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變局》系列文章之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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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一方面美國拿出“大招”——推出7000億美金大規模QE計劃。一方面中國開啟新基建時代，進行新一輪的經濟刺激計劃。
美股一再熔斷，似乎都快成了家常便飯了。面對高度混亂的金融市場，美聯儲還將銀行的緊急貸款貼現率下調了125個基點，至0.25%，並將貸款期限延長至90天。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將利率降至零水準，並推出大規模量化寬鬆計劃，以保護經濟免受病毒影響。
中國由於舉國抗疫，經濟和社會按下“暫停鍵”已經有日子了，經濟之戰接踵而至，復工復產的形勢迫在眉睫。儘管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消息，1-2月國民經濟承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壓力，但有關經濟的相關方面的確在下降，需要儘快拉動經濟發展。
至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的確，都籠罩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同時也面臨著經濟發展的挑戰和壓力。新加坡總理李顯龍14日在自己的臉書主頁稱，新加坡正面臨著嚴峻的長期挑戰，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可能已經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
此前，整個世界的政經秩序又已經處於微妙的變局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2019年的貿易戰。美國退居為中國第二大出口目的地、第三大貿易伙伴，除此之外，中國對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出口下滑。與此同時，美國與歐盟也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上的各種“退群”和紛爭，也在此起彼伏的發生著。現代化之殤，不可避免。
如今，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而且持續性的衝擊，整個世界的局勢變得非常的複雜和不確定。在這種複雜和不確定中，強勢國家主義或已重新歸來——這意味著“反資本”浪潮的到來：重新評估新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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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歷史節點上，我們有必要重新回望自20世紀70年以來的“政治轉變”——從20世紀70年代的亂局中興起的資本家階級精英分子恢復、鞏固，並在一些情形下重構了他們在全世界的權力。但接下來的世界時局發展就充滿了不確定性。
《資本的限度》作者，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大衛哈維同時也是一位著名政治學學者。他說，這次政治轉變——階級權力的恢復和重構——意義重大。階級權力本身是含糊的，因為它是一種難以直接衡量的社會關係。但它的行使需要一個看得見的必要條件（儘管不是充分條件），即收入和財富在少數人手中的積累。這些積累和積聚的存在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都得到了聯合國報告的廣泛關注。
當時人們發現，世界上最富有的358個人的資產淨值“等於世界上最貧困的45%的人口——共計23億人——的收入總和”。世界上最富有的200個人“在到1998年為止的四年間使他們的資產淨值翻了一倍有餘，超過了1萬億美元”，因而“世界的前三名億萬富豪的資產超過了所有最不發達國家及其6億人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這些趨勢一直在加速，儘管各處的加速並不平均。在美國，前1%的收入賺取者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額從1980年到2000年翻了一倍有餘，而前0.1%的人達到了原來的三倍有餘。從1972年到2001年，“從低往高第99個百分位的收入增長了87%”，而“第99.9%個百分位的收入增長了497%”。在1985年的美國，《福布斯》400位富豪的財富總和在按照通貨膨脹予以調整之後“為2380億美元”，“平均資產淨值為6億美元”。到了2005年，他們的平均資產淨值則是28億美元，全部資產達到了1.13億美元——“超過了加拿大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轉變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管薪酬的急速上升。
“按照今天的美元來計算，普通的首席執行官在1980年可以掙160萬美元年薪”，但到了2004年，年薪數字上升到了760萬美元。中國情況則是“1%的人掌握著大部分的財富”。
哈維說，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只要新自由主義政策掌權了——這些政策在地理上的擴散是非常不平均的——收入和財富極其懸殊的差距就會隨之出現。在1988年之後的墨西哥，隨著私有化和經濟結構轉換的浪潮，有24名墨西哥億萬富豪出現在了1994年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在2005年，嚴重貧困的墨西哥擁有了比沙特阿拉伯更多的億萬富豪。在俄羅斯以”休克療法“實行市場改革的幾年間，七名寡頭控制了近一半的經濟。
由於撒切爾在英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推動，前1%的收入賺取者到2000年為止已經把他們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翻了一倍。東亞和東南亞的所謂”發展型國家“，自1990年以來——主要是在它們的經濟遭受到了1997-1998年猛烈的金融衝擊之後——它們的不平等程度卻出現了45%的增加。
同時，全球的勞工力量受到了嚴峻的壓力。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的報道紛紛生動地描述了工人的絕望處境。據說有10億左右的人依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來掙扎求生，還有20億人是每天兩美元，而富人正以令人震驚的速度在全球四處積累財富。
既然如此，世界上為什麼沒有爆發革命的抗爭，反抗迅速增長的不平等和對分配公正的漠視？
哈維說，一部分困難是意識形態造成的。人們廣泛地接受了個人主義可以帶來的好處和自由市場據說可以給予的自由，還接受了個人對於自身福祉的責任；這些看法共同構成了一道森嚴的意識形態壁壘，使人們無法創造針鋒相對的團結形式。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成了新自由主義者。
從上層階級的立場來看，新自由化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它要麼恢復了統治精英的階級權力（例如在美國和英國），要麼為資本家階級的鞏固創造了條件（例如在墨西哥、印度和南非），要麼為資本家階級的形成開闢了道路（例如在俄羅斯）。媒體在上層階級利益的支配下宣揚了一則神話：一些國家之所以會在經濟上遭到失敗，是因為它們不夠有競爭力，也就是不夠符合新自由主義。它們鼓勵企業家式的冒險和創新，從而帶來競爭力並刺激增長。若下層階級的處境惡化了，據說就是因為他們出於通常是個人的或文化的原因未能增進自身的人力資本，是“個體自己的無能”——這顯然是一種達爾文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在這樣的世界裡，上層階級以及精英們宣揚的口號和理念是：只有最適合的人才能存活，才可以存活。
然而，一場巨大的金融和債務危機首先在1997-1998年淹沒了東亞和東南亞，然後傾瀉到了包括俄羅斯（1998）和阿根廷（2001）在內的各個地方。再到後來的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如今的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動盪不安”。
世界開始“一地雞毛”：舊“聯盟”瓦解，舊“秩序”破碎，新自由主義被自身的內在矛盾深深地撕裂了。隨著疫情全球大流行，這種撕裂會更加的明顯——當病毒成為世界的“頭號敵人”，以及人人在病毒面前真正平等的時候，人們更加會把注意力放在“無論是哪個主義，只要有利於疫情防控和人身安全的主義就是靠譜的主義”上。
3
於是，選擇和重構，是必然的，這是從2019年開始以來的繞不開的大命題。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客觀上加速了有關這個命題的破解進程。隨之而來的，或是重新出現的“爭端”乃至反合作的威脅。
這並非危言聳聽。因為，經濟鬥爭往往會向政治鬥爭的方向不可阻擋的演進。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會藉機重燃。
更不易被覺察的“風險”在於：資本家很有可能變成無產階級，就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明確表達的那樣。而每一次“戰爭”，似乎都是一次徹底的世界級的“清算”以及之後的利益重新分配與秩序重構，就像前兩次世界大戰的那樣。這其實就是一場世界性的大清算：“秩序重構”。
全球最致命的風險，除了像新冠肺炎全球性的傳染病之外，還有全球性金融和經濟的崩潰以及由此引發的極度貧困和全球戰亂——這方面，水哥在上上篇的推文裡已經專門論述過。
如果說在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各種混亂中勝出的解決方案大致走上了新自由主義的路線或“自由市場”的路線——帶頭的就是金融資本以及資本家階級與城市精英族——的話，如今的世界，似乎正處於一個新的歷史拐點——強勢的國家干預主義，再次出現在舞臺之上。
向左還是向右，再次事關全球人類的命運與福祉。而新冠肺炎疫情，或許正給了中國一個“時間窗口”，儘管中國同時也面臨著現代化之癢。
此外，美國的川普會否繼續成為“黑天鵝”？極端的不確定是否會變強？
...這些，對世界來說，都將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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