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創造都從破壞開始。
悲痛也是一種力量，
不僅能激發我們的士氣、決心和凝聚力，
還能激發我們的想象、責任和創造力。
因為，災害讓我們更加期待美好！
黑死病(Black Death)是1348-1350年蔓延整個歐洲的大瘟疫。黑死病給歐洲造成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宗教、文化等各個方面，它不僅使歐洲人口銳減，更是歐洲中世紀向近代社會轉型的契機。黑死病推動了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發展，開啟了歐洲思想解放的新時代。
天主教會在歐洲曾經有絕對權威，然而儘管人們一再向天主祈禱，請求上帝保佑，每天仍有成千上萬的人死去，連那些道德高尚的為上帝服務的教士和修女也不能倖免。黑死病的出現動搖了人們對於“神權”的崇拜，教會政治地位不斷衰落，劫後餘生者從他人的死亡恐懼之中喚起了對自我生命存在幸福的追求和對生之權力的百般珍惜。於是不失時機地追求現世享樂便成為人們的生活信念，歌頌人生、申揚人權成了新的社會觀念。正是這種從“神本位”到“人本位”的轉變，促使了一大批以人為核心藝術大師及優秀作品。達芬奇的《夢娜麗莎》、米開朗基羅的《垂死的努力》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災難之後，往往會引發人們對於文化、對於藝術的思考，從而催生一大批優秀的藝術作品。然而歷史告訴我們，文化與藝術也往往與災難並行，在人類的災後恢復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1999年，臺灣南投地區發生了“9·21”大地震，全村396戶中的228戶房倒屋塌，本就瀕臨破產的村莊成為一片廢墟。
桃米生態村優良的自然生態條件造就了桃米村豐富的青蛙資源。災後重建中，桃米提煉出以“青蛙共和國”為新文化符號。把青蛙設計出各種可愛的卡通形象，遍佈鄉村醒目位置，遊客在桃米處處可以看到青蛙雕塑和圖案。每家民宿都要在院落裡打造一個生態池——為青蛙營造生態家園。甚至公共廁所也以“公蛙”和“母蛙”來命名加以區分。而後打造的紙教堂成桃米村的新精神地標，既象徵桃米村要遞接日本神阪大地震後鷹取社區重建堅貞而博愛的精神信仰，又是一個在村中體現社區精神和生態文明信仰的詮釋中心，及開展其他重要活動的社區生活中心。
現在，桃米村1/5的村民都在經營生態產業，而其他村民經營的傳統農業，也因生態產業的帶動而升值。桃米生態村日接待遊客達到1500人；平時每天接待遊客也在500人左右，每年僅門票收入就有200多萬元人民幣。據不完全統計，每年桃米生態村因生態產業的發展，可獲得3000萬元人民幣的收入。
美國提爾頓堡壘建在洛克威半島上，曾配備有核武器，廢棄多年。2012年被桑迪颶風嚴重破壞後，一直是由部隊幫助恢復重建。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PS1分館（MOMA PS1）和洛克威公園共同組織的“洛克威！藝術節”，即為慶祝提爾頓堡壘重新對公眾開放而舉辦，已成為今夏紐約文青潮人必去之地。他們中一大半是衝著“搖滾教母”帕蒂·史密斯和好萊塢明星詹姆斯·弗蘭科而去，他倆是參展藝術家和開幕演出嘉賓。
帕蒂·史密斯的裝置「夢想者的恢復力」
帕蒂·史密斯帶著已合作40多年的著名吉他手萊尼·凱登臺，鍵盤手是她女兒傑西·派瑞斯·史密斯，以一首著名的《翅膀》開場，然後一首《瑞當都海灘》，最後唱了尼爾·楊的《它是一個夢》獻給洛克威半島。
「洛克威！藝術節」開幕式表演，左一為帕蒂·史密斯，左三為詹姆斯·弗蘭科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觀展，災後重建和藝術展覽的結合。每件作品和每處展覽場地都能讓人在面對自然的雄美宏偉和人造物質的衰敗破落時心生寧靜，如何恢復心靈平靜，如何溫和地注入樂觀精神，如何借用偶像的力量引發更多關注，用藝術的手段讓當地與域外的人們在面對現實的同時重燃對生活以及對城市美好事物的嚮往。
同樣是這場颶風“桑迪”之後，美國另一個城市的口岸在被颶風摧毀後的那個禮拜開放了名叫“大西洋”的公共藝術公園。準確的說，這是一系列臨時藝術展覽，由多個藝術家利用閒置空間進行藝術安裝。藝術家們通過不同的媒介進行工作，包括風景設計、園林設計、建築、雕塑等，目的是為公眾創造一個開放的、充滿藝術的空間。
除了向居民提供漂亮的公共空間，該項目還在每年夏天向三千多萬遊客介紹新的藝術作品，記載著大西洋歷史的藝術作品每年都會在這個公園誕生。它的存在，就是用藝術的方法向人們展示，美國在大西洋多年來不斷的肆虐與鬥爭中，人們仍以思考與對生活的嚮往、對未來的希冀中前行和探索。
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襲擊美國新奧爾良，這個擁有10兆噸核彈能量的颶風登錄後，使得這座美麗的濱海城市變成一座猶如煉獄的“水城”——2000多人遇難，城市幾乎完全被淹沒。
“前景1號 新奧爾良”是新奧爾良的第一個國際雙年展，由丹·卡梅倫發起和策展。此次雙年展中，許多藝術家都試圖將其作品放入一個特定社區的社會生活中，比如馬克·布賴德福德建造了一個雕塑裝置，組織了一場慈善拍賣，還主辦了一個水煮龍蝦的大型活動。這些介入災後重建的藝術作品實質上並無實用價值，但卻是藝術家群體中的一員對災難事件的表態，卡梅倫希望將這個項目辦得像威尼斯和聖保羅的展覽一樣，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雙年展，意圖使遭受災難的新奧爾良發出的聲音更大更具有影響力，改變傳統的災難報道模式和媒體傳播效益，從一個具體的藝術事件的角度來延續外界對於新奧爾良卡特里娜颶風事件的關注。
1995年日本神戶大地震發生之後，有一個特殊的戶外改善計劃（work inprogress），即為田莆律子所做的《有許多規定的快樂農場》，作品位於建築群之間的兩塊空地上。這個公共藝術計劃以系列性拜訪即將使用這群國家廉租住房，之後，隨著時間的推展，這個計劃一方面是一群人所生活的兩塊空地（藝術家它稱之為“臺”），同時也代表一個社區為了創造自己的架構與特性所引發的一連串行動與合作的總稱。
這些行動結合了遭遇同一災難事件的人們，大地震使他們原本生活環境遭受毀滅性打擊，倖存者們被動地被聚集在一起，而他們彼此間可能毫無血緣或社交關係。藝術家通過將震後廉租房之間的空地轉化為兩塊需要耕種和培育的小農場，為這群陌生人搭建一個能彼此產生社會性關係和聯結的“舞臺”。在這個公共藝術介入災後重建的過程中，體現的不僅是公共藝術作為災區的人與人之間情感關係互動中介的價值，還囊括了一種地方或者說更高一級政府對於災後重建的高度重視和人性化關懷。
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中,海嘯奪走了氣仙沼上千人的生命,同時也毀掉了大半個城鎮。矛盾的是,氣仙沼的重建還得從漁業開始,被海嘯毀掉的城鎮,還得依靠大海來複興，經過幾年的災後重建,氣仙沼的居民們漸漸找回了正常的生活秩序,然而對震災的恐懼卻仍舊根植在他們心中。針對這個問題,大阪大學的社會學家稻場圭信準教授給出了一個和眾不同的解決方法,那便是,“藝術和賑災的結合”。
他從聽覺和視覺兩方面同時著手,將音樂、繪畫、朗誦三者結合起來進行一次賑災義演。音樂,是人類表達自己情緒最直接的手法之一；繪畫,則能夠將現實通過一種抽象的方式傳達給觀者；以音樂動之以情,以繪畫曉之以理,而朗誦則能讓當地居民也參和到演出中,給他們一個傾訴心聲的機會。他將這個設想向社會公開之後,得到了當地政府、居民自治會和各路藝術人士的廣泛稱讚和大力支持.他所主導的“氣仙沼鎮魂曲計劃。
2015（RequiemProject Kesennuma 2015）得以從設想成為現實。日本著名作曲家上田益先生、民間的藝術家加川廣重先生及氣仙沼當地政府、居民自治體以及大阪大學未來共生課組積極參和了這次演出的籌備,這也成為了典型的官、民、學一體的公共藝術活動。
意大利表現主義藝術家阿爾貝託·布里（AlbertoBurri）最宏大、創作時間最久的作品也是他最後一件完成的作品《大裂紋》（GrandeCretto）。這件佔地8000 平方米的混凝土景觀作品，是為了紀念自己的家鄉——1968 年被裡氏6.1 級地震夷為平地的西西里小鎮吉貝爾立納（Gibellina）而生。
災難過後，這座小鎮已經無法在原址上重建，但布里選擇在舊城的廢墟上進行再創作，作品雖然遮蓋住了災後遺蹟，卻將緬懷無限放大，使消逝的城鎮和文明通過藝術得以重生，也將藝術的紀念性無限放大。他在廢墟上覆蓋大型的白色混凝土塊，並在上面割劃出條條裂紋，這件「受了傷的藝術」隱喻著災難帶給社會和公眾的無盡創傷，引發了觀眾心頭的隱隱作痛。
災難將我們陷入絕望的境地，但同時它也成為藝術家們創造的動力，提供給我們審視當下，變革社會的契機。雖然藝術不能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通過一系列藝術及文化作品，人們可以感受到在多種層面上藝術對社會創傷所起到的治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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