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代号称词学中兴，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中兴”是指整个清代词坛的整体面貌，倘若我们将清代词坛化为一个个的小节点时，我们会发现，词学至于清代仍是在有起伏的嬗变。明季清初自不用多说，上有云间诸子承前启后，下有国初诸老各擅胜场，有“
不事雕锼，俱成妙诣”的曹贞吉、“极哀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的王世贞，也有“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的陈维崧，或迤逦，或沉雄，接五代，续南宋，彼时词风足可称的上横陈肆意，焕然大备。
纳兰性德和顾贞观编选明末清初至康熙十六年之词集《今词初集》
但物无久盛，词亦如此。至康熙末年，整个清词坛在外力的裹挟下，不免从胜极转入顿衰之中，彼时以顾贞观为代表的不少名家，虽然陈因各有不同，或是认为“无一事不予时为盛衰”（顾贞观《与秋田论词书》）、或是认为“造化之力且穷”（《万青阁诗余序》），但普遍意义上都是认为清词陷入了一个低谷期。诸家的观点对也不对，对的是表现确实如此，不对的是他们仍是没有从词体的功能来阐述结因，我们看清初词坛的衰落，还需要从康熙与制《钦定词谱》与《历代诗余》的目的入手，方能攫源探本。
《钦定词谱》以“意归于谱”对抒情功能进行约束
前言已表，认为康熙末年词学衰退的名家有三，分别是顾贞观、查嗣瑮还有田同之。按顾贞观的观点，是这时候缺少领袖人物总挈词坛来打破风雅顿萧的局面（虽云盛极必衰,风会使然,然亦颇怪习俗移人,凉燠之态,浸淫而入于风雅,为可太息），这其实也不算错，顾贞观的这段话是出自《与秋田论词书》，按考作于康熙四十三年，此时作为老一辈的词坛领袖朱彝尊已是时日无多，只有高不成低不就的浙西六家逞名词坛，却有青黄不接之处，但按浙西词派“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的词学主张来看，如顾氏所言的“浸淫而入于风雅,为可太息”起码在表面上是不存在的。
查嗣瑮的观念其实也差不多，其云：“酒场茶塌决口不谈填词矣，而词又几于亡”，用绝于酒场而论词亡，其实没有太多的道理，南宋雅词其实也是这种形态，因为大晟音谱的遗失和家国的动荡，词家歌姬全从勾栏转移到了士大夫的私院之中-----南宋词算亡吗？显然不是的，而是从流俗的外拓转到了典雅的精深罢了，学南宋姜张的浙西派显然也会经历这种局面。同样的，田同之所以为“自邹、彭、王、宋、曹、陈、丁、徐，以及浙西六家后，为者寥寥，论者亦寡”（《西圃词说自序》）的原因也就不大符合事实了。当然，这个时候的清词确实陷入了一种衰颓之中，但并非是谈词论词者少，而是因为彼时词学从较为自由的发展转变成了相对约束的创作状态中-------个中的节点，便是玄烨君臣修《钦定词谱》后。
康熙在《御制词谱序》中有云：“即命儒臣先辑《历代诗余》，亲加裁定，复命校勘《词谱》一编，详次调体，剖析异同，中分句读，旁列平仄，一字一韵务正传讹，按谱填词，飒飒乎可赴节族而谐管弦矣 ”这段话，如果放在两宋而论尚可，但经过元明二代，歌法不存，仅是想要依靠对前人词作中的平仄审查，便能付以管弦，那真是太过想当然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个词牌叫做《玉楼春》，又名《木兰花令》，在柳永的《乐章集》中，叫《木兰花令》的时候是入“仙吕调”，但叫《玉楼春》的时候却入的是“大石调”，两者仅是词牌名不同，而平仄句式、韵部全同---------这时候按词谱上的平仄能分得清是入“仙吕”还是“大石”么？显然是不讲道理的。
从词史的角度上看，我们显然是能够知道词在宋代音谱失传之后，唯一能使之流传下去的依仗并不是继续成为“音乐文学”，而是要攫取舍去音乐关系的社会功能，即让词成为“独立文体”，康熙文治武功，外定三番后武功已到，那么接下来编撰《词谱》便不是只是整饬词体，而是想借此以得文治之公，故而康熙本质上是借助想借此以寻觅“古昔乐章之遗响”而一定雅乐正声--------大晟遗音无从寻觅，仅想从平仄四声中缘木求鱼，这无疑是对自清初大晟的词学予以了一次非常大的打击。将本已经走入“抒情独立”之正轨的词学，活生生的拉扯到“词之有调亦各以应类，不可率合”的制约当中，这与南宋词人讲究音律又不相同，南宋词人本通音律，在求音律和谐的基础上仍是可以作以入带平，以上带平的处理，如张炎的《红情》、《绿意》与姜夔的《暗香》、《疏影》便是，而清代应文字谱的求音律，伐伤情质不说，更不能谙合音律。
《钦定词谱》以“求词于雅”而对词风进行约束。
如果说“一字一韵务正传讹”是约束了词体的抒情功能，那么《词谱》所准定的理论基础便是从辞词上再次对审美旨趣进行压缩。康熙在内整文治的时候，天下已然略定，这时候是不容得如清初陈子龙之遗风，或是陈维崧这种了类似稼轩词风的出现的，无他，盛世需歌太平而已。我们注意到，《提要》上是隐隐透出《词谱》遴选例词的标准的，其云：“凡唐至元之遗篇，靡弗采录；元人小令，其言近雅者，亦间附之”-----元词选择的标准可是“其言近雅者”，非如此，《词谱》的撰官为词之风格，也是近“雅正”的。
譬如其中一人叫做楼俨，他在《词谱》修成之后，编有一本词选本叫做《群雅集》，它的选本旨意便是
“声律之分合，均奏之高下，音节之缓急过渡，既不得尽知”，而作为高标纯雅的朱彝尊为其作序云：“盖昔贤论词,必出于雅正”，追求雅正并非坏事，但问题就在这种雅正的追求是建立在“歌颂太平”与“狭或词辞”当中，当然，这到不能完全归咎于文人，朱彝尊谈浙西风气之时颇有深意的点出了一句：“盖时至而风会使然”，为甚？康熙也填词啊！康熙作词不少，但大部分词都是类似于“劝官勉力尽升平。竹马迎”（立春调寄太平时）、“堤边对对宾鸿。村庄里、安平气融 ”（柳梢青）这种歌咏太平的风格。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词谱》中所援引的“必出于雅正 ”决然非是本意，反倒是接着出于雅正而实则歌咏太平的“匡扶”词风才是真正的目的。但如此一来，词坛风气焉能不坏？我们就以这个时候把持词坛的浙西词派来谈。浙西诸家强调雅正，学张炎姜夔，但真得姜、张神髓的人恐怕只有厉鹗一人。谭献在《箧中词》对浙西诸家不屑一顾，称“浙派为人诟病，由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涩，玉田之润”，但独独却对厉鹗另眼相待，云：“直可分中仙、梦窗之席”。为何如此？不外乎浙西跟随时代所追求的“雅正”，并有更层次的寄托。姜夔、张炎词诚然大雅，但却能“每于伊郁中饶蕴藉”（《白雨斋词话》）。如《暗香》、《疏影》、《齐天乐·咏蝉》诸曲，在雅正的背后，是有颇深的寄托意味的，张炎作为南宋遗民，在词风圆润之外，也是有这么一段故国哀思肆意其中的，而浙西诸家或是康熙末期的词人却没有（或是不能有）这种“言外之意”，这种词才是真正意义上胡适所谓的“词匠词”，即只有技术，没有思想的作品。因此，整个康熙末年的词坛风气，因为康熙君臣作《词谱》、《历代诗余》不纯之动机，变得内容狭隘，词风拘沉，极大的限制了词赖以为独立文体的抒情功能，遂陷入了衰落的节点当中。
结言
其实并非是清代如此，明代、宋代的词学发展仍是在这种初代而盛，承平而衰，末代中兴的轨迹中，宋代因分南北还尚好，逮至明代最为直观：清初刘基高启虽然并非专业词人，但水平固有；明末时序动荡，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更是开一代风气，独是前后七子时整个明词风气最为颓唐,此亦为千年词学嬗变之规律，详文可见 ，本文便不多做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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