄羅斯世界盃期間，國人出境看球賽，順便從俄羅斯購回攜帶病毒的肉製品。這些肉製品未能全部食用，剩下的成為泔水。隨後，用泔水餵養生豬，引發疫情。”
3、多重經濟後果
國外經驗顯示非瘟疫情可能給一國生豬產業帶來極為嚴重打擊。評估我國生豬業現實形勢，有業內人士大聲疾呼“我們的養豬業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現在的最大公約數，就是不能讓我們的養豬業毀掉。”“生死存亡”判斷或許言過其實，然而系統觀察疫情爆發以來一年多來情況，非瘟散發傳播確已給我國生豬產業造成嚴重損害，對農業產出、農民收入甚至宏觀經濟運行也帶來不同程度值得關注的影響。
第一，導致生豬存欄大幅減少的直接影響。
據官方數據，截止2019年8月底我國31個省市區共報告發生147起非瘟疫情，19355頭生豬發病，13385頭死亡，死亡和撲殺數量112.76萬頭。然而實際損失可能比上述病死撲殺數顯示情況可能要大不少。
下圖報告統計和農業部門提供的生豬存欄數季度變動情況。從2018年3季度到今年2季度一年間，統計局數據顯示生豬存欄從4.29億頭減少到3.48億頭，下降8100萬頭；農業部數據從3.21億頭減少到2.39億頭，下降8200萬頭；兩個數據系列降幅分別為18.9%和25.5%。如果考察2018年4季度到今年2季度9個月時段情況，統計局數據顯示生豬存欄下降8000萬頭，農業部數據減少6800萬頭，降幅分別為18.7%和22.1%。
考慮去年8月以後生豬通常市場週期波動以及此前產業政策干預因素影響已經較大程度得到釋放，上述觀察期生豬存欄數進一步大幅下降應較大程度由非瘟疫情造成，包括生豬病死與養殖場（戶）補欄意願下降等原因促成，因而相應時期生豬存欄減少數據為非瘟直接影響提供量化參考信息。遼寧首例非瘟發生於去年8月初，用始於去年2季度生豬存欄數觀察可能高估非瘟疫情影響存欄數程度，用4季度數衡量則可能低估非瘟影響。
另外上述季度數據截止期都是今年6月底，沒有考慮此後幾個月生豬存欄進一步變動情況。根據農業部抽樣調查數據，今年7月和8月我國生豬存欄數比上月分別下降9.4%和9.8%，應是多年來創紀錄的跌幅。考慮該數據系列6月生豬存欄數為23883.5萬頭，推測7月減少約2245萬頭，7月底生豬存欄數為21637萬頭；8月減少2121萬頭，8月底存欄數下降到不足兩億頭的歷史低位。
基於上述數據，目前有理由認為從去年8月到今年8月底，非瘟疫情可能直接間接造成生豬存欄減少8000萬頭，相當於生豬存欄總量兩成上下。從7-8月有關部門400個監測縣提供的生豬存欄數令人不安的持續大幅下降最新信息看，上述損失估計數後續可能還需要上調。非瘟之所以導致這麼大損失，顯然與疫情散發傳播很快有關，下篇評論將專題討論非瘟超預期擴散多重原因。
第二，對農業產出和農民收入帶來顯著負面影響。
如果以每頭生豬平均市場價值1000-1500元計算，8000萬頭生豬存欄減少市場價值約在800億元到1200億元。考慮多方面相關因素，由此帶來的農業產出減少應該低於上述市場價值，目前粗略估計為500-1000億元。2018年我國大農業部門增加值為6.5萬億元，其中牧業產出增加值接近1.5萬億，非瘟導致生豬非正常減少的經濟損失，大約相當於大農業部門增加的0.77%-1.54%或牧業部門增加值的3.3%-6.6%。
動物傳染病具有明顯外部性，保障免疫安全狀態則具有典型公共品供給屬性，基於這一經濟學特徵並與國際比較經驗相一致，我國《動物防疫法》及相關法規政策規定，疫情導致生豬病死損失大部分以及活豬遭撲殺損失全部經濟損失，由不同層級財政補貼償付，構成有效控制疫情擴散傳播制度安排的重要環節。這也意味著，如相關規則得到較好執行，養殖企業和農戶有可能很大程度免於承擔上述疫情帶來的經濟損失。
不過財政補貼計算和發放前提條件之一，是政府相關部門確認生豬因疫情病死或被撲殺。然而上述數據討論顯示，由於種種原因官方確認的因疫情病死和撲殺生豬數量，與疫情直接間接導致的生豬存欄下降規模比較僅佔很小比例，因而上述經濟損失實際上可能仍主要由養殖場和養殖戶等微觀主體承擔，其中養殖場規模減少會對農民收入產生間接影響，養殖戶損失則會直接拖累農民收入。
估計農民收入影響需要判斷以農民家庭經營為主的養殖戶目前佔生豬生產大致比例。過去十多年我國生豬生產結構快速變化，存欄幾千頭甚至過萬頭大型養殖場佔比快速提升，以農民家庭經營為主的500頭以下較小規模養殖場（戶）佔比相應下降。不過對養殖戶佔全國生豬出欄數佔比缺少權威數據，業內研究有認為仍超過六成，有的認為只有三成多。2018年我國大農業收入估計為19553億元，牧業收入約為3378億元，假定上述生豬減少經濟損失農民養殖戶需承擔三分之一，則非瘟經濟損失約佔農民來自大農業收入0.76%-1.52%以及牧業收入的4.4%-8.8%。
第三，生豬和豬肉價格異動及其消極影響。
一方面，疫情爆發後一段時期，許多省區生豬調運依據控制疫情需要暫時禁止，產銷區之間生豬價差出現大幅上升和劇烈波動。下圖報告銷區浙江與產區吉林生豬價差數據顯示，該指標值通常在零值和2元/公斤之間波動，然而去年10月到今年4月半年前後飆升到6-8元/公斤罕見水平，價差達到通常時期高峰水平的3-4倍。過去幾個月產銷地價差仍經歷較大幅度波動。
另一方面，豬肉價格整體大幅飆升並開始顯現其宏觀效應。非瘟疫情爆發後生豬存欄數進一步急劇下降，出欄肉豬供給顯著減少導致豬肉市場供求失衡與豬肉價格大幅飆升。8月我國消費物價指數（CPI）同比上漲2.8%，其中豬肉價格同比上漲因素對CPI漲幅貢獻近四成，畜禽肉貢獻超過一半。雖然目前CPI漲幅仍在年初預定的3%左右調控目標範圍內，然而CPI從年初1.6%上下上升到接近3%水平，難免會對貨幣政策運用形成某種掣肘，使央行在考慮加大逆週期調控政策時更為審慎。
最後，疫苗研發特殊困難對根治疫情和恢復產能的制約作用。
對比2006年初夏發生豬藍耳病疫情，有關機構從2007年初突擊研發疫苗，三個多月取得突破性進展，不久疫苗大規模上市為有效控制治理疫情創造了有利條件。業內專家認為，非瘟病毒在毒株結構和變異性方面的某些特點，使得有關疫苗研發面臨特殊困難，導致非瘟出現近百年國際社會仍未能提供高效疫苗。我國有關機構目前正在全力以赴研發，給定我國科研實力與集中資源攻堅能力，最終應能攻克這個世界級難題；然而科研過程有其自身規律，相關進展很難有可預期的時間表。
在非瘟疫情難以很快徹底根治背景下，控制疫情主要依靠養殖企業加強生物安全保障防範措施，恢復生豬產能和穩定豬肉生產更需藉助政策調整，並取決於微觀主體對市場形勢和政策信號的相應能力和狀態。非瘟疫情發生以來，高層高度重視並多次發文和召開專題會議部署相關應對措施，尤其是上個月國辦發佈“關於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型升級的意見”，在養殖用地、貸款融資、結構性補貼、規範禁養、產銷銜接、疫情防控等方面系統推出了二十餘項新政策。多策並舉、上下互動，相信我國最終定能戰勝本輪超級豬週期的衝擊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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