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柏林牆建起來；

1990年，柏林牆倒下去；

但其實，人們只是想安穩平凡的生活。

東德（民主德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納粹德國的蘇聯佔領區基礎上成立的。在東德成立初期，國家面臨著嚴重的人口外逃問題，大量的東德居民由於政治或經濟因素非法越境到西德（聯邦德國）生活。為了阻止居民外逃，東德開始了柏林牆的修建，社會警察的體系也開始運作。

《冷杉溪》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

繼《我們的父輩》之後，德國又推出了一部可以算是迷你電影的二戰劇情片——《冷杉溪》。《我們的父輩》是通過五個年輕男女的視角，對二戰中的德國普通人的生活和結局進行講述，對戰爭給人們帶來的結果進行反思；與《我們的父輩》不同，《冷杉溪》所講述的，是發生二戰剛一結束之後普通德國人民的生活。戰爭雖然結束，可是政權間的戰爭、人們生活的苦難，仍舊在延續。

故事概要

冷杉溪（Tannbach）是導演虛構出的一個地名，它代表的是處於德國巴伐利亞州與圖林根州之間的接壤地帶。在二戰即將結束時，這個地區先是由美軍佔領，後又被移交於蘇軍，由於在分別西德和東德建立之時這個地方被劃在了邊界上，在該村中間流過的溪流變成了界河，一個村莊，一分為二。

這個村莊，就是整個冷戰時代的縮影。

二戰的爆發讓一個普普通通與農業為生的德國小村莊變了模樣：年輕人被送上了前線，多戶人家的兒子再也沒能回來；鎮裡的伯爵從前線逃了回來，四處躲藏；納粹的黨衛軍日復一日的監視著村莊人民的一舉一動；鎮裡的納粹分子和投機者依舊每日伺機行動，進行著抵抗。但不管世道如何，作為一個普通的小村莊，作為普普通通的人，他們更多的是維持正常的生活秩序，讓小鎮如同以往一樣運轉。

二戰的結束，村莊依舊正常的運轉，可是在這背後，人們的生活卻變得分崩離析。

→ 伯爵一家：經歷了二戰殺戮的納粹少校，戰場出逃回家中，躲過了喪身戰場的命運，但卻為躲過家庭分裂的命運。妻子因為隱藏他，被納粹黨衛軍槍殺於二戰結束前一刻；因為納粹軍官的身份，被派往法國邊境去排雷，等活著再回到家鄉時，自己的土地、家產被蘇聯政府沒收充公，自己被禁止出現在原來的土地上，而女兒安娜也已經嫁人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不願和他前往河對岸的西德生活。

→ 弗雷德里希一家：與母親和好兄弟從柏林逃難到冷杉溪，在伯爵女兒的幫助下定居於此。蘇聯接管後，弗雷德里希對這個即將改變他們生活的新社會充滿了憧憬，興奮地想要加入其中，他期待著一種全新的社會，期待著一種更加公平也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他的母親對於生活在政權鬥爭和專政壓制下無法接受，最終選擇重回柏林開始自由的生活。他的兄弟作為一名在二戰中躲過一劫的猶太人，為了履行“會一直陪著弗雷德里希”的諾言，在村莊被一分為二後，儘管他無法忍受蘇聯政權的專政與冷酷，但仍選擇留在蘇戰區，結果最終因為去參加弗雷德里希兒子的洗禮被蘇聯邊境警察槍殺。

→ 納貝爾一家：作為村鎮的幾大地主之一的納貝爾，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納粹分子，也是一個見風使舵的“小人”，當然也是在這部劇中，活得最順利的人。二戰結束前夕，他還在向納粹黨衛軍打著小報告，迫害著無辜的村民；二戰結束後，他搖身一變，成了一個無辜的地主，在土地改革前賣掉了一點土地而保全了自己的家產，避免了被驅逐的命運；在村莊被一分為二後，得知自己的家被劃分到了西德，便又開始繼續“胡作非為”。

在這部劇中，村莊中的每個家庭、每個人是主角。

戰爭改變了每個普通人的命運，戰爭後的政權鬥爭則讓這些人的命運變得更加飄忽不定。對於這些人，家庭的分離、社會的腐朽與不公始終存在，戰爭並沒有讓這一切結束，尋常而安穩的生活並未真正走近他們。

一道道鐵欄的豎起，讓德國被撕裂，讓人們普通的生活被撕裂，讓人們對生活最樸實的嚮往被撕滅。鐵欄的一邊，是守舊的資本主義的西德人，而另一邊，則是一個是要創造新世界的東德人。

也許，柏林牆建起的那一刻，才是戰爭開始的時候。是自我內心的戰爭，是與生活的戰爭，是為了未來的戰爭。

對未來的選擇，是人們在經歷了痛苦、絕望後對內心向往的堅持

在劇中，當冷杉溪要被一分為二時，人們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選擇。

安娜沒有選擇和父親一起搬離一直生活的土地，去往河對岸的西德，而是與丈夫弗雷德里希留在了東德構建的新世界；

弗雷德里希的母親沒有選擇與兒子一起留在讓她壓抑到無法呼吸的東德，而是選擇重歸柏林，追求自由的世界；

納貝爾沒有做出任何選擇，而是選擇在不同的世道里見風使舵，當蘇聯人管轄時，變成一個樸實的農場主，當回到美國人的管轄時，則變成一個飛揚跋扈的資本家；

剩下的村民，一部分選擇堅守著祖祖輩輩生活餓土地，不管是誰當權，只想平靜的生活；一部分選擇捨棄故鄉，從東德偷渡到河對岸的西德，繼續過資本主義下的自由生活。

劇中每個人對未來生活的選擇，都是在經歷了分離、痛苦、希望破滅後做出的選擇，都是在遵循自我內心向往的東西后做出的抉擇。有的人為了自由的社會氛圍，有的人為了金錢和地位，有的人為了心中的政治理想。

就像劇中的安娜，在經歷了母親被納粹殺害、父親被抓走、農場被充公沒收、自己差一點被驅逐到西伯利亞後，她選擇追尋那個一直陪伴著她的弗雷德里希，即使生活在東德統治下的高壓社會，即使不再是貴族而需要自己開著拖拉機務農，即使每天被秘密警察監視，但她依舊堅定自己的選擇，因為她內心在意的，是和弗雷德里希在一起的家庭的真實感和幸福感，是對一個公平社會的期待。

隔牆的兩側，是揹負著巨大精神壓力而活著的人們

劇中弗雷德里希的母親，是一位技藝高超的裁縫。週末之時，她會將自己製作的漂亮服裝拿出來，給年輕姑娘穿上，並在屋子前搭一個臺子，搞一個“T臺秀”。但隨即便被東德政府的管理者逮捕，罪名是在進行非法資本主義經營。

在這個時代，在這個地區，人們揹負的精神壓力是巨大的，這個壓力，來自於個人自由和已有生活習慣與蘇維埃政權所要求的理想主義和集體主義生活形態之間的衝突。

蘇維埃政權，他們的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與以前完全不同的全新世界，一個有著理想主義色彩的烏托邦式的世界，一個積極樂觀的集體主義的世界，一個不受資本主義侵蝕的世界。蘇聯政權的到來，對冷杉溪居民的影響，不只是財產和政治權利的影響，更多的是對他們精神生活的影響。

而在鐵欄的另一側，資本主義下的冷杉溪居民，可以繼續過著曾經的自由生活，並在馬歇爾計劃的影響下生活更加富足，但他們同樣揹負了巨大的精神壓力。這個壓力，來自於家庭的分崩離析，也來自於人性的掙扎。

伯爵與女兒分離，在美軍管轄區建立了新的家庭，並將家業重新發展起來。可當他看著女兒推著嬰兒車走向橋對岸的蘇聯管轄區時，他知道這是最後一次相見，之後將會有一道牆隔在中間。對女兒的思念成為了他揹負的巨大精神壓力。即使豐衣足食，即使家產萬貫，可是自己唯一的親人，近在咫尺，卻無法相見。

納貝爾的大兒子從戰場歸來，和父親生活在富足的西德區。當在酒吧與伯爵相見，戰場上的無情殺戮再次激起他的回憶，讓他近乎崩潰抓狂。在眾人面前，他說出了當年伯爵作為軍官少校帶領他們這些士兵對蘇聯士兵進行的屠殺。面對著納貝爾的兒子的指認、面對著自己曾作為逃兵逃回家中躲藏、面對著曾經帶領納粹黨衛軍殺害自己妻子的納貝爾，伯爵用沉默來抵擋這一切。

戰爭只會把人們最醜陋的一面帶出來。對於伯爵，他已然揹負來自人性和自我的拷問，只是在戰爭和政權爭奪面前，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他曾向美國管理者提交了納貝爾曾是納粹的鐵證，也找到了納貝爾向黨衛軍打報告導致妻子被殺害的證據，可是結果依然是，他只能和納貝爾共同坐在一張餐桌上，看著他飛揚跋扈，他也只能接受現實，然後揹負著自己心中的巨大壓力和自我折磨，繼續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活下去。

兩種體制的對抗，展現的是荒誕、專制、冷酷與腐朽的生活畫面

弗雷德里希的好兄弟，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和溫飽，他選擇去做邊境貿易，往來於鐵欄的兩側，為人們提供食物交換等服務。這對於東德管理者來說，是徹徹底底的犯罪。為了防止人們遷移到河對岸，為了防止被資本主義干擾，蘇聯的管理者開始對這些從事邊境貿易的人進行大規模抓捕，並在邊界進行大規模軍事佈局。在這樣的高壓形勢下，弗雷德里希的兄弟為了可以去參加弗雷德里希兒子的洗禮，冒險跨越邊境去到河對岸。就在他穿過一片麥田時，被身後的蘇聯邊防警察所槍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