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讀書報》2002年3月20日《文史大地》刊載了記者洪波先生採訪我的文章。題為：《盛世的沉淪》，談康雍乾歷史時期。今年6月19日該報又刊出了周思源先生所寫《正確看待康乾之世》與我商榷。周先生的一些觀點，我難以同意，因草此文奉答。
【周思源先生不同意清代康雍乾時期是“盛世”。所以他文章的題目只說“康乾之世”而不稱“康乾盛世”。他提出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事實上康雍乾時期的經濟發展是明末以來戰亂頻仍之後的一種恢復性發展而並不是由於新的生產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學技術引起的生產力革命性大提高。”第二個理由是：清代因其封建的專制主義，思想禁錮與文字獄，因此不能稱之為“盛世”。
我所理解的“盛世”和周思源先生不同。我在訪談文章一開始就說：“盛世是我國社會發展中的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是國家從大亂走向大治，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繁榮而穩定的一個時期，
盛世應該具備的條件是，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國力強大，文化昌盛等。”按照這樣的標準，我國西漢的文，景，武，昭，宣，唐代的唐太宗，武則天至唐玄宗（開元以前），以及清代康雍乾時期都可以稱作“盛世”。周思源先生並未就我所提出的“盛世”的標準進行反駁，也未對康雍乾時期是否符合這一標準進行質疑，而拿以上兩個理由否定康雍乾盛世，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整個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都沒有“新的生產方式”與“新的科學技術”，都是專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的理由，中國封建社會就不會有什麼“盛世”。在同一個社會生產方式內，尤其中國封建社會長達二千多年之久，王朝更替很多，其間有沒有盛衰興替，我認為是有的。歷史是漫長，曲折而豐富的，前後並不是毫無變化，完全一樣，也不是一片漆黑，全無是處。相對而言有盛衰強弱之分，這種盛衰強弱當然沒有改變生產方式，也不是由於科學技術的大突破，而是由於各個歷史時期，各個階級的力量對比與統治者執行的不同政策，造成了或盛或衰的局面。如果認為這些都不能算數，只有生產方式的改變才算“盛世”，那就是抹煞了封建社會內的興衰隆替，取消了對封建各個時期歷史具體研究的任務。
周先生行文中似乎心儀漢唐，他說“只要想一想漢朝和唐朝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強大，”“漢唐那種昂揚向上，奮發進取，為國建功立業的大漢精神和大唐氣象”。在周先生看來，漢唐應該是“盛世”。這個說法的矛盾在於，漢唐也是封建專制社會，“新的生產方式”與“新的科學技術”也並未出現。那麼漢唐“盛世”又是怎樣認定的呢？
歷史是十分複雜的，“盛世有陰影，衰世也有希望”。周思源先生否定康雍乾盛世，列舉了當時的弊端或“失誤”，即封建的專制主義思想禁錮與文字獄，這些弊端或“失誤”當然是存在的。 正是這些陰影嚴重阻礙著歷史的前進。但這並不抹煞封建王朝在一定時期內取得政治文化上的重大成就。我的採訪文章，題目叫《盛世的沉淪》，其重要內容就是試圖闡明“盛世”的輝煌，及其存在的眾多弊端，如封建專制主義，閉關鎖國，壓抑工商，思想禁錮，科學落後等等。我從來不認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萬事大吉。這不是客觀的歷史事實，也不是辯證的思想方法。
周思源先生承認康雍乾在奠定中國疆域方面的貢獻。但不承認康雍乾時期的經濟成就。說那時的經濟只是“明末以來戰亂頻仍之後的一種恢復性發展”。這不能不說是貶低了當時人民群眾發展生產的巨大努力。明末戰亂之前，明朝在冊人口最高數字為六千多萬，許多專家估計實際人口已達到一億數千萬。而乾隆末年人口上升到3億人，比明朝人口至少要多出一倍以上，以此推測，所生產的糧食大致上亦應多出一倍以上。這是經歷兩個世紀所取得的進展。其中17世紀的多數年代是戰爭破壞年代，多破壞，少建設。這就是說，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時間使糧食生產翻了一番多。在當時農業技術並無顯著提高的水平下，實在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恢復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進了。這是廣大農民的努力，也離不開清政府重視農業，獎勵墾荒，興修水利，減輕賦稅，推廣高產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勵和默許移民等政策的結果。
周思源先生同樣忽視清朝手工業的成就。他說《大國的興衰》一書中關於“十八世紀中國的工業產量，佔世界百分之三十二，全歐洲也才百分之二十三，並不能證明當時是繁榮發展的年代”。“因為歐洲工業革命帶動的新型工業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機器大生產的生產方式這兩個根本方面都比康雍乾的清朝先進得多”。周先生在這裡把時間弄錯了，肯尼迪書中的統計數字明確指的是1750年，還在英國產業革命的前夕。 無論歐洲或是中國都處在手工業生產時代，並沒有大機器與工廠制度。因而也不存在周思源先生所說“比清朝先進得多”的歐洲工業。遲至產業革命時，亞當·斯密還說“中國和印度的製造技藝雖落後，但似乎並不比歐洲任何國家落後多少”。（《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三部分，第十一章，165頁）
其實，中國人民具有偉大的創造力。即使在嚴重的剝削，苛酷的專制統治下，人民仍有能力創造出光輝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文明。在漢唐清三個王朝，人民在封建重壓下發揚其創造力而出現了三個盛世，延續均達一百餘年。政治經濟文化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儘管盛世中存在陰影，甚至十分嚴重的陰影，儘管接踵而來的是盛世的“沉淪”，儘管後人可以在盛世中挑揀這樣那樣的弊端和失誤，但盛世建立的業績是有目共睹，不可否認的。
周思源先生極力斥責康雍乾時代的專制主義扼殺了中國人的思想活力，把人變成了奴才，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扼殺中國人思想活力由來已久，秦始皇漢武帝就在幹這種勾當。自從中國有了封建專制主義，中國人就在被迫做奴隸和奴才，逐漸形成國民的劣根性。而且時間久遠，不易消除，這是中國人民揹著的沉重歷史包袱。 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為什麼存在的時間這麼長？其基礎在於中國分散落後的封建小農經濟，眾多分散的小農必須有強大的政治力量使之整合，分散的農民必須由集權的君主才能夠統攝，君主的專制集權正好和小農的高度分散互為依存。權力的集中是被統治者過分分散，軟弱，既不能自行解決日常矛盾，又無力抗拒統治者壓迫的結果。再加上中國地域廣大，有農業民族，也有眾多的遊牧民族，要把各地區各民族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理念，行為協調整合起來，必須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力中心、這就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專制君主政體產生的必然性，並長期得以延續的原因。一種政治制度的長期存在不決定於某個統治者的意志和願望，而決定於客觀現實。恩格斯說：“一切政府，甚至是最專制的政府，歸根到底都不過是本國狀況所產生的經濟必然性的執行者。”（《馬恩選集》第四卷，495頁）正是封建中國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現實產生了專制皇帝這樣一種統治模式，產生了各種形式的文化專制主義。我在訪談文章中把中國廣大地區發展不平衡與封建主義聯繫起來，試圖說明專制主義存在的原因。周先生卻指責我為中央集權專制找“合理依據”。其實我在許多文章中再三強調專制主義的不合理，並無為之辯護的意思。但是義憤不能代替科學的分析，痛恨它，咒罵它，都無濟於事，只有認真研究產生這種制度的原因，才能找到剷除它的辦法。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的經濟和文化水平，在此基礎上進行社會革命，這才是根除封建專制主義及其殘餘的正確途徑。
清朝的文字獄很苛酷，是對人的心智和肉體的極大摧殘，應予大力譴責。但是周先生說杜甫李白的詩中多觸犯專制統治。“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那麼李白杜甫都將滅族，連家中藏有此詩者都可能連坐”。周先生此話未免言過其實。清前期書香門第，讀書人家一般都會有李杜詩集，我們從未聽說誰家因藏有李杜詩集而遭滅族或連坐之災，相反乾隆皇帝御纂《唐宋詩醇》錄唐宋兩朝六位詩人，首列李白杜甫二人，乾隆御製序言中說“二代風華此六家為最。”皇帝詩文中對李杜的詩更是一片讚揚，如乾隆詩稱“三讀太白詩，逸韻何卓然，鏗鏘突金石，舒捲如雲煙。”（《御製詩》四集，卷36）稱杜詩“清詞麗句空千古，一一皆從性中寫，嗚呼今而有其人，磬折吾當拜下風。”（《乾隆御製詩》初集，卷44）如果杜甫生於當代，乾隆皇帝願意鞠躬拜倒。這和周先生所說的“殺頭”，“滅族”大相徑庭。
周先生說，西方雖然強大，“如果不是由於康雍乾三帝的嚴重失誤，憑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與人才資源，完全可以在幾十年內迎頭趕上並迅速超過”。這個願望是沒有現實根據的。中國落後於西方，是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結構造成的，是長期歷史積累的原因，不是某個人的嚴重失誤造成的，任何英雄豪傑都沒有回天之力來扭轉落後的大趨勢。歷史人物可以對自己的時代的進步或落後造成影響，但他們的思想言論政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完全從頭腦中想出來的。 它孕育於長期的歷史之中，孕育於前代遺留下來的經濟基礎，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文化傳統之中。康雍乾三帝是由自己的時代所塑造出來的，他們代表並屬於自己的時代，不能超越其環境條件傳統來塑造一個趕超世界的新時代。
周先生把個人的作用看得很大，似乎只要康雍乾三個皇帝念頭一轉，改正失誤，不搞文字獄，就可以改天換地，解放人們的思想，思想解放了，一切都迎刃而解。他還說：“任何歷史性的大發展都來源於思想解放，沒有歐洲文藝復興就不會有商業革命、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當然，思想解放對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作用，但真正的思想解放均有物質基礎，單憑人們的主觀思想不會創造出新世界。歐洲文藝復興也是在意大利城邦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我堅持這一歷史觀，而不同意康雍乾三帝如果沒有“失誤”就可以解放中國人的思想，可以使中國提前進入現代社會的歷史觀點。 我研究康雍乾時期的歷史，旨在客觀地陳述其輝煌成就，並指出當時存在的許多弊端，並非生硬地抬高其歷史地位。儘管康雍乾做出巨大的業績。但他們是落在世界歷史潮流後面的封建皇帝。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行程的滯後所造成的。七年以前，我寫過一篇短文，《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載於1995年9月20日《人民日報》）。其中有一段概括性的話，為了避免人們的誤解，我將這段話摘錄下來，作為此文的結束：
中國創造了光輝燦爛的華夏文明，在物質生產和文化創造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即使到18世紀仍有相當的潛力，保持著繁榮和強大。但這種繁榮和強大與西歐國家已不相同。表面的相似，掩蓋著實質的差異。當時西歐國家已進入資本主義，而中國仍處在封建社會後期，顯示出封建的宗法性農業社會的特徵。西歐國家從封建主義走向資本主義，從農業文明過渡到工業文明是由長期歷史進程所準備好的，是多種近代因素匯聚和發展的結果。中國雖亦有近代因素出現，但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嚴重地阻撓了近代因素的成長。走向近代化的通道尚未打開，條件尚未成熟。18世紀的中國和西方存在多方面的差距，這決定了兩種文明的不同性質，一個是資本主義的青春，一個是封建主義的遲暮，也決定了兩個社會的不同前途。18世紀以後，西歐出現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而中國則由於外國侵略與國內動盪而一蹶不振，陷於貧困，落後和長期危機之中。
（作者 戴逸）
編者按:關於康乾盛世的爭論，自從這一歷史術語提出以來就未曾停止，筆者根據多年來學習歷史的經驗，是相當贊同康乾盛世這一提法。但是針對甚囂塵上的反對聲音，筆者限於比例和學識有限，無法給予有力的反駁。故此，將戴逸先生的文章轉載於此，因為戴先生說出了我想說而說不出的，寫出了我想寫而寫不了的。在此致以誠摯的敬意！
注:
- 文章標題系編者所加，原題《怎樣認識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原載《中華讀書報》
- 戴逸，我國現當代著名清史學家，2003年1月28日，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戴逸受命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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