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支平
福建省惠安縣人，廈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民間文書與明清族商研究》等，編纂的大型叢書有《臺灣文獻彙刊》等。
林東傑
廈門大學國學（哲學）博士，集美大學講師，主要關注區域史、中國社會文化史，參與編纂《客家珍稀譜牒文獻叢刊》《天柱文書（第一輯）》等書。
摘要：宦官擅權是明代的弊政之一，尤其是皇帝外派各地的鎮守太監，惡跡甚多；學界對此硏究較為深入。然而對於派駐市舶司的提督太監，則硏究者很少涉及。市舶司是明朝政府與外國交往的專門職能衙門，提督市舶太監不僅是明代宦官干政地方事務之始，而且還剝奪了市舶司原設提舉官吏的權力，把持市舶事務，營私舞弊，肆意妄為。更為嚴重的是提督市舶太監直接導致了嘉靖年間倭寇的蜂起。而對於明代中期提督市舶太監的橫行妄為，不少士大夫採取了包容甚至合作的姿態。士大夫與宦官的這種暖昧關係，才是明代宦官干政在體制上的內在因素。
關鍵詞：明代 市舶司 提督市舶太監
明代市舶司是明朝政府與外國交往的主要職能部門，《明史·職官志》記載市舶司的職能雲：“掌海外諸蕃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偽，禁通番，徵私貨，平交易，閒其出入而慎館穀之。”市舶司的官員設置，大致有提舉一人，從五品；副提舉二人，從六品；其屬吏目一人，從九品。但是自從永樂年間中央政府派駐宦官提督市舶司之後，市舶司的管理職權，基本上為提督市舶太監所掌控。明代市舶司的這一沿革，學界往往言之不詳。本文試圖對明代的提督市舶太監一職，做一初步的探索，以期對明代的市舶司制度的沿革始末，進行較為全面的分析。
一、明代提督市舶太監的設置與興廢
關於明代宦官的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明史·宦官傳》有一段比較簡要的記述雲：“明太祖既定江左，鑑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頒《祖訓》，乃定為十有二監及各司局，稍稱備員矣。然定製，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於內庭。嘗鐫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敕諸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有趙成者，洪武八年以內侍使河州市馬。其後以市馬出者，又有司禮監慶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幹竊。建文帝嗣位，御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及燕師逼江北，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文皇以為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永樂元年，內官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八年，都督譚青營有內官王安等。又命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阯。十八年置東廠，令刺事。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學界對於《明史》的這則記載，雖然也有不同的討論，但是對於宦官外出監軍、鎮守等掌握實際權力，基本上都認同始於永樂年間，特別是關於明代的鎮守太監，學界論著甚多，意見雖有所分歧，但是鎮守太監始於永樂年間，並無異議。
但是如果我們對明代永樂年間宦官外派執掌權力的文獻記載進行仔細的檢索，就可以發現，其實永樂年間外派宦官到地方執掌權力的最早案例，卻是提督市舶太監。徐三重《采芹錄》記雲：
永樂元年八月，命齊喜提督廣東市舶，此國初內臣任外事之始。《水東日記》謂中官之寵任肇於永樂中，然猶未敢大恣，自後益勝矣。蓋高廟手三尺與諸將臣起事行間，其後創立宮府，則俱掃除供給之人，又監於前代，防約甚嚴，無有得幹外事者。文廟起潛邸危廹艱難之間，不無參密謀任保護以勞瘁同濟大業者，此一時緩急之賴，乃委任假借之所由始也。
其他的許多文獻也都記錄永樂元年八月永樂帝派遣內官到廣東提督市舶，如雷禮《皇明大政紀》雲：“（永樂元年八月）庚午，遣內官楊瑄等齎勅撫諭麓川、車裡、八百、老撾、古刺、孟定、孟養、木邦等處土官。……命內臣齊嘉提督廣東市舶。”何喬遠《名山藏》雲：“（永樂元年八月），始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成化年間擔任過廣東左布政使的彭韶，在其奏議中說：“廣東市舶提舉司衙門，先於永樂元年八月內該內官齊喜欽奉太宗皇帝聖旨設立。”
當然，徐三重在《采芹錄》中所說的（永樂元年八月），“命齊喜提督廣東市舶，此國初內臣任外事之始。”只是專指宦官外出執掌地方權力而言。至於作為外交使節或者安撫邊疆少數民族的使節及市馬志偉差遣，則從洪武年間就已有之。故在永樂元年（1403）的九月間，還有“庚寅，初遣中官馬彬使爪哇諸國”的記載。從此以後，“始命內臣出鎮及監京營軍”，所謂“鎮守太監”逐漸成為制度。
《福建市舶提舉司志》記載福建提督市舶太監的派駐時間，沒有具體的年份，但是也是始於永樂初年。該志載在《官職》中附有先年市舶府太監歷任職名，其中“楊斌，交趾人……永樂初年任；梁著，湖廣人……永樂初年任。”該志對於提督市舶太監名單的記錄不全，梁著之後的提督市舶太監還有：來住，交趾人，正統九年任，正統十三年遷本省鎮守；張貴，北直隸人，成化元年九月任；蒙信，廣西人，成化四年十月任；施斌，山西人，成化九年七月內任；韋查，廣西人，成化十二年九月內任；董讓，浙江人，弘治二年三月任；劉廣山，山東人，弘治十年六月十八日任；劉彝，山後人，正德二年二月初十日任；許通，順天府人，正德三年十月十三日任；呂憲，山東人，正德四年十一月初八日任；尚春，保定人，正德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任；趙誠，保定易州淶水縣人，正德十四年十月十一日任。
從永樂元年（1403）宦官齊喜出任廣東提督市舶之後，宦官提督市舶逐漸成為常態化，隨著鎮守太監等宦官在地方權力中的不斷加強，提督市舶太監也儼然專任一方，原先的市舶提舉司，在市舶司的管理上基本成為陪襯，淪落為擺設性的冷官。《福建市舶提舉司志》使由該市舶提舉官高岐所撰寫，他在《官職》中自嘲自己：“岐謹按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則知古者俸以養廉，君子恆懼其覆餗也。惟市舶提舉司衙門，建於福，支候款兵額派於興、泉、漳三府，徵解多逃逋，不惟官無以資用，顧役屢虛，無怪其嘖嘖也。雖有年例銀，不敷歲用。然署僻官貧，俸薄役稀，恆稱貸以應之。蒞此亦可以為清心寡慾之助，豈特逭素餐之譏哉！”寧波鄞縣籍士大夫張邦奇自宦官提督市舶，原先的市舶提舉無所事事，宜於清修養生雲：“我國家威德旁流，極天所覆，絕海島夷，往往帆䫻修職貢。明州濱東海，日本夷舶之來於是焉止，故朝廷命中貴主其事，而提舉市舶之職，率選科目胄監士為之。蓋重邊隅柔遠人清貨賄，勢不可以不慎。然閩廣之地，富商遠賈，帆檣如櫛，物貨浩繁，應無虛日，而日本之夷朝貢無常期，十數年間僅一再至，雖滛工巧技、委載如山，而率以其異物博同至物。其供應之節，控馭之方，掌於郡守，犒待之儀、貢輸之數主於中官，職提司者不過撿視之而已。士之清修而恬靜者，亦樂為之。”廣東右布政使林富在談到這裡的提督市舶太監專權時指出：“及查先年畨舶雖通，必三四年方一次入貢，則是番舶未至之年，市舶太監徒守株而待，無所事事者也。迨番舶既至，則多方以攘其利，提舉衙門官吏曾不與知。萬一啟釁外夷，則該管官員固有莫知其由而反受其咎者矣。”
朝廷外派提督市舶太監也同派遣鎮守太監一樣，有日益猖獗的趨勢。陳全之《蓬窗日録》記雲：“間常考內官之制，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徳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與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成化年間擔任過廣東布政使的彭韶指出當時廣東提督太監韋眷不斷增設私衙人手、濫役民戶的情景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欽差提督廣東市舶提舉司事內官監太監韋眷奏：‘自愧疏庸，叨沐聖恩如山高水深，粉身碎骨無足以報涓埃，夙夜兢惕，寢食弗寧。幸惟仰我聖君之徳，天地同仁，恩盈四表，光被海隅，越諸小邦，罔不臣服，絶漠窮荒，無不歸化，自古聖王之治，莫盛於此時矣。臣承命廣東，然其地方遇有所產土物等件，宜當用心採買，謹以貢用，此以臣子事君誠敬之心也。緣臣孑立孤身而人力不及差用，今查得廣州等府番禺、南海等縣人民，每歲編充均徭餘剩空閒人戶數多，用之不盡，或經過人員送之聽用，或公差官僚贈之跟隨，俱不為役，公用何在？伏望聖明憫臣㷀獨，如䝉乞敕該部行令廣東布政司轉屬本府，遞年定撥番、南等縣餘剩空閒人戶六十名，與臣差撥差買土產品物等件造辦進貢’等因具奏：成化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楊鼎等於奉天門欽奉聖旨，準他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合就連送該司仰類行廣東布政司轉行廣州等府番禺、南海等縣著落，當該官吏照依太監韋眷奏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仍行太監韋眷處知會。承此除欽遵施行外，臣忝備藩司，職在牧民，所有事幹利病，不敢不推陳之，乞赦臣萬死。伏惟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闢、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徵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廣東市舶提舉司衙門，先於永樂元年八月內該內官齊喜欽奉太宗皇帝聖旨設立，彼時僉民殷實戶四十七名、軍殷實戶三十七名在本司用，其他工腳伕並跟撥皂隸等項，又各不等。內臣相承接管，於今七十餘年。近太監韋眷奏乞均徭餘戶，特䝉聖恩，憫其獨身久勞於外，準撥六十名與他使用，誠天地之心也。但朝廷立法，四方視效。今內臣差出各布政司者眾，設若比例陳請，難盡應付。伏望聖明以祖宗為心、以萬世為念，遇事思畏慎終於始，將韋眷所奏餘戶，合無暫與一年，以後遞年乞且停罷，則臣民幸甚。”明孝宗登基時，姜洪在《陳言疏》中說：“我太祖高皇帝深鑑前代委任宦官之失，雖設監局一監，常職止五人，一局正副止二人，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灑埽供奉之事，未有干預朝廷之政也。近年一監有太監十餘員，少監以下無數，四方藩鎮之地、市舶財利之處，在在有之。蟒衣玉帶，視為常服，名位之濫，莫此為甚。然君側之人，眾所忌畏，恃勢縱橫，所至害人，假稱進奉，貨賂公行，損朝廷之大體，奪百生之衣食，甚至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如梁芳、陳喜輩，雖百死不足以謝天地。幸賴皇上明聖，尋皆貶黜，中外清明，人心稱快。然其中亦有忠謹守法可任使令，但不可干預政事。使弄威柄濫設者，願加裁抑，在京倉庫草場馬房九門，在外鎮守市舶倉場池礦，皆非太祖高皇帝舊設之數，悉宜取回以免害人。”
提督市舶太監等宦官群體在外干政者，至正德年間成為高峰。黃鳳翔在《嘉靖大政類編》中說：“閹宦自正徳間中外盤結，內則口含王爵、手握天憲，外則凌轢諸司、漁獵氓黎，幾同漢桓靈之季矣。”毛鳳韶在世宗登基之初指摘正德世的宦官雲：“臣聞官多則民擾，十羊九牧莫保其安，而況望生息乎？邇者陛下詔革冗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謂革冗安民，當自鎮守內臣始。蓋國初無鎮守，以各省有府衛有三司有撫按，可不用矣。永樂間設遼東、固原、山西三處後，乃添設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等項，民始不勝其擾矣。……今各鎮如故，供給之繁、差役之苦，不可勝言！況安靜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邊者，軍糧則扣及升合，在各省者，民利則侵及雞豚，黨附群奸，分投四出，凌轢有司，棰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
嘉靖皇帝繼位之後，宦官干政的現象一度得到遏制，許多外派的鎮守太監等也陸續召回。因此人們在論及嘉靖朝的政治時，一般都認為嘉靖皇帝對於宦官的治理較為嚴格。嘉靖二年，浙江市舶司發生日本貢使宗設、瑞佐因爭貢相互仇殺而殃及寧波等地之事，史稱“寧波之亂”，朝廷中有人如給事中夏言等倡言關閉市舶司的建議。其後在大學士楊廷和及其後大臣張璁的主導下，朝廷開始召回外派的鎮守太監等宦官，於是，提督浙江、福建和廣東的市舶太監，也在嘉靖十年前後先後被召回。其中廣東提督市舶太監的召回，緣於時任廣東布政使林富的力爭。林富在《乞裁革珠池市舶內臣䟽》中說：
臣照得廣東濱海與安南、占城等番國相接，先年設有內臣一員，盤驗進貢方物；廉州府合浦縣楊梅靑鶯二池、雷州府海康縣樂民一池，俱產珍珠，設有內臣二員，分池看守。前項各官，或用太監、少監、監丞，初無定銜。成化、弘治年間，樂民珠池所產日少，至正德年間，官用裁革，惟廉州珠池一向存留㸔守。臣竊計各官供應之費，市舶太監額編軍民殷實人戶各五十名，而珠池役佔不減其數，珠池太監額編門子弓兵皂隸等役，而市舶所用亦不為少。……況遞年額編殷實及所佔匠役無故納銀以供坐食為費不貲，珠池約計十餘年一採，而看守太監一年所費不下千金，十年動以萬計，割萬金之費守二池之珠，於十年之後其所得珍珠幾何？正謂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也。臣故以為市舶、珠池太監，俱不必專設，以貽口浚月削之害。市舶乞敕巡視海道副使帶管，待有番舶至澳，即同備倭提舉等官督率各該官軍嚴加廵邏，其有朝貢表文見奉欽依勘合，許令停泊者照例盤驗。若自來不曾通貢生番如佛朗機者，則驅逐之。少有疏虞，聽臣糾察，庶幾事體歸一，而外患不生。若欲查照浙江、福建事例，歸併總鎮太監帶管，似亦相應。但兩廣事情與他省不同，總鎮太監住札梧州，若番舶到時前詣廣東省城，或致久妨機務，所過地方且多煩擾，引惹番商，因而輒至軍門，不無有失大體。故臣愚以為不如命海道副使帶管之便也。……伏望皇上軫念邊方軍民窮困，特敕該部從長查處，將市舶、珠池內臣取回別用其，額編軍民殷實人戶及所佔匠役並門子皂隸等役盡數裁革，仍乞降敕廵視海道及海北道兵備官，各行嚴督官兵廵察，以待抽盤，看守以待採取，則省二內臣之費，不啻齊民數十家之產，而地方受惠、邊徼獲安矣。
從林富的奏疏中我們多少可以領略到嘉靖前期罷免宦官外派干政，還是相當勉強的。因此雖然說嘉靖一朝比起成化、正德等朝來說，宦官外出干政的事情大有控制，但是並沒有得到完全的杜絕。如吳仲在《修省疏》中說：“陛下奉行天地之事，群臣奉行陛下之事，凡陽不能以勝陰，陰不安於從陽，皆足以致此（災異）。臣請為陳之，陛下即位之初，誅逐宦官數十人，裁抑內外冗員數千餘輩，天下稱慶，今則鎮守太監每每違例請敕侵越職掌，而織造、市舶之差，亦漸次朦朧増復矣。”章僑在《寢貪圖以保元化疏》中說：“仰惟皇上改元一詔，凡系新添內臣俱已革回，與天下相休於無事之中，豈宜復有此舉。臣浙人也，偶有所聞為地方祈哀焉，誠恐管帶未已，必有專差，釁門一開，諸獘皆作。鎮守買辦也，市舶採辦也，不獨一織造之弊也，江西燒造也，陝西織絨也，南京龍衣也，畿甸皇莊也，與凡添設者之率而路也，又不獨一浙人之病也，則朝廷其失信於天下乎。”即使是在大學士楊廷和執政期間，外派宦官的事情也往往是旋革旋復，難於徹底遏制。楊廷和自己就曾經為此事嘆息道：“正德間權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營求御批以濟私慾者。陛下登極之初，罷鎮守、市舶及看守珠池等官，不意今者復降前旨，且出御批，不知出何左右撰呈？陛下何忍墮其奸，欺祖宗天下？正德幾危，賴陛下旋定，然國勢民力比之成、弘百未及一，豈堪更自敗壞？興言及此可為流涕。”
嘉靖年間雖然未能完全杜絕宦官太監等外出經管市舶、採珠等事情，但是畢竟不能堂而皇之地宣揚“提督市舶太監”的名頭，宦官外出干政的事情比起前朝大大減少。但是到了萬曆中期，萬曆皇帝惑於礦稅、市稅之徵，正式委任宦官外出徵稅、經管市舶、珠池的事情時有發生。王圻《續文獻通考》記雲：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留守後衛千戸張宗仁奏敬陳末議請復舊課等事，……奏浙江舊有市舶稅課，見今尚復徵收，就著奏內崇文門奉御劉成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府軍右衛前所正千戶陳保奏:自去歲見聖旨差內臣李敬前去廣東雷廉瓊三府所屬合浦等處採取，然其間未盡事宜，不敢隱黙。看得廣東一省十府之地，產珍奇之物，則有珍珠、瑪瑙、珊瑚、琥珀、玳瑁、雄黃、象牙、倭段、翠毛、冰片、硃砂等物，雜貨之類則有沉香、降速、苩草、蘇木、胡椒、白糖、龍枝及諸品藥材等物，古稱豐稔之鄉、萬物叢集之處。若令各商各行牙稅銀兩，每年不下三萬餘金，皆被本土勢豪霸侵肥己。此臣之汲汲於心者一也。臣查得世宗初年，廣東原設有總鎮兩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潘忠、市舶司太監熊宣、看珠池廉州府楊梅青鶯平江三池太監牛榮，臣見近奉欽依內臣李敬雖在彼處率眾採珠，三府所屬動經千里之外，使李敬一人兩目，不能遍觀，隻身不能兼歷，第恐群下作弊，以致精細者不能以進供上用。此臣之汲汲於心者二也。臣訪得在內忠正之臣，惟內官監太監李鳳歷事三朝，忠誠廉樸，年逾五十，動止周詳，伏望我皇上俯察臣言，遵照祖制舊例，敕命內官監太監李鳳充任總鎮兩廣兼管廣東等處抽稅並珠池等地方，訪察軍民利病得失，不時密封奏聞，如有土產及方物珍重器寶不時差人進獻，及將先年彼處原設市舶司內臣衙門，伏乞欽賜店名，不妨總鎮事務，協同臣等前去徵收稅租銀四萬兩，每年兩季解進御前交收，庶民無侵擾之私，則大工得以克濟矣。上即俞允。
在福建月港地方，由於隆慶年間巡撫涂澤民奏請準販東西洋，在此地設立督餉館，對往來海外的商船徵收稅餉，萬曆皇帝又專任宦官高寀前往督餉，肆意搜刮，激起民變。“高宷者，順天文安人也。幼給事上前，累遷御馬監監丞。先是大學士張位以國帑虛耗，請開採以充邊儲，比三殿之役。於是四方言利之徒，奸弁積猾，率上章請遣中貴出督礦，歲輸鉅萬萬，足供大工，又徐及榷稅。上俞其議，廷臣爭之，強不能得也。燕山衛指揮馮綱、千戶胡志嗣請以宷使閩，帝命寀往閩。自市舶、鎮守先後報罷，四封老稚久不識貂璫為何物。比宷銜命南下，金鉦動地、戈旗絳天，在在重足，莫必其生命。而黜吏、逋囚、惡少年、無生計者，率望羶而喜營充稅役，便覺刀刃在手，鄉里如几上肉焉。宷在處設關，分遣原奏官及所親信為政，每於人貨湊集，置牌書聖旨其上，舟車無遺，雞豚悉算，然稅額必漳、澄之賈舶為巨。宷躬自巡歷，所過長吏望風披靡。……每歲輒至，既建委官署於港口，又更設於圭嶼；既開稅府於邑中，又更建於三都。要以闌出入、廣搜捕，稍不如意，並船貨沒之。得一異寶，輒攜去曰：吾以上供。（萬曆）三十年賈舶還港，寀下令一人不許上岸，必完餉畢，始聽抵家。有私歸者逮治之，系者相望於道，諸商嗷嗷。因鼓譟為變……”時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張養蒙強烈指出礦使、稅監的危害，他給萬曆皇帝的奏疏中說：“陛下試思五七年前，聖意未動之先，何京弁腋璫無一人一字及礦店等事？及今連章累牘，指地坐名，其為交結逢迎意亦可見。惟是巧伺之黨實繁有徒，肘賴頭鑽，靡所不至，必將以小信而飭其大詐，以小忠而濟其大貪，採礦不已，漸及採珠，皇店不足，漸及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鑑不遠，恐非社稷蒼生之福也。”朝野上下雖然強烈反對外派礦使、稅監，但是在萬曆皇帝的縱容下，稅監依然控制著福建、廣東海舶徵稅十餘年之久。而到了這個時候，明王朝的頹勢已日益嚴重，海外貢船所剩無幾，私人海上走私貿易雖然相當繁盛，但是海舶的管理和徵稅，逐漸為鄭芝龍等海商海盜集團所控制，明朝政府已經失去了對於海上貿易的控制，市舶司及提督市舶太監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
二、提督市舶太監的不法行為
自從永樂年間中央政府在浙江、福建、廣東三地市舶司派駐了提督市舶太監內官之後，市舶司的實際管理權為提舉市舶太監內官所掌控，由於提督市舶太監內官掌控了市舶司的實際管理權力，加上外派太監內官與內廷有著比較密切的關係，外派太監內官觸犯法律，又往往得到皇帝內廷的庇護，這就使得提督市舶內官經常在任內肆意妄為、違法竊取。這種情景我在前面所引述的材料中已有反映，下面，我再舉一些外廷及地方官員揭發提督市舶太監肆意妄為等不法行為反被宦官陷害誣告的例子如次。
陳繼儒在《見聞錄》中記載成化年間廣東省布政使陳選因彈劾提督市舶太監韋眷不法事、反而為韋眷所陷致死的史實。該書記雲：
陳恭愍公名選，浙江臨海人，天順庚辰以會試第一人授監察御史，提學南畿試卷。……除擢廣東右布政使，逾年轉左。會肇慶大水，公即具奏災傷狀，便宜發倉賑之。市舶太監韋眷縱恣掊克，籍富民供辨，公奏減之。眷復以私艦通番，為番禺知縣高瑤發覺，沒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詰，公獨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口，詭稱蘇門答剌國貢使。眷利其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偽，逐之。又有撒馬兒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剌加市狻猊入貢，所過震驚，疏入留中。眷知中官鹹疾公，乃誣摭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遂遣刑部員外郞李行會同廵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聚，令誣執公，聚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栲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䧟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奪公官，遣錦衣千戶張福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闢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
陳選彈劾提督市舶太監反遭誣陷一事，在明代的文獻中多有記載，如陳建《皇明通紀法傳全録》記載戊午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提督市舶韋眷倚進貢為奸利，役戸苦於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鬆通販易，詭稱蘇門荅刺國使臣。眷利其貨，不問，選發其偽。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以獅子入貢，將浮海還國雲，欲往滿刺加更市獅子。選言此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諸番之笑。眷怨選每事沮抑，乃中以他事。……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廵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常。復賄選所黜吏張聚，令誣執選。聚不從，行等阿春，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䧟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諭罪當徙，奏聞，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乃上言訟其冤，不報。正徳中，贈光祿卿，諡㳟愍。”再如黃瑜在《雙槐歲鈔》中說：“吾廣方伯陳克庵士賢選，嘗作《獎賢文》曰：保民以固邦本者，臣之忠；教子以盡臣節者，母之賢。賢母、忠臣，國家之所褒嘉，方伯連帥之宜獎予也。廣東市舶太監韋眷，招集無賴駔儈數百十人，分佈郡邑，專魚鹽之利，又私與海外諸番相貿易，金繒、寶玉、犀象、玳瑁之積，郿塢不如也，然猶奮其威詐，漁獵民財無厭，銜寃者莫敢訴，持祿者莫敢問，官府所鞭撻者、囹圄所繫者，皆種禾撈蜆之民耳。由是嶺表之民不蒙至治之澤，而諸司懾其威、甘遂其非，非惟莫敢問，又從而助其虐。番禺令高瑤獨毅然不與為之屈，民有遭其茶毒者，力捍禦之，……及盤眷私貨歸縣庫，以身當之，克庵稱為古循吏。及克庵奏眷不法，反被誣就逮。瑤亦落職，束書數筴，戴平頭巾，飄然去。士民擁道涕泣交送之者幾千人。”鄧元錫在《皇明書》中記載時人稱提督市舶太監韋春（韋眷）與監守太監、珠池太監韋廣東三兇：“始祖宗時，內官禁不差，即有差事，竣遄罷。王振專銜命岀奉差者始比比。後兩廣邊方置鎮守，珠地、銀礦、市舶監收，織染監造，無慮皆內官賜敇行，威重於大臣，至是乃大肆。守備南京太監覃得朋乘馬快船夾販私鹽，毆殺廵檢，而直欲賣以為功，自往南京治之。廣東按察使彭韶具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而監守太監顧恆非禮貢獻，市舶太監韋春矯進奉庇富豪人，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雷廉騷動，廣東之人目為三兇至亂。”
天順、弘治間名臣劉大夏，亦曾向弘治皇帝密陳提督市舶太監不法事，而遭到宦官們的陷害，“劉忠宣公大夏在司馬，孝皇眷之，造膝奉對，所謀雖輔臣不與聞。一日，上張綴衣於內宮之隙，屏左右召公問曰：朕守祖訓，不敢逾分漁民，然各省歲奏民窮而亡者何？大夏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請言廣事。市舶一閹，歲所斂與省大小官俸廩埒，稍縱又倍蓰，皆辦於民。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在內勢孤，如陳寬靖已、李榮庸劣不足慮，惟蕭敬習故事，朕所須問然不假以權，此事卒難大更，但老者死或以罪罷不令嗣代可也。綴衣後一童閹伏地竊聽，未己孝皇棄天下，忠宣竟戍甘州。”焦竑《玉堂叢語》中也有相同的記載：“劉忠宣公大夏造膝奉對，所謀雖輔臣不與聞。一日上張綴衣於內宮之隙，屏左右召公問曰：朕守祖訓，不敢逾分漁民，然各省歲奏民窮而亡者何？大夏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請言廣東事。市舶一閹，歲所斂與省天下官俸廩埒，稍縱又倍蓰，皆出於民。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在內勢孤，如陳寬、李榮，庸劣不足慮，惟蕭敬悉故事，朕所須問，然不假以權，此事卒難大更，但老者死，或以罪罷，不令嗣代可也。綴衣後一童閹伏地竊聽，未幾，孝皇棄天下，忠宣竟戍甘州。”
正德年間韓邦奇彈劾浙江等地的提督市舶太監崔珤，與該地的鎮守太監王堂、織造太監晁進、督造太監張玉，並稱“四府太監”，擾害地方，幾生大變。陳子龍《明經世文編》收進韓邦奇《蘇民困以保安地方事》雲：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臣韓邦竒謹奏為蘇民困以保安地方事。臣巡歷至嚴州府建徳等縣、杭州府富陽等縣地，據軍民人等稟稱：本處地方雖出魚鰾茶綾等物，人民艱苦，四府太監差人催督，擾害地方，雞犬不得安生，要行禁約等因到臣。為照前項魚茶綾鰾系供用之物，未敢擅專，又訪得鎮守太監王堂、市舶太監崔珤、織造太監晁進、督造太監張玉，各差參隨人等，在於杭、嚴二府地方催攢前項進貢，固已勒要收頭銀兩，而不才有司官吏及糧里人等，倚是貢物無敢稽察，任意科斂，地方被害，人不聊生，而四府太監伴貢之物，動以萬計，是陛下所得者一，而太監即所得者十，參隨人等所得者百，有司官吏所得者千，糧里人等所得者萬。利歸於私家，怨歸於朝廷。上供者一，而下取者萬。況此等之物品不甚奇，味不甚美，何足以供陛下之用哉？及照建、富等縣地方地瘠民貧，山枯乏樵獵之饒，江清鮮魚鰕之利，兼以近年以來水旱相仍，徵科肆出，軍民困瘁已極，故前歲流民相聚為亂，一呼千百，幾生大變，幸賴撫捕而安，今尚洶洶未靖。往事在鑑，實可寒心，伏望陛下勅下該部，將前項貢物特從停止，仍行巡按御史並按察司及該道分巡官揭榜戒諭，今後敢有指稱進貢名色，在於各地方需索財物、騷擾為害，應參奏者奏請究治；應拏問者，徑自拏問。庶民困可蘇，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但是韓邦奇的彈劾，同樣遭受宦官的報復，《明史﹒韓邦奇傳》記雲：“時中官在浙者凡四人，王堂為鎮守，晁進督織造，崔珤主市舶，張玉管營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邦奇疏請禁止，又數裁抑堂。邦奇閔中官採富陽茶魚為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謗。帝怒，逮至京，下詔獄。廷臣論救，皆不聽，斥為民。”蔣一葵在《堯山堂外紀》中也記述了此事：“正德末，韓汝節（邦奇）為浙江按察僉事，廉勁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茶、筍、鰣魚，種種勒辦，民不聊生。汝節數裁抑。堂遂以沮遏進貢誣之，詔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為詩云：‘非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濤。’”時任給事中的孫懋，對於正德年間宦官的妄為不法並且誣陷外官的現象十分憤慨，他在《重委任以存國體以安人心疏》中提到鎮守太監於喜和市舶太監崔珤不法事時說：“臣仰惟我朝稽古建官，內則嚴御史之選，外則重郡守之職，誠以風紀之司關國家之重輕，牧郡之官系生民之休慼，委任之權不可不重焉者也。陛下即位以來，尤加慎擇，所以委任之重，而望其獨持風裁，為民造福之意至深切矣。頃者切聞御史張經巡按直隸，劾奏鎮守大監於喜燒荒失事，而反為於喜所誣；寧波府知府翟唐承勘部民王臣不法事情，而反為市舶太監崔珤所構，是二臣者俱奉欽依拏解來京。臣庸愚聞命驚愕，誠不知聖意之所在也。將張經、翟唐風紀有不職民社有不勝邪？抑於喜等報復私仇誣執其事而誤陛下之聽邪？不然以陛下平日委任之重、責望之深，而何至於此極也。夫天下之事有是有非，而處事之權有輕有重，斟酌可否之幾，在陛下一轉移之間耳。臣風聞於喜者故違勅旨，輕舉燒荒、損折官軍，幾至大挫，其罪甚重；張經亷得其實而劾之，不為不是矣。彼喜之所奏不過挾仇之舉耳，陛下何置於喜不問，而獨怒張經邪？又聞王臣者，乃崔珤用事人也，詐取民財、姦淫婦女，其事發露，知府翟唐承委勘問，雖刑罰過峻，不過欲得其實，以與民除害為陛下造一郡之福耳，亦未為不是矣。彼崔珤知而不戢，縱使害民，亦未能無罪也。陛下何不忍於害民一王臣，而獨忍於為民之郡守邪？且臣聞之朝廷之體，不可不重御史以司監察之權，重郡守以任師帥之責。邇年以來，凡御史奉差於外者，如施儒、餘珊、李穩，累經拏問，而知府孫祿、周統亦往往曾解赴京，中外驚惶，人人自危。臣竊料聖意特欲因此以薄示天威、整肅臣工耳，然方今天下中材最多，庶官之中涵養純固、雖利害禍福交至於前而能確然不奪者，無幾也。萬一為御史者，皆以經等為戒；為知府者，皆以唐等為戒，惟事詭隨靡然日趨於下，如昔人所謂寧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者，陛下何利而使士風至此哉？”
明代提督市舶太監中最為妄為不法者首推賴恩。賴恩於正德末、嘉靖初出任浙江省提督市舶太監，由於他的貪贓受賄，激成日本使者的“爭貢之役”，亦稱“寧波之亂”。《明史﹒外國三﹒日本》對此事記載如下：
嘉靖二年五月，其貢使宗設抵寧波。未幾，素卿偕瑞佐復至，互爭真偽。素卿賄市舶大監賴恩，宴時坐素卿於宗設上，船後至又先為驗發。宗設怒，與之鬥，殺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紹興城下，素卿竄匿他所免。兇黨還寧波，所過焚掠，執指揮袁璡，奪船出海。都指揮劉錦追至海上，戰沒。巡按御史歐珠以聞，且言：“據素卿狀，西海路多羅氏義興者，向屬日本統轄，無入貢例。因貢道必經西海，正德朝勘合為所奪。我不得已，以弘治朝勘合，由南海路起程，比至寧波，因詰其偽，致啟釁。”章下禮部，部議：“素卿言未可信，不宜聽入朝。但釁起宗設，素卿之黨被殺者多，其前雖有投番罪，已經先朝宥赦，毋容問。惟宣諭素卿還國，移諮其王，令察勘合有無，行究治。”帝已報可，御史熊蘭、給事張翀交章言：“素卿罪重不可貸，請並治賴恩及海道副使張芹、分守參政硃鳴陽、分巡副使許完、都指揮張浩。閉關絕貢，振中國之威，寢狡寇之計。”事方議行，會宗設黨中林、望古多羅逸出之舟，為暴風飄至朝鮮。朝鮮人擊斬三十級，生擒二賊以獻。給事中夏言因請逮赴浙江，會所司與素卿雜治，因遣給事中劉稍、御史王道往。至四年，獄成，素卿及中林、望古多羅並論死，繫獄。久之，皆瘐死。
陳全之在《輟耰述》中對賴恩的妄為不法記述得更為詳細，賴恩不僅在接待日本貢使時袒護納賄得一方，而且當日本貢使瑞佐、宗設相互爭鬥仇殺之時，還私下授予瑞佐一方兵器等物，致瑞佐等橫行無忌，“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該書記雲：
正徳六年，宋素卿、源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鄞人宋澄告言素卿本澄從子，叛附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毋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髙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讎殺，太監以素卿故，陰助瑞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
可以說，浙江省提督市舶太監賴恩得妄為不法，直接導致了“爭貢之役”的發生，也導致了嘉靖年間禍害東南沿海二、三十年之久的“倭寇之亂”。“爭貢之役”發生之後，明朝朝廷檢討追究事由，“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於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但是對於夏言關於“倭禍起於市舶”的說法，當時的許多有識之士並不認同。如範守己《皇明肅皇外史》引嘉靖年間士大夫鄭曉的話說：“鄭端簡有言：當是時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故祖訓雖絕日本而市舶司不廢，蓋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商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也。市舶罷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詗，海上無寧日矣。噫！斯言不為無見，猶非窮本之論也。蓋奸商貴官家負欠舶金，固為厲階，然使番舶不至，則奸商貴官家又何從誑取其貨、負欠其金以階厲耶？故靖海之道，唯絕番舶、嚴海禁而已。夷貨非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可缺耶？絕之則內外隔，而相構之釁無由生矣。夷雖欲窺伺我也，何可得耶？然朱紈嚴其令而言者紛紛，則衣冠之盜甚於夷狄也。紈去禁弛，不旋踵而蹂躪之禍半天下。市舶內臣所為乎，經國者可以深長思矣。”陳全之在《輟耰述》中亦言道：“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發覆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詗，海上無寧日矣。”
嘉靖年間的“倭寇之亂”，給明朝政府及東南地區的百姓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傷害，而造成這一禍亂的直接關係人之一——提督浙江省市舶太監賴恩，不能不說是罪大惡極。
三、提督市舶太監與地方士大夫的微妙關係
嘉靖二年“爭貢之役”之後，作為妄為不法的直接當事人之一的提督市舶太監賴恩，無論是從法律的層面，還是從情理的層面，都是應該予以嚴懲的。當時確實也有許多官員極力主張懲治賴恩等當事的罪人。如嚴從簡在《殊域周咨錄》中記載禮科都給事中張翀等力主懲辦賴恩等人云：“按太監賴恩受素卿賂，浙參政邵錫、副使許完、都指揮江洪俱懼失事之愆，多匿其實，故疏詞多左右素卿耳。後得旨：宗設免究，素卿無別情罪，責令回國，宣佈天朝威徳，令國王嚴束夷酋，畏天保國；並查頒降勘合是否宗設奪去，今次朝貢果差何人，務見真偽。待後該貢年分具本回奏，以憑議處。河南道御史熊蘭疏曰訪得宋素卿原本華人，叛入夷狄，先年差來進貢，已經敗露，時則逆瑾當權，陰納黃金之賄，遂逃赤族之誅，國法未行，人心未厭。今乃違例入貢，大起釁端，跡其罪惡，雖死猶不足以容之也。參照海道副使張芹、市舶太監賴恩與同府衛掌印廵海等官，禁令不申、守備不設，既不能善處以息其爭，又不能預謀以防其變；分守參政朱鳴陽、分巡副使許完各有地方之責，俱懷觀望之私，以致蠻夷公行劫殺，把關管海指揮千百戶等官任夷人出入往來，未有能攔截防禦者，指揮袁璡承委自䧟其身，推官高淺越牆以避其鋒，凡其侵掠之地，若履無人之境，按法原情通合查究。除備倭同知劉錦被殺外，乞各正典刑，一以為蠻夷猾夏者之戒，一以為備禦不嚴者之懲。……禮科都給事中張翀疏曰：參照副使張芹、市泊太監賴恩、參政朱鳴陽、都指揮張浩等均承委任，便樂因循，議處未定，……避地觀望，恣賊縱橫，策未展於一籌，禍幾延於兩浙，合應據法查究，創艾後來。”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賴恩很快就被無罪論處，夏良勝在《勘處倭冦事情以伸國威以弭後患疏》中復雲：
……進貢夷人大肆狂悖，圍城劫庫、放火殺人、拒敵官兵、佔據門禁，逆謀顯著，巡視守巡等官先事不能關防，臨事不能擒捕，以致奔逸入海，殺死備倭官員，情罪俱重，本當拏解來京，但有事之際，且都住了俸，著鎮巡官督率各官調集官兵嚴加防守設法追捕務將首惡及餘黨日下擒捕究問明白，並失事官員分別等第奏來處治，還通行各該備倭衙門一體防禦毋得觀望推託致誤事機，其應否入貢事宜，禮部看了來說。又奉聖旨，是宋素卿著鎮巡等官省諭就彼回還本國，其餘俱依擬行，又奉聖旨禮兵二部會官議了來說。又奉聖旨，是宋素卿及宗設夷黨都牢固監待報發落，這事情還著鎮巡等官上緊研審明白來說。又奉聖旨，是這地方巡視海道及府衛所寨巡捕等官正為備倭而設，因循日久，人多怠玩，致令倭夷不畏中國法度，縱橫往來，殺人放火，甚至戕害方面官員，擾害地方，事情重大，著巡按御史查勘明白參了來說。彼處鎮巡等官並南直巡撫都御史各督所屬，用心議處設法擒捕。又近該兵部總議前項事情題奉聖旨，是這進貢番船進港日久，各該官員不行遵照舊例上緊盤驗，以致夷人在於中國地方殺人放火，戕害總督備倭官員失事情重。馮恩等並張芹著巡按御史提問明白奏來處治，不許迴護容隱。賴恩雖無地方之責，提督欠嚴，本當究問，且饒這遭，著改過自新，以圖後效。劉錦情有可憫，贈指揮使，與陣亡的張鏜胡源子孫各照例襲升一級，劉恩及詹尚等都量與優恤，其餘俱依擬行欽此。
賴恩此次納賄不法導致“寧波之亂”，不僅沒有受到嚴懲，只是輕描淡寫地所謂“提督欠嚴，本當究問，且饒這遭，著改過自新，以圖後效。”而且在事過不久，竟然向朝廷奏請監管提督海盜，授權調動官兵剿捕禦寇，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准。嚴從簡《殊域周諮録》對此事記雲：
（嘉靖）四年，浙江市舶太監賴恩奏請頒換勅諭，與臣管市舶司事兼提督海道，遇有夷賊，動調官軍剿捕，以固地方便益。上命照成化年間例換勅與他。兵部尚書李越疏曰：“政毎患於紛更，法當務於謹始。此地內官，緣為提督市舶司而設，比與邊方腹裡鎮守守備內臣專為地方者不同，即令沿海督兵禦寇，自有海道副使與備倭都指揮使分理於下，又有鎮守太監與廵按御史提調於上，事體相因已久。沿海有警，俱可責成。若復又令市舶太監提督，誠恐政出多門、號令不一，必掣肘誤事。又況動調官軍系朝廷威柄，遇有緩急必須奏請定奪。賴恩小臣，豈宜得轍擅自專？推原其心，不過欲假借綸音以招權罔利也。乞將原降成命收回，仍戒諭賴恩，令其謹守舊規，安靜行事。”給事中鄭自璧亦疏曰：“賴恩肆意攬權，恣情黷貨，信鄭澤之奸計，則延偽使為上賓；受素卿之金銀，則致宗設之大變。三司兼欲受轄兵權，輒冀專擅。心每上人，動將壞法，內臣中之奉職無狀者也。乞將取回別用，另選老成安靜內臣代其任事。惟復痛加切責，姑令捫省前愆，用圖後贖。其勅書仍照舊止管夷人進貢並抽分貨物，衛所官軍不得干預，勿得輕信撥置，紛擾事端。”上詔：前已有旨。俱不從。
如果說賴恩的妄為不法屢屢逃脫懲處，是受到嘉靖皇帝的庇護的話，則當時一部分士大夫對於賴恩的吹捧奉承，則十分令人不解了。寧波籍士大夫張邦奇於嘉靖初提學四川，遷南京祭酒，改南京禮部右侍郎，改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可謂居“清華之地”。但是在張邦奇的文集中，卻屢屢為賴恩歌功頌德。如當賴恩慶壽時，張邦奇寫了《壽賴市舶》，為其祝壽雲：“紫霞深處祝長生，紅日扶桑萬壑晴。金谷故應追勝賞，玉堂先已識佳名。仙宮有露天香滿，雲漢無風碧海平。欲向安期問真訣，官居偏喜近蓬瀛。”賴恩刊行《東巡稿》，張邦奇為其撰寫序言云：“寧波古甬東郡也，太監賴公提督市舶於斯。乃者由杭城歷金華、溫、臺以至於寧波，為自西而東，征途題詠合五十餘篇，號《東巡稿》焉。夫浙東諸郡名勝甲天下，士之經由率無虛日，然溺聲利者遺丘壑之情，乏華藻者缺登髙之賦。公廉靜恬虛，於世味泊然無所好。卉木清幽華於錦綺，禽蟲啽哢異於絲竹。與人交忘勢分去邊幅，嗒焉無復彼已，而其中識見卓然，不可搖惑，嚴義利之辨，不輒取一毫於分之外。在武宗時，退而藏修者十有六年，遭皇上丕釐庶政，始有提督市舶之命。視篆三載，未嘗搒笞一人，而庭戶肅然，士民感頌。默休靜室，手一編玩味終日，興至則發為文詞。平生所得，積成巨帙，雖垣屏竹石之間，率鐫佳句，舉目粲然，如入驪龍之宮，應接不暇。所謂《東巡稿》者，特一時紀興之作耳。蓋聲利薄而丘壑之趣深，績學專而賦詠之才贍，而其忠君之心、恤民之志，又往往因所觸而形焉，此在處貴勢者尤難，而吾黨之士所為歆慕而稱歎者也。餘君文通輩將繡梓以示久遠，為之序而歸之。
嘉靖五年（1526）賴恩病逝，張邦奇為其撰寫墓誌銘雲：
上御極之初，肇新庶政，內外臣僚淸淑端願者鹹見擢用，惟時太監賴公，始獲將命頒賞於壽藩，未幾，承敕提督浙江市舶司事，至則革宿弊、憫飢羸，戒飭左右不絲毫擾於民，服食器用雅素如寒士，敬賢好儒，怡然去邊幅，人之有技雖韋布與之鈞禮。或苦貧乏，捐俸給之，然飲其德不言，故鮮有知者。庭戶翛然，園池竹石淸幽寂靜，如隱者居。凡居寧波六年，敲樸弗施，音樂弗用，圖書左右，鼓琴賦詩，適輒塵□之外，而民懷其德、士頌其賢。間出巡海徼，憂民懷君形之於言。為《東巡稿》、《南行稿》若干卷。嘉靖丙戌旱既太甚，公寢食弗寧，冒暑徒跣禱祠山川，中熱得秘結疾，以七月三十日卒於寧波之公署，遠近聞者莫不掩泣焉。公見話柔而內見卓然，得於天性。六歲入□□憲廟，簡入內館稟學詞臣，年十三賜牌㡌伴讀春宮，孝廟登極，遂入司禮監，歷升奉御監、丞少監以至太監，賜蠎衣玉帶。正德丁卯，逆瑾日張，公守正弗阿，出居天壽山，尋復出南京，擯弗用者數年。瑾既伏辜，□宗乃召掌鞍轡局事。及在浙江館，嘗產芝一莖，縉紳詠□其事，公所著復有漢賦十篇、琴譜隸韻等書，皆梓行於時。諱恩，字天錫，別號非丘子。福建上杭人，考諱某，攜家客於長樂，生公，成化己丑八月十二日也，未已考沒，妣溫氏。公卒之日，耆民謝淳輩相率聞於有司，捐貲構祠以報公德。公所知畲文通氏，將以□年□月□日葬公□山之原。乃摭行實，率公參隨史通輩，謁銘於予。銘曰：小雅巷伯，燁垂篇章，勃貂垂管，於邦有光，清忠退厚，如賀如強，鹹炳青史，曷負銀璫，嗟嗟非丘，為陵為岡，違世不懼，維時顯蔵，好善忘己，視民恐傷，以赫厥聲，永懷不忘，有祠越徼，有原冀方。於戲！天道維人之常，作善恆休，不善恆亡，來者必思，以勖專良。
在這篇墓誌銘中，賴恩完全是一位謙己修身、愛民施仁的提督市舶太監，與其他文獻中所記載的妄為不法、擅權行私的宦官迥如二人。饒有趣味的是，張邦奇還曾經為擔任過福建提督市舶、時任南京守備太監呂憲撰寫過一篇歌功頌德的墓誌銘，該墓誌銘曰：
予昔視學湖南，至於均州見廟宇、黌舎崇閎堅飭，甲諸郡邑，問之諸生，鹹曰太監呂公之成之也。公由福建市舶徙主太嶽太和山，兼分守地方，嘗治橋掘地得白金數十鎰，絲毫不自私，而以賑饑佐公費，故吾州有是學焉。予岀訪，公則古貌奇格，謙沖而肅乂，燕對移時，不一作世俗語。予嘆曰：內貴中固有若人也乎！今天子龍飛，移公鎮汴，汴自廖氏朘削，公私赤立。公至釐戢暴橫，務底寧謐。省城外河堤有柞薪之利，舊皆入私藏，公見城垣譙樓頹敝既甚，積至若千萬緡，飭新之。復捐己資修道途，民無病渉者。歲屢旱，毎禱輒應。以擒賊功上降敕獎勵，有“體國愛民，不負委託”之語。仍歲加祿米十二石，在汴八年，以足疾乞休者三，而撫巡相繼保留至於六七，大意謂公清行逈出時輩，而經緯區畫動中事宜，雖老師宿儒不能過。章毎上，上輒溫旨留之。己丑又辭，始獲允。而言官復交章薦之，以為可大任，上覆命守備留都，懇辭不許，遂力疾受命。至則罷私門之役，禮縉紳、剔奸蠹、戢臺隸，都人感悅。庚寅疾篤，復辭，上不許，會守備太監賴以解任回京，乃命公掌符驗關防，將專任之，而公已卒矣，嘉靖辛卯正月十日也，距生天順戊寅十一月三十日，壽七十有四。公明哲英毅，而渾和不露，其補內員也，在成化丁酉，而由內官監出典福建市舶也，在正德己巳。去閩之日，父老遮道請公靴留之，公不可，眾泣以請，堅卻之。或曰：請可偽，泣不可偽也。乃許之。在太嶽時，念貂璫之飾非事神所宜，以祭服請，上嘉之，詔尚方制而給焉。去汴盡籍幕府供具以還有司，士民垂泣遮留不忍舎，乃乞公像為生祠，誠心素節，所在感孚，晚遭明聖寵遇日隆。……
張邦奇所撰寫的關於賴恩等提督市舶太監的文字，與明代其他文獻中的關於賴恩惡行的記載，以及我們一般所認知的太監品行，反差實在太大。明代的宦官群體，不可否認也存在某些品行高尚、肯於為國為民辦事的太監，但是就整體而言，畢竟屬於少數。《明史·宦官傳》雲：“（宦官）雖間有賢者，如懷恩、李芳、陳矩輩，然利一而害百也。”這一評述基本上時符合事實的。然而我們還應該看到，宦官一旦外出擔任鎮守、監軍、提督市舶珠池、刺臣民隱事諸職務，就不能不與地方上的官吏以及士大夫們，產生許多直接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利益。當宦官在執行其權力而妄為不法時，固然有一部分官吏，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披露的資料所顯示，敢於挺身而出，對宦官的妄為不法行為，予以揭露彈劾，但是也有相當部分的地方官吏以及士大夫們，礙於種種的利害關係，寧願與宦官相安無事、互為利用，進而採取了與宦官合作的態度。正德年間擔任廣東右參議的吳廷舉，屢屢揭發宦官不法行為而遭誣陷，他曾經對地方官員與外派宦官的關係言道：“近年以來法度漸弛，人心轉貪，勢足以欺壓鹽司者，憑脅威權而肆然不憚，分足以平等鹽司者，囑託造請而冥然妄行。別處地方臣所未悉，只以兩廣所見言之，鎮守市舶內外官員明使家下舍人，或令軍牢伴當，靖江王府長史司託以關支戸口食鹽為名，起關馳驛，使令內使儀賓等官校尉軍餘等役，坐支廩餼，買引行鹽，利己是圖，害人不恤。初然市買則挾制水客少與價錢，及其買鹽又不依次序高抬時價，巡撫非不知此，念與同官，難為禁察。”從宦官這方面講，一味地與地方官吏及士大夫們對抗，我行我素，同樣有著極大的風險，遠不如採用與地方官員和士大夫們相互合作的立場，來得穩妥，從而保持較多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利益。在這種情況之下，外出擔任鎮守、監軍、提督市舶珠池的宦官們，往往與地方官員及士大夫們，保持著一種某種程度上的利益均沾的極為複雜的平衡關係。這種錯綜複雜的平衡關係，恰恰時明代宦官制度得以長期延續的重要原因，而這種關係，恰恰又是我們以往研究宦官制度時所忽視的。
這裡，我舉幾個例子來加以說明。廣東、福建兩地的市舶司衙門與提督市舶太監，由於掌握來往於海內外的商舶抽分徵稅的權力，而明朝中央政府對於出入於海內外的商舶進行抽分徵稅，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並沒有明確的規定。於是，提督市舶太監對於徵稅課銀有著很大的自主權，每年可自主支配的銀兩甚多，為了於地方官府保持在利益上的平衡，他們往往要把其中的一部分，分給地方官府共享，並且逐漸成為不成文的規定。景泰、天順年間，福建人陳爕擔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廣東市舶司向廣東其他地方主管衙門分發“番舶報水錢”，“廣東地瀕海，每互市畨舶至，諸司皆有例錢，謂之報水錢。爕獨不受，廣人至今稱之。”成化年間，江西人何喬新在廣東為官時，也遇到提督市舶宦官照例分發私下徵收“番舶”商稅錢的事情，雷禮在《國朝列卿紀》中記雲：“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建昌府廣昌縣人。……典番舶中官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財，遺三司，力辭不得，乃受而輸之庫。”在何喬新的《椒邱文集》中，也有同樣的記載，“典番舶中官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財，遺三司，先生力辭不得，乃受而輸之庫。”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上記載：“朱英，字時傑，桂陽人，“登正統乙丑進士。……成化五年升福建右布政使。福建八郡歲輸大青大綠，非土所產，厚價買諸他省，吏胥毎緣以為奸，英擇屬官廉能者總收之，買以輸官，民免科斂。提督市舶中官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貲遺藩臬，力辭不能，卻乃受而輸於官。”像陳爕、何喬新、朱英這樣不接受非分之財的官員畢竟不多，但是由此可以想見在當時的提督市舶太監每年必須向地方官府移交一定數額的徵稅銀兩，幾乎已經成為定例。清廉的地方官員不願接受這些銀兩，等於破壞了定例，行不通，只好上交到官庫以憑公用。
有的地方官員不願與提督市舶太監同流合汙，其所損害的並不只是提督市舶太監，同時也危害到地方官府及地方上的利益共沾者，因此這些正直的官員，往往會引起許多人的不滿，不僅會受到宦官們的陷害，甚至受到士大夫的攻擊。如江南崑山籍的官員盛洪，因拒絕市舶中官的贈饋，導致許多同事官僚不滿，怨謗沸騰，“升廣東海道副使，釐宿弊、嚴條約。先是通番買港之徒，夤緣假藉騷擾驛傳，至是屏絕。市舶中官利通私貨，以黃金百斤暮夜饋之，堅拒不納，禁戒益嚴。由是怨謗沸騰，終不為動。嘗斬捕海賊千人，又上章論通番奸弊及保安事宜，悉見嘉納。遇例裁革歸，尋以海道舊事檄召樸廣，卒於道，超擢山東按察使，已不及矣。”嘉魚籍的官員吳廷舉，不願聽從上司的指令替提督市舶太監辦事，結果招致御史官的彈劾，“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其祖戍梧州，遂隸戎籍。成化癸卯，年十九舉於鄉，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徳知縣，潔己如水，字民如子，減賦息訟，乃刻《家禮》實行之。都御史屠滽檄·吳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溫。吳公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請發令。順徳權璫，屠為修家廟，吳公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買葛，吳公即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為式，如不中意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吳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何也？”
從以上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明代提督市舶太監等宦官集團，與地方官府以及士大夫階層，保持著相當複雜的平衡關係，這種平衡關係並不是我們以往所認知的那樣，外廷士大夫與宦官集團總是相對抗的。他們之間的相互合作關係，很有可能超出他們之間的對抗行為。我們瞭解了這一點，就對於上面所引述的官居“清華之地”、同時又是寧波籍人的張邦奇，如此罔顧事實、肉麻地吹捧提督市舶太監賴恩的行為，不難理解了。
四、關於明代市舶司史實的兩點辨誤
《明史·職官四·市舶提舉司》的記述僅有二百字左右，但是至少有兩處錯誤。該志寫道：“市舶提舉司。提舉一人，從五品；副提舉二人，從六品；其屬，吏目一人，從九品。掌海外諸蕃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偽，禁通番，徵私貨，平交易，閒其出入而慎館穀之。吳元年置市舶提舉司。洪武三年，罷太倉、黃渡市舶司。七年，罷福建之泉州、浙江之明州、廣東之廣州三市舶司。永樂元年復置，設官如洪武初制，尋命內臣提督之。嘉靖元年，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於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
其一，夏言奏革福建、浙江兩市舶司，是在嘉靖二年（1523），而非嘉靖元年（1522）。嘉靖元年（1522）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於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事，指的是嘉靖初年因日本貢使爭貢導致“寧波之亂”的所謂倭禍。但是《明史﹒外國三﹒日本》記載日本貢使爭貢在於嘉靖二年（1523）五月。其中記述我已在本文第二節談及浙江提督市舶太監賴恩的惡行時予以引用。這裡再引黃鳳翔的《嘉靖大政類編》南倭的記載相互映證：
嘉靖二年六月，日本國夷人僧宗設等齎方物入貢，泊浙之寧波。已而僧瑞佐、宋素卿等後至，互爭真偽。宗設遂殺瑞佐，而素卿者故寧波叛民也，率其黨至慈溪，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蹂躪寧紹間。宗設等奪舟遁，擄指揮袁璡以去。事聞，上切責鎮廵等官，令督兵追捕。其入貢當否，事宜下禮部議報。兵科給事中夏言言：醜夷恣逆，沿海無備，宜遣風力近臣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閩以及兩廣，會同撫臣按視，預為區畫。其倭夷應否通貢，乞下廷臣集議。
在明代的相關記載中，關於嘉靖初年日本貢使再寧波爭貢一事，也有許多文獻說是嘉靖元年（1522）的，如方孔炤的《全邊略記》中雲：“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次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筵宴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饋市舶大監以重寶，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與相讎殺。太監又陰助佐，授之兵器。殺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主客，遂請罷市舶。”黃光昇的《昭代典則》中記載：“（嘉靖元年）日本諸道爭貢。……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雷禮的《皇明大政紀》雲：“嘉靖元年，宋素卿、宗設仇殺，夏言謂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之。”徐學聚《國朝典匯》亦云：“嘉靖元年，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起於巿舶，禮部遂請罷市舶。”顯然，《明史﹒職官四﹒市舶提舉司》中關於嘉靖元年夏言請罷浙江、福建市舶司的記載，受到以上各種明代文獻的影響時顯而易見的。
那麼，夏言奏革福建、浙江兩市舶司，究竟是在嘉靖元年，還是嘉靖二年？明代文獻記錄的可靠性，當然首推明代歷朝《實錄》。這一方面是《實錄》所載，距離事發之時比較接近，不易輾轉傳訛，另一方面後朝編撰前朝《實錄》，均以前朝的第一手官方記錄為依據，斷不至於在年月時間上出現很大的錯誤。我們搜檢《明世宗實錄》上關於日本貢使爭貢仇殺的記錄：“甲寅，日本國夷人宗設、謙導等，齎方物來。已而瑞佐、宋素卿等後至，俱舶浙之寧波，互爭真偽。佐被設等殺死，素卿竄慈溪，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袁璡，蹂躪寧、紹間，遂奪舡出海去。巡按御史以聞，得旨切責巡視、守巡等官，先是不能預防，臨事不能擒剿，姑奪俸，令鎮巡官即督所屬調兵追捕，並核失事情罪以聞，其入貢當否，事宜下禮部議報。”根據《明世宗實錄》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日本貢使來到浙江寧波，誠如《明史·外國三·日本》中所記，是嘉靖二年五月。而爭貢仇殺的“寧波之亂”發生之後，報至朝廷，嘉靖皇帝切責當事官員並且下旨禮部議報，當在次月，即黃鳳翔在《嘉靖大政類編》中所說的“嘉靖二年六月”，以及《明世宗實錄》中所記得嘉靖二年六月甲寅日。
其二，《明史·職官四·市舶提舉司》中所謂夏言奏請罷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這一記錄也不準確。事實上，夏言奏請罷革浙江、福建兩市舶司之後，並沒有得到立即的施行。浙江市舶司因朝廷追究“寧波之亂”的行政官員責任，但是市舶司似乎沒有被罷革，原來屬於提督市舶太監的事務，一度交付鎮守太監監管，所謂“浙江、福建事例，歸併總鎮太監帶管”。市舶司提舉一職，在嘉靖九年（1530）仍然由劉汶村擔任。戴鱀的《戴中丞遺集﹒送市舶劉汶村考成入覲敘》雲：明（明州，即寧波）之有市舶，以待倭夷之貢也。海中諸夷多道閩廣，而倭夷獨道浙舶。明自永樂間專官置司，以提舉之階下郡大夫一等，所以宣上德威柔來卉服而熙輯海宇，其任可謂重矣。厥後增遣中官蒞之，因復參預海防諸事，銜命怙勢，供億轥輮，吾明之民，無所釋肩。……嘉靖初年倭夷之使先後至者，相戕於境上，自明及越，若渉虛邑，潰流末熖，濡毀於民。聖天子赫然震怒，執夷使戮叛人、黜罰執事者，慎擇主客之臣。而安福汶村劉君以才諝擢副舶事。比歲議者嘗虞海夷之復至也，貳順之莫逆知也，岌然若有朝夕之憂。君相諮厥寀洎郡大夫，先事周防，發機中括，民恃無恐。乃九年庚寅，朝廷至簡中臺重臣廵視海上，其年又以言者召還中官。……今年春，會君將以考成上於天曹。……君之為市舶也，民猶有所恃也，其遂進而司牧焉。則夫所以厚輯者尚有既哉？一舶事固不足以煩君……”；從戴鱀的記述中可知，提督浙江市舶司太監，是在嘉靖九年（1530）撤回的，而市舶司衙門，則又稍後一些時間，劉汶村在這期間擔任市舶副提舉，可能因為市舶司罷革之故，他從市舶司副提舉之職，轉任當地地方官員，“遂進而司牧焉”。
相反的，《明史﹒職官四﹒市舶提舉司》中所謂“惟存廣東市舶司”，卻也只保留了數年之久，也是在嘉靖十年（1531）前後由於廣東布政使林富的奏請，罷免市舶司和提督市舶太監，原來屬於市舶司衙門的事務，劃歸海道衙門兼管。這一點，本文在第一節中已有論及。
至於福建市舶司，在嘉靖年間一直存在，沒有罷革。根據周用《周恭肅公集﹒乞憫恤遇害方面官員疏》所記，嘉靖九年間，福建市舶司提督太監的事權，與上引林富的奏疏中所言一致，由鎮守太監監管，“嘉靖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臣節據福建都布按三司各呈為反獄事。該廵按福建監察御史施山、鎮守福建地方兼管市舶司事內官監左少監師章會案行，……”當然，這種狀況也同浙江一樣，不久隨著鎮守太監的召回而不復存在。惟有市舶司衙門，則保留到萬曆年間。高岐《福建市舶提舉司志》記載嘉靖元年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間歷任福建市舶司提舉的名單，先後有：劉廷臣、陳九韶、徐廷傑、何公溥、陸時雍、江汝璧、楊育秀、陳璦、鮑冕、楊璉、高岐。申時行《大明會典》記載：“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舊有市舶提舉司，萬曆八年裁革。”福建的海舶管理及其徵稅，自從隆慶年間巡撫涂澤民奏請“準販東西洋”之後，督餉館設置於漳州府的月港地方，位於福州的市舶司衙門，越發清閒，少有事做，朝廷於萬曆八年（1580）予以裁革，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由此可見，《明史﹒職官四﹒市舶提舉司》中關於夏言在嘉靖元年（1522）奏請罷革浙江、福建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的記載，均是錯誤的，有必要予以辨誤指正。
【注】文章原載於《東南學術》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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