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到21世纪，全球进入到“地球村”时代，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民”。这是很多人司空见惯的认知。但是，随着经济、科技、文化的深入发展，人类这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地球村”似乎正在遭受着一定程度的解构和削弱，这背后更是折射着人类在向新的文明迈进过程中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
从部落到村落
匈牙利文化专家巴拉兹·贝拉（Béla Balázs）是首位提出“视觉文化”的学者。在他看来，自从印刷术从人类传播史上涌现以来，人类已经很久没有借助视觉美学来观察和思考世界。电影、电视等媒介的出现，让这种人类“早已退化”的视觉文化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是电影和电视如何展现了人类的视觉文化，巴拉兹·贝拉并没有用太多笔墨提及。
迪拜庆祝新年
在深受巴拉兹·贝拉理论的影响下，加拿大传播思想家麦克卢汉于1967年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提出了传播学史上一个著名的观点：“地球村”。
二战之后，人类媒介技术伴随着军事、经济、科技的发展得以一日千里的飞跃。麦克卢汉认为，广播、电视、电话、电影等媒介形态的出现，是对人类各种感觉器官如听觉、视觉、触感神经的“延伸”。广播是人类听觉的延伸，电视主要是视觉的延伸，电影则完美地延伸了人类的眼睛和耳朵。一个新鲜的观点“媒介即人的延伸”，就特立独行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在这种传播生态下，人类开始回归了原始社会中部落和村落的状态。部落让众人找到原始状态下视觉的体验，这是一种“点对点”的人际传播。相形而言，“一点对多点”的大众传播则让相隔千万里的人们依然可以找到原始部落的“错觉”。
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逼真的技术解放了人们从文字媒介解读到的认知，也同时还原了文字以外生动鲜活的视听体验。从此，异质的、散落的部落升级为统一的、集中的村落。受大众传媒影响的全球受众，像似原始村落里的村民一样，足不出户便可得知发生在世界上每个角落的资讯。“地球村”的说法便由此诞生。之后，“地球村”脱离了传播学领域，扩展为全球经济、国际政治等学科的研究，并被冠以“全球化”之先声。
20世纪60年以来，全球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这也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世界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的“地球村”格局。1984年，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其出版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一书中提出，全球在两极争霸之后的时代下，应该积极地寻求国际合作，并用足够完善的国际制度设计来改进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为新自由主义的“相互依赖”学说冲击现实主义学派“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知识化的权力
以大众传媒为先导，地球的各个角落都理应成为信息自由流通的受益者。但实践情况并非如想象中那般乐观。人们逐渐发现，那些科技力量发达、物质条件雄厚、文化感召力强的“信息强势国家”占据着国际传播的“头把交椅”，它们具备呼风唤雨的神奇魔力。不断地摧残甚至瓦解 着“信息弱势国家”的原始社会形态。这些“信息弱势国家”不仅无法享受“地球村”的福利，反倒沦为了信息自由流通”的“阶下囚”。
在国际传播的生态中，一些发达国家毫无疑问地居于世界领先和支配的地位，它们既向其他国家输出商品、资金、技术等，与此同时也对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施加极大的影响。联合国一项调查表明：全球每周有将近25万小时的电视节目播出时数，而美国就占9万多小时，为最大的电视节目出口国。
令人深思的是，即使是同样的发达国家，他们在国际传播中也存在较为巨大的悬殊，据统计，各国进口的电视节目中75%来自美国，美国影视产品在英国占91%，在荷兰、瑞典和德国占70%，在希腊、丹麦、西班牙占65%，在比利时、意大利、挪威和法国占60%，而西欧出口到美国的影视产品仅占其本国产品的50%。美国在信息传播中的“一家独大”，让欧洲各国产生了某种警觉，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国门向美国关闭。
法国便是欧洲诸国中对国际媒介传播保有足够警觉的国家。1994年8月，法国议会通过了文化部长杜邦所倡议的《关于法语使用的法案》（史称“杜邦法案”）。法案禁止在公告、广告、广播电台、电视台播送节目中使用外语，特指的外语节目除外。法案还规定了法国境内发表的出版物（包括英语出版物）必须有法语概要，法国人在法国境内参加的研讨会上必须使用法语作为大会发言语言等。
西方媒体图标
以此法案为标志，“地球村”不再因强悍的媒介力量而成为凝聚全球民众关注焦点的场域。麦克卢汉有关“地球村”的学说过于一厢情愿地将媒介的力量夸大，而忽略了国际社会中不同时期权力转换所带给人类的不同抉择。人类的权力结构按照历史的沿革可以分为三类：暴力、财富和知识。前几个世纪的权力是一国通过暴力和武力形成影响力，这种方式的劣势是风险大、不确定大，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工业时代之后，发达国家开始借助商品和资金等财富手段来行使自己的权力，操纵、控制他国的命脉。
但这两种权力的转移都不是“高质量的”。真正高质量的权力是来源于知识，这里的知识也包括广义上的信息。在信息社会中，信息和知识完全可以转化为某种“武力”和财富，从而增强一个国家对他国的控制力和支配力。这就可以解释美国在军事、科技、经济实力之外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实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其学术专著《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1990年出版）中，将其称为“软实力”。如果说美国之前的成功是基于暴力和财富的“硬实力”所构筑的“军事帝国”和“商业帝国”，那么“软实力”就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继续脱颖而出、晋升为“文化帝国”的重要维度。
解构的力量
随着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人类社会的权利转移状态具有一个“革命性”的特质。国家之间权力的转移形式和支配形态，由过去的军事和经济“高级政治”层面转移到知识、文化、社会等“低级政治”的层面。当各国都对文化、知识和权力的转化施以足够的重视之时，那种“天下大同”的地球村理念就开始受到威胁。极为正常的是，国家基于文化主权、传播安全等考虑，纷纷各自为政地设以政策的界限。
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村”的局限性，它或许可以对人类逐渐走到一起的“大同社会”保持乐观，却无法全面地解析出各国因不同的权力结构和价值取向所形成的“解构力量”。
逐渐觉醒的“地球村村民”
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时代中具有了的新的涵义——逐渐开放的信息场域让受众的素质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依附转为独立。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大众传媒时代，受众还会经常受到“议程设置”的摆布和困扰，他们要被动地接受媒介给予他们的信息排列，并在此过程中丧失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思维习惯。
而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受众开始从媒介中解放出来，他们基于各自的兴趣爱好形成了自成一派的“地球村”。正如一些西方传播学者所形容的那样：“我们将拥有的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是许多不同的地球村。”地球村成为一个被批判、被颠覆，而非被遵守的拟态环境，网民们更是趁着互联网的东风，将怀疑一切、批判一切、重塑一切的思维一以贯之。
这个过程是科技的进步，同时也是市民社会力量从自在阶段转变到自为阶段的象征。在国际传播中，这些逐步从“填鸭式”传播模式中解放的受众，对一元的、共识的声音产生重构的立场，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基于独特爱好、多元兴趣的思维风格和认知体系。这是国际传播中重大的变革，它意味着抗衡“地球村”中强势声音的力量不仅局限于各国的官方领域，还包含着来自民间的声音和舆论。
欧洲新冠病毒爆发走势图
在新冠病毒（COVID-19）席卷欧洲的时候（如上图所示），一些欧洲民众自觉的屏蔽政府官方的指引。他们既不囤货，也不戴口罩，而是按照自己的“判断”来选择“自主的生活”。一些民众认为，只有生病的人才戴口罩，有正常抵抗能力的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一些民众面对来自全球的官方信息，似乎并没有受到“惊吓”，依然选择让自己舒适的生活方式，只是在洗手方面稍加注意。一些民众觉得城市里面的“虚假谣言”太多，不堪其扰，就决定全家郊外游，他们或选定海边度假村，或选择野营生活，从此开启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人们惊奇地发现，面对一场波及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各国、各地的民众开始以碎片化的态势完成自己各自的生活抉择，“地球村”里的村民所持有的态度以及采取的方式竟是大相径庭。
如此说来，有关“地球村”的建构以及对其的遵从，早已脱离了上世纪麦克卢汉的预测以及基欧汉新自由主义式的“制度撮合”。逐渐具有独立判断意识的受众在以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为标志的“新信息时代”，开始自觉地解构着传统“地球村”中的一元声音，每个国家、地区的“村落”再次被肢解为碎片化、多元化的“阵地”。
最后一道防线
人工智能（AI）等高新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在给人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驱使“地球村”碎片化的进程。美国高新科技专业人士彼特·麦吉尼斯撰文称，在机器学习方面，各国国家不同的数据格式和算法体系会造成不同的“认知系统”，从而影响全球在人工智能领域达成一致的共识。另外，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每个正处于探索阶段的科技公司在AI技术的具体理念和方法方面，都有多样化的、碎片化的系统和方案，这让全球整体的“AI框架”建立充满很多不确定性。科技的不确定性，反过来影响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认知的不间断性和易脆弱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地球村”建构的雄心。
AI技术大行其道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地球村”里的村民确实都在使用同一种媒介，全球年轻人对于好莱坞大片、对于苹果新产品、对于电视真人秀的好奇和兴趣都怀有“天然的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似乎离“地球村”越来越近了。但是撇开“高度一致”的媒介生态圈，国际社会还有更多不确定的、呈离散化的“冲突”。
西方学者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闻名于世的论著《文明冲突论》中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的核心政治角力是在不同文明之间而非国家之间。当不同文明或文化形成了一对对“冲突CP”的时候，地球村的幻梦就会有朝一日退化为人类的噩梦。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亨廷顿对于人类在新世纪所遭遇的新冲突的预测——比如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确的，因为它最为直观地反映出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对撞”。
亨廷顿所著的《文明冲突论》
基于语言、信仰、民族精神的文明和文化，是最有生命力、最具持久性的。纵然欧盟一贯被视为最具有“超国家”特质的机构，英国还是特立独行地脱离了“地球村”，寻求各自的发展路径。英国脱欧的背后，固然有很多缘由，“大英帝国”所独有的“岛国文化”因素却是其中最意味深长的。文化血脉和身份认同像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面对款款而来的“地球村”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在某种程度上与政策导向、经济需求、社会和睦都不甚关联，它自身似乎固有“抵抗”全球化格局的免疫力。
“大英帝国”所独有的“岛国文化”是英国脱欧的重要缘由
即使在全球再处于“彼此相依”的一体化格局，每个处于不同“文化舒适圈”的国家和地区，仍然会倔强地坚守专属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挥之不去的文化自觉和身份认同，这直观地表现为受众对媒体选择的偏好上。亚洲媒体一次调查表明：在卫星电视播出较多的香港地区，收视率居于前20位的电视节目全部都是由本港制作的。同样地，在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韩国，收视率在前20位的节目有90%是本国制作的。在欧洲，多数文化是从欧洲文化密切相连的文化中输入的，媒介极少参与少数真正不同文化的传播。
媒介力量可以决定国际社会从相互封闭走向相互开放，但是忽略国际传播中政治格局、受众自觉以及身份认同的“地球村”最终只能走向它的反面：由一元到多元、从系统性到碎片化、从相互融合到彼此独立。
<code>视野 · 深度 · 新识/<code>
国际版、传媒版、文化版、时尚版、人物版、旅行版，每一版面都将开拓一片“新大陆”。
带你发现“新大陆”，先点关注哦。图片部分来源于网络，若有问题请联系。
閱讀更多 比天空還遠的季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