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體流行病學調查對個體和家庭、單位、社會都是件大好事，大家應該積極配合和推動。”3月11日，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呼吸與危重症醫學專家王辰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如此公開呼籲。
國內疫情已漸趨平穩之時為何要做抗體流行病學調查？
一名免疫學家告訴南都，通過血清抗體檢測，既可以判斷人群的抗新冠病毒抗體情況，判斷是否存在群體免疫力；也可以判斷人群中是否存在感染。
2020年3月18日，湖北武漢。
相隔1000多公里的患者
位於美國亞特蘭大的美國疾控中心P3實驗室中，研究人員們正在對124人的血清樣本做檢測。這批樣本收集自約旦扎爾卡市，一座寓意“藍色”的城市。2014年，這次研究結果對外發表，補上了MERS疫情爆發初期的一塊關鍵拼圖。
回到2012年6月13日，沙特的一傢俬立醫院收到了一名患有嚴重呼吸系統感染症狀的60歲沙特男性。入院不久，患者就發展為急性肺炎和腎衰竭，11天后不幸離世。
在這家醫院工作的埃及病毒學家扎基隨後與荷蘭的實驗室合作分離出了一種此前未發現的冠狀病毒，MERS自此走入人類視野。但事實上，在沙特首次發現的毒株，並非來自MERS的“0號患者”。
就在2個多月前，一千多公里外的扎爾卡市，一家公立醫院的ICU病房內曾出現急性呼吸系統疾病爆發，12名患者中有10名為醫護人員，其中1名護士和1名患者因此逝世。但在當時，研究者並未找到疾病爆發的原因。
10月，約旦衛生部門決定重新檢測這幾名患者的樣本，在兩名逝者的肺泡灌洗液樣本中，研究者們重新檢測到MERS病毒。MERS最早的爆發時間和地點得以明確。
不過，僅靠這兩例患者無法明確疾病在當地的流行情況。2013年5月，研究者們回到扎爾卡，收集了醫護人員、當時因發燒乾咳入院的患者，以及有相關接觸家屬的血清樣本。
此時距那次聚集性疫情已經過去1年了。在亞特蘭大的實驗室裡，研究人員們通過一種新開發的血清學分析技術，對樣本做了MERS病毒的“抗體檢測”。
結果顯示，除了最初報告的2例外，另有7人抗體檢測陽性，這意味著他們曾被感染MERS病毒。
以核酸和抗體流調做防控依據
為何時隔一年仍能找到曾經感染過MERS病毒的人呢？這與抗體檢測的特性有關。臨床上檢測患者是否感染某種病毒時，一般有病毒核酸檢測和抗體檢測兩種方法。
患者被感染後，病毒不斷在體內複製，免疫系統會產生免疫反應和特異性抗體來殺傷和清除病毒。通常來說，抗體會在患者體內存在數月到數年不等，以應對病毒的下次入侵。
也就是說，病毒核酸檢測更像是直接“抓”到病毒的本體，以確定患者感染了某種病毒。而抗體檢測則是通過人體的免疫反應，繼而捕捉到病毒存在的信號。由於抗體會在康復者的體內保持一段時間，這就給通過抗體做流行病學調查打下了基礎。可以此摸清到底多少人曾被感染。
回到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3月11日，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呼吸與危重症醫學專家王辰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開展核酸與血清抗體流行病學調查是當前的一項關鍵任務，急需落實。
“目前我們對新冠病毒的傳播與致病規律還遠未深入掌握，而核酸與血清抗體流行病學調查是把握這一疾病流行規律的最關鍵科學證據，是對進一步防控措施作出科學決策的最重要依據。”他說。
一名免疫學專家向南都解釋，通過血清抗體檢測，既可以判斷人群的抗新冠病毒抗體情況，判斷是否存在群體免疫力；也可以判斷人群中是否存在感染。
群體免疫指，當人群中有足夠多的人產生抗體時，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斷病毒的傳播。他表示，基於抗體的流行病學調查，可幫助調整管控措施，對群體免疫力高的地區，可以適當降低管控。通過比較不同地區的抗體水平，也有助於找到疾病的源頭。
抗體流調如何溯源？
由於種種原因，武漢失去了防控新冠病毒的最佳窗口。疫情爆發前病毒已在武漢市內大範圍傳播。封城初期患者求醫無門造成大量院內感染，亦出現不少家庭內部傳染。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授、分子病毒學家金冬雁告訴南都，因為新冠病毒輕症多、傳播力高，武漢的實際感染人數尚是未知。
世衛組織公佈的數據顯示，新冠肺炎約80%是輕症。輕症患者可能不會就醫，作為一種自限性疾病，患者也有可能自愈。新冠肺炎患者中也有不少無症狀患者，其中大多數人病毒量非常少、傳染性也較弱。但也有一部分無症狀患者和潛伏期末期的患者排毒量比較大，“這些人是最危險的。”
也正因如此，金冬雁建議，武漢應當儘快摸清實際感染人數，並以此明確無症狀者、低症狀患者的排毒量、傳染特性。
“現在就要靠武漢把這個工作做細，幾百萬人做不過來就做幾千人，把情況摸清楚，對其他省市、其他國家的防控都是特別大的貢獻。”他說。
王辰也表示，通過觀察並在今後動態觀察病毒在人群中的流行與免疫狀態，得知其傳播與發病規律，據以制定防控方略。
對於這項任務，抗體流調有其優勢。據前述免疫學家介紹，一般來說，同一時間內一個地區抗體陽性率越高，說明這個病原體在這個地區感染的人越多，流行的時間可能就越長。流行時間越長的地區，可能是源頭或者傳染來源的機會就越大。
同時，由於抗體檢測需要採血後檢測血液樣本，較之咽拭子取樣質量也比較穩定。
咽拭子取樣是對新冠病毒做核酸檢測的取樣方法，樣本來自患者的上呼吸道區域，對取樣人員的技術和熟練度要求較高。此前有患者出現核酸檢測“假陰性”，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取樣不規範。
新加坡已通過抗體檢測找到“漏診”患者
在國外已有通過抗體檢測找到潛在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案例。2月25日，新加坡政府公佈了“漏診”的1例患者。
據介紹，這名患者1月23日出現症狀，曾去醫院求醫。2月18日，她做過一次核酸檢測，但檢測結果為陰性。直到2月末做了抗體檢測後，新加坡政府才發現這名漏診的患者。
國家衛健委發佈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也明確，新冠病毒特異性IgM抗體多在發病3-5天后出現陽性，IgG抗體滴度在恢復期較急性期有4倍及以上的增高。這些指標都給尋找患者立下標靶。
事實上，在這次疫情之前，抗體檢測也被多次用於大範圍的流行病學調查。
例如，被媒體稱為“中國第一病”的乙肝，在疫苗發明和大面積使用前，曾讓不少人談肝色變。1992年，中國開展了建國後最大規模的全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學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當時的1-29歲人群中，乙肝病毒攜帶率（表面抗原陽性率）為9.75%—遠高於8%，符合世衛組織定義的“高感染區”。
據丁香醫生旗下的“偶爾治癒”梳理，1992年，中國將乙肝疫苗納入免疫規劃管理，但不強制接種且需家庭自費。2002年，乙肝疫苗正式納入免疫規劃；2005年納入國家一類疫苗，全部免費接種。
“因為疫苗的接種，從1992～2014 年，全國有約9000萬人因預防接種策略而免受乙肝病毒感染，減少了近2400萬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攜帶者，減少肝硬化、肝癌等引起的死亡430萬。”前述報道寫道。
2014年，中國再一次開展全國肝炎血清流行病學調查中，5 歲以下兒童的攜帶率已經降到了0.32%。
抗體流調也不僅用於人類。聯合國糧農組織出版的《非洲豬瘟: 發現與診斷》一書就提到，對豬做非洲豬瘟的抗體檢測，因技術簡便、低成本和無需特殊儀器設備，而稱為最常用的檢測技術。
呼籲抗體流調
中國目前也有對新冠病毒做抗體流調的必要試劑。截至3月16日，國家藥監局已應急審批通過8種抗體檢測試劑盒，可檢測IgM和IgG抗體等
據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醫學院講席教授程京介紹，已獲批的抗體檢測產品中既有試紙條，也有全自動檢測試劑，一個小時可檢測200個患者標本。
王辰表示，傳染病有效防控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摸清疾病規律、公開透明，讓大家知道疾病、疫情是什麼狀況，到什麼程度了，整個社會據之採取從個體到群體的協同行動，這樣才能有效地醫治疾病，控制傳播。
他強調，如果通過調查能夠發現一些帶毒者、隱性感染者、慢性感染者的話，對他本人、家庭、所在單位和社區，乃至當前疫情防控工作都有至為重要的意義，可據以採取對應措施。
“我呼籲，要形成社會共識：抗體流行病學調查對個體和家庭、單位、社會都是件大好事，大家應該積極配合和推動。”他說。
採寫：南都記者 宋承翰 發自北京
閱讀更多 南方都市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