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些生活在上海的普通外國人，在過去兩個月裡，他們和這座城市一起經歷了突如其來的疫情。
最初，誰都會感到恐懼，但沒有人因為恐懼而生出逃離的想法。
疫情期間，作為留在上海的外國人，他們沒有尋求過特殊的照顧。
相反，一些人以自己的方式，為身邊的人、為自己的社區，甚至是為陌生人做力所能及的事。
和我們一樣，這也是一段他們開始認真反思生而為人的愛與責任的時期。
在我們的受訪者之外，相信有難以計數的老外們都曾經或正在為這座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城市貢獻一些微薄的力量。
這在我們看來是一份心意，在他們看來則是一種責任，因為上海是所有人的上海。
♂️永松滿（廣告人、健身達人）
疫情過去後，他想再回武漢看看
日本人永松滿對中國最初的興趣，源於那張出現在初中國語課本上的黃鶴樓照片。
“我們中學有古文課，當時學了一首關於黃鶴樓的詩。”是不是崔顥的《黃鶴樓》，他記不清了，但他記得自己看到照片時的震撼。“我想，以後有機會一定要去親眼看一看。”
2000年夏天，一艘碩大的“蘇州號”客輪從大阪港啟航，48小時後在上海的北外灘靠了岸，從上面走下在大通鋪上睡了兩個晚上的大學生永松滿。此後，他又踏上開往武漢的綠皮火車。
在那裡，終於得以親見課本上的黃鶴樓。“前陣子我找到了當時的照片，等這次疫情過去，我想再回武漢看一看。”
“我一定會回來的！”
20年前在北外灘下船後，永松滿從這裡開始了自己的揹包客旅程。他遊歷了28個國家，最後決定要回到這趟旅程的起點。3年後，他在非典結束的同時再度回到上海。17年過去了，上海成了他的家。
我們在天潼路上一家WeWork（全球性的共享辦公場所）裡找到了永松滿，他指指大廳裡90%的空座——陽光透過偌大的玻璃窗灑在這些座椅或沙發上，“隨便坐，哪裡都可以。”
他說日本現在類似的共享辦公場所也是越開越多，這個世界正在以一種驚人的速度發生著同化。“這邊現在人也少了，以前都坐滿，這裡、那裡，嗯！”永松滿可以用中文交流，當他覺得自己的中文詞彙不足以完全表達一些情緒的時候，他就用“嗯”來強調。
永松滿說的“以前”，當然是指疫情開始之前。
和大多數生活在上海的人們一樣，他是在大年夜前兩天聽說新冠疫情的。出於謹慎考慮，很多上海人退了年夜飯，但永松滿太太家還是照原計劃出去吃了一頓團圓飯（注：他在2008年娶了一位上海太太）。
△永松滿與太太
年初一，陪太太的外婆吃過晚飯後，他出發去浦東機場，搭乘航班前往洛杉磯，參加在那裡舉辦的健身展。他半開玩笑地告訴身邊的上海朋友，這是半年前就定下的計劃，自己並不是出於恐懼而逃出去的。“我一定會回來的”，他在朋友圈裡寫。
在美國那幾天，收到了上海延期復工的消息。他索性在那裡多呆了5天，“天天刷微信，看到國內的疫情發展心情很低落，也沒有興致玩了，就天天開著車出門找口罩。”
當時美國雖然沒有公佈新冠確診病例，但超市裡的口罩也經常性被搶空。他一到洛杉磯就從亞馬遜下單訂購了一批口罩，但遲遲沒有發貨，他不得不取消了訂單。
在5天的時間裡，永松滿四處奔走，總算買到近百隻N95口罩，外加一批消毒液。他把這些東西一路揹回中國，分別寄給自己遍佈多個城市的中國朋友。
“我希望他們都能笑一笑”
永松滿買的那種N95口罩，正下方有個出氣閥門。他用完一隻，對著這閥門看了看，拿手比劃一下，又拍了拍腦袋。他隨即拿起小刀具鼓搗片刻，把出氣閥門完全拆掉了。
“原來的地方就留下一個小洞，我可以通過這個小洞吃喝，不成問題。”他和朋友們分享了喝啤酒和吃泡麵的視頻，頗為自己異想天開的創意而得意。
△永松滿從美國返滬時的自拍照，用幽默給朋友們鼓勁
“我是大阪人，大阪人愛開玩笑。你看因為這次疫情，大家情緒都很低落，我覺得更有必要苦中作樂。我發這些搞笑視頻，大家看到了都很開心，都會笑一笑，我希望他們這樣。”
喜歡搞笑的永松滿是上海日本人圈子裡的網紅，此前他曾連續幾年身著奇裝異服參加上海馬拉松。他把自己打扮成哆啦A夢、皮卡丘和奧特曼，同路邊揮小旗子的熱心市民們合影。
“就跑個半馬，主要是圖個開心。以前每年只要報名就能參加，我已經跑了五六次上海馬拉松了。這兩年參加的人太多了，抽不到了。”永松滿搖搖頭，很為此可惜。他還有很多創意，可惜短時間裡用不上了。但他對於長跑的興趣並未因此轉淡，每週總有幾天，他要沿家附近的北外灘跑上五六公里。
距離他第一次在這裡上岸，已經過去20年了。當年睡著客輪最便宜的大通鋪一路搖晃到上海的記憶還很清晰。
永松滿有時候想，時間就像這黃浦江的水一樣流過去了，但他並沒有荒廢過自己的人生，這20年裡自己還是做了很多值得的事情。如此想來，他感到很滿意。他甩甩已經稍有些灰白的頭髮，繼續邁開步往前跑。
疫情期間，他也堅持長跑。“主要就是戴不戴口罩的問題，其實跑步的時候你在戶外，又一直是移動的狀態，照理不用戴口罩。但我會戴，這可以提高心肺功能，因為空氣少了，就跟在高原跑步是一個道理。我覺得自己這樣做，等於一石二鳥。”
“在上海的日本人能做什麼？”
這些年，他在上海的業務分兩塊，一塊是廣告公司，另一塊是蛋白粉生意。兩年前，40歲的永松滿決定擼鐵。“我們讀書的時候學過孔子，他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在我印象裡，40歲是老年化的開始，如果不注意生活方式，就要一直走下坡路了。”
健身後，他難免對蛋白粉發生興趣，繼而成了賣蛋白粉的老闆。這次疫情期間，他錄製了視頻發到微博上，免費贈送蛋白粉給大家。
“尤其是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看到很多人在超市囤貨，買一箱一箱的方便麵，天天只吃方便麵。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人的免疫力會因此變得很差。遇到病毒的時候，就更難抵抗了。”
和很多人一樣，永松滿也在思考這次疫情。“我把它看成老天給我們的一個困難，用來測試我們的。你看這個大樓裡上班的人也比原來少很多，我還有朋友是做餐飲的，這次疫情也對他們的行業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我們公司的業務也全停了，就在昨天，有一單出口到日本的30萬的貨因為時間延誤被全部取消了。當工作和生活都遇到阻礙的時候，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他看到的是很多人因為疫情期間無處可去，就呆在家裡看視頻，或者瞎玩。“這當然是一種選擇。我當時也沒有工作可做，後來我看新聞，看到日本一個芭蕾舞團唱中國國歌，為中國加油，我很受感動。”
與此同時，他的好友竹內亮從日本返回中國，正在拍攝《南京抗疫日記》。當時他們都還不知道，這部片子日後將在日本爆紅。“他是一名導演，他用自己拍攝的紀錄片宣傳防疫的重要性。那我作為一個在上海的日本人，能做些什麼呢？我是賣營養品的，我就送營養品給大家吧。”
永松滿在微博上發了視頻後，很多人給他發去私信，他看著幾百袋蛋白粉被裝進快遞盒發向全國各地，覺得很有成就感。
“希望奧運會順利舉行”
他2003年來上海工作的時候，曾給自己制定過一個“5年計劃”。“我在大學主修經濟，對於未來的人生有明確的設計。我打算利用5年時間學習語言並且熟悉這裡的文化，我知道，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一定會越來越大。如果可以掌握這門語言，那麼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迅速發展已經引起日本的注意，當時很多日本經濟學家發展出一種‘中國威脅論’的學說。大多數日本人對於中國感到害怕，他們害怕當中國的力量變大以後，自己會被這股勢力吞沒。但我想的是，我要和中國人交朋友，這將讓我變得更有力量。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沒有錯。”
他不是那種憑空說恭維話的外國人，他這些年是親身生活在中國和上海的鉅變中的。
△永松滿用鏡頭記錄著各種面貌的上海
作為一個業餘攝影師，永松滿的鏡頭裡留下了過去20年間各種面貌的上海，這些照片呈現出一個熱愛上海的外國人眼中不斷髮展的城市形象。
他曾站在新世界百貨公司的天橋上拍下過一張被自己稱為“標準”的南京東路步行街的照片，他感嘆，“現在拍不到了。”
△永松滿鏡頭中的南京東路步行街
他在此地呆得越久，越覺得這裡發展的空間相比任何地方都是巨大的。“尤其是最近三四年，我覺得上海已經成了世界上生活最具便利性的城市。這次我去美國感觸就很深，美國雖然也在發展，但他們的速度趕不上中國。特別是電商這一塊，亞馬遜上買的口罩，等了5天都不發貨。哪怕是日本，週末快遞也都不會發貨。只有在中國，可以做到當天發貨。還有那些‘無理由退貨’的條款，真的是很人性化的。”
如今上海早已成為永松滿的家了，他說，因為從內心來說不想忘記自己是個日本人，所以一年還是會回去四五次。開始的時候需要了解日本最新的流行趨勢，時間越往後，他越發現上海在與全球保持同步化上是做得很徹底的。
他最近一次回日本，去逛了逛一些大型百貨公司，終於發現了上海趕不上的地方——細節。“為了這次奧運會，日本很多老的百貨商店都進行了改建，裡面一些細節做得真好。”
他為這些百貨公司和自己國家的命運擔心，如果這次奧運無法舉辦，因此產生的經濟損失將是無法估量的。但他覺得這種事情應該不會發生，“頂多是延期，而在經歷了這次疫情之後，這屆奧運會的意義將是前所未有的，這將是對於人類團結力量的最好詮釋。”
♂️高橋和喜【可樂麗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
他變身“人肉代購”，為員工帶回2000只口罩……
很難想象在那段最困難的日子裡，這位日本人是如何為公司裡60多名員工搞到了那2000只口罩。而他說，“我只是一下子意識到了自己的責任，這種時候一定要保護好我的員工。”
“能夠做的都盡力去做了”
高橋和喜是突然接到總公司任命的。2018年8月，可樂麗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突發重病離世，總公司隨即決定將他派遣到上海工作。他在上海工作的時間不算長，平時和員工之間保持一些客氣的距離，但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卻拉近了彼此的關係。
今年的春節對於高橋和喜來說就像在打仗。在傳出疫情的消息後，他和總公司進行了緊急聯繫。自1月23日開始，他每天和總公司溝通，工作內容都用紅色記號筆寫下來。直到今天，這些緊急措施還佔滿了他辦公室的寫字板。按照原計劃，他1月28日要回日本出差。出發前一天，接到總部通知，考慮到中國疫情的嚴重性，讓他回日本後不要去公司。
於是這次出差的任務就成了給員工蒐羅口罩，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可能是他從業幾十年經歷中最艱鉅的一次任務。
“因為總公司裡有部門是生產口罩的，所以之前已經下過一批單，但因為春節期間物流卡著，最好的辦法就是自己過去提貨。雖然是公司內部的購買行為，但也有分配定額，所以肯定不能滿足所有人。於是在這以外，又通過亞馬遜網站訂了幾箱。”
以他日本人做事的謹慎掐指一算，數量還是不夠。所以回到東京以後，他便開始滿大街奔走找起了口罩。
“其實原本每年2月份開始，日本就進入了全民花粉症季節。半數以上的人會得花粉症，所以這個時節本身口罩需求很高。加上中國疫情爆發，很多人都在日本搶購口罩，等我回去的時候，已經開始了限售。”各式各樣的口罩都脫銷，“我剛到的那天，有朋友還可以通過渠道買到一些工業用口罩，但因為不是N95，我猶豫了。一天之後再找他，他說‘對不起，已經沒有了’。隨後的幾天，我開始在東京市內一家家店去碰運氣，總有運氣好的時候。”
最終，加上亞馬遜訂購的那幾箱，他一共為自己的員工買到了2000只口罩，這其中很大一部分還是他自掏腰包購買的。
“我是在這次疫情中突然意識到，作為一名總經理，自己身上應該擔負起什麼樣的責任。”高橋和喜說，“在這樣的時候，一定要保護好自己的所有員工，不讓他們出事情，要讓這個公司60多名員工都平平安安度過這次疫情。為他們搞定口罩是我需要做的事情中的一件，但也是很難的一件。我想我可以說，自己在當時是能夠做的事情都盡力去做了。”
△高橋和喜和員工合影
他在2月5日回到上海，當時上海的居委會剛開始第一輪口罩購買的預約登記。公司復工後，員工分成兩批隔天上班，每人一週需去公司2到3天。每名員工每兩週可以去高橋和喜的辦公室裡領一盒口罩——他的辦公室如今1/4的地方被裝口罩和消毒水的紙箱佔據——每盒10只。這樣算來，2000只其實也不多，勉強夠維持到4月。但隨著疫情的變化，到那時或許口罩的緊缺也不存在了。
“偶爾想家了就在古羊路古北路上走走”
無論走在上海還是東京的街頭，每個和他擦肩而過的人都戴著口罩，高橋和喜想起自己最喜歡的日本科幻作家小松左京的《復活之日》。在小說裡，人們戴白色的防毒面具，因為製造疫苗導致雞蛋價格飛漲……這些場景似乎遙遠又很貼近，“我們人類犯下的最大過錯，就是對大自然的侮辱”，小松左京在書裡寫道。
新冠病毒當然不像小說裡的病毒那樣致命，高橋和喜說，他最初更擔心的是萬一自己因為什麼原因要進行隔離，那麼由於語言問題而沒法溝通，既不知道別人對自己有什麼需求，也無法讓對方知道自己的需求，到時候可能會孤立無援。他沒有遇上這樣的情況，在2月初回到上海時，身體健康的他並沒有太多行動上的限制。
後於高橋和喜回上海的公司副總，在家裡呆了14天，但是從這名副總的反饋來看，並不存在他之前擔心的狀況。在副總所在的公寓裡，有工作人員一天兩次上門為他測量體溫，並關心他的需求。
總的來說，疫情並沒有給高橋和喜帶來太大的困擾。他以前喜歡去附近的公園散步，這段時間就儘量減少外出。“我買了一臺動感單車放在家裡，邊看電視邊踩，可以踩上幾個小時。來到上海以後，因為應酬增多，一年胖了7公斤，原先的褲子穿不下了。這段時間沒有應酬，加上保持運動，瘦了5公斤。”疫情期間最讓他感到頭痛的，是不能外出吃飯。“只能自己買了菜在家裡做，但是我一個人在上海，做一頓咖喱得吃上三天才能吃完。”
春天來了，日本的櫻花都開了。高橋和喜說，自己在東京的家旁邊有一條小河，兩岸長滿了櫻花樹。人們總是鋪塊毯子，坐在櫻花樹下，看微風吹過，把花瓣吹落到河裡。今年，日本政府已經明令禁止這種賞花行為了。“偶爾想家的時候，我就去古羊路和古北路上走走，那裡也可以看櫻花——雖說花是少了點。”
♀️尹所望（中學體育老師）
體育老師如何上網課？這個韓國人告訴你
韓國人尹所望在過去兩個月的時間裡經歷了人生中很多第一次：親歷疫情、領結婚證、拍婚紗照，以及第一次網上授課。
“老公出門買一次菜，我們吃很久”
結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在疫情之下，將那燙了金字的小紅本捧到手裡的這一刻會有多少滋味湧上心頭，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了。
前陣子，尹所望和先生前往位於漕寶路光大會展中心的涉外婚姻登記處，領到了結婚證。現場人不多，很短的時間裡就走完了程序。
她說，並沒有感覺因為在疫情期間而有不便利之處。多年以後當兩人回望這個時期的經歷，無疑將會想起這個冬天，人們是怎樣彼此扶持著走過。
11年前，尹所望高中畢業，從京畿道來到上海。作為體育特長生（專項跆拳道），她考入上海體育學院，在那裡認識了後來的先生。
今年春節，她第一次作為家族的一員去先生的外婆家裡吃了年夜飯。她用手機拍下整整一桌本幫菜，“這種感覺很溫暖”。
他們2月5日按照原定計劃出發去韓國拍攝婚紗照，看望親友。“拍婚紗照的時候，韓國確診人數還不到20個。走在路上你會覺得很安全，商場、地鐵站甚至飯店門口都擺放了消毒液和口罩，供大家使用。”
拍完婚紗照後，先生先回了上海，她呆到2月16日才回到上海。
在上海的日子裡，她和先生很少出門，“都是老公出去買菜，一次性買很多，可以吃上很久。”
作為上海人，她先生很會做菜，“在韓國，因為越來越多的女性出去上班，家庭中男女都會彼此分擔家務。現在，很多韓國女生都喜歡男人來做飯。”
“感覺確實怪怪的，但也有收穫”
疫情期間，尹所望不戴口罩能去的戶外場所只剩自己家所在的公寓天台。作為一名體育老師，她需要保持日常鍛鍊，但是健身房都關了門。“在家裡做運動，有些動作會不方便，又擔心打擾到鄰居，所以經常上天台活動。”
她在天台上拍下很多周邊景色的照片，發現了平時被自己熟視無睹的美好。
2月13日，還在韓國的尹所望收到學校通知，教育局要求各位教師在相關平臺上完成註冊登錄，為之後“空中課堂”的開課做準備。後來，當全國開始陸續開設網課後，體育老師上網課成為一個段子。微博上，#體育老師是如何上網課的#話題熱度高居不下。“感覺確實怪怪的。”尹所望說，“而且，因為你看不到學生，也不知道電腦那一頭的他們有沒有在做，動作是不是標準。”
她在上海一所外國語附屬中學擔任體育教師，專項是跆拳道。現在上海高中體育普及專項化，學生可以自己選擇感興趣的專項，很多人就選了跆拳道。在學校裡，尹所望是很受大家歡迎的老師。疫情期間的網絡授課有其特殊性，通常是一名體育教師要兼顧幾個班級的教學，而教學內容也需涵蓋各種體育項目。
按照上海市“空中課堂”的課表，體育課被安排在每週一、三、五，而在尹所望的學校裡，每天都設有體育課。“一般上午20分鐘，做一些準備活動，之後做‘舞動青春’廣播操。下午除了讓學生看市級視頻，我自己也會在網上找一些體能練習的視頻，進行分析、說明。但是在教學的過程中，你看不到學生，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做，動作是不是正確。每次上完課，我會給他們佈置課後作業。”
尹所望統計了一下，疫情期間，她要面向139名學生授課，每節課平均有110名學生會進課堂。她希望，這些學生能真正在這段時間裡得到鍛鍊。但也只是希望而已，因為她看不到網絡的那一頭到底什麼樣。但昨天發生了一件讓她非常興奮的事情，當她在下午提前十幾分鍾進入網上課堂的時候，發現早已有十多名學生在等待自己了。這讓她確信，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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