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铜”年时代

以下文章来源于地球杂志 ,作者顾善闻、卞跃跃


中华文明的“铜”年时代

▲四羊方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即历史科学。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

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

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系的,

只要有人存在,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注。


中国领土广袤,地域辽阔,大部分位于中纬度地区,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分布广泛,易于开发的平原和河谷,为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中国还兼有部分热带、寒温带地区,以及高原高寒气候区,和漫长的海岸线,山地、高原和海洋的多元文化促进了文明的融合和兴盛。

山水林田湖草海,不只是中华文明的生存空间,更是永续发展的坚实保障。


中华文明的“铜”年时代

▲自然铜/中国地质博物馆馆藏


,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矿物之一。

虽然自然界中的铜,多数以化合物形式存在,但是依然有少量光芒闪耀的自然铜被先民们采集使用。

最早被人类发现利用的铜矿资源,都是颜色鲜艳,易于发现的自然铜或者铜的氧化矿石,这些好看的含铜元素的石头大多被采集用于制作各类装饰品。

其中铜的氧化带通常位于整个矿床的顶部,作为寻找铜矿的标志,在近代地质科学诞生之前,这一分布特征在数千年里的铜矿开采发展历史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铜是中国古人大规模开采冶炼的第一种金属。以铜掺入锡、铅形成合金,冶炼、打造的青铜兵器、礼器和其他物件,承载了中华文明“童年时期”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中流砥柱

公元前11世纪,一个甲子日清晨。经过短促而激烈的厮杀,周武王统率的大军碾过流血漂杵的牧野平原,浩浩荡荡开进商都朝歌。

此刻,一位名叫“利”的随军史官身穿甲胄、手按剑柄,威风凛凛地屹立于战车之上。

骏马嘶鸣,伤兵嚎啕,都没能分散他的注意力。这位史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远处鹿台内纣王自焚的冲天火光,一言不发。

忽然,大群乌鸦从远处飞来,遮天蔽日。

对天命游移和家国盛衰的敏感让他猛然抬头。只见鸦群散去后,当空的岁星(木星)支撑着日渐黯淡的月华,领衔群星恭候着第一缕阳光——利明白,这一刻必须铸进礼器,永载史册。

8天后的辛未日,周武王赏赐有功之臣,利得到了大量的铜和锡。


中华文明的“铜”年时代

▲武王伐纣/《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天子驾崩之后,这位史官命奴隶把那次犒赏铸成一尊青铜簋以纪念先祖,并刻铭文于簋腹内底。


中华文明的“铜”年时代

▲利簋腹底铭文

中华文明的“铜”年时代

▲利簋(武王征商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铭文大意是:“周武王征讨纣王,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清晨,顺利灭商。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这个地方赐给作为右史的我(利)很多铜和锡,我把它们铸成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利尊崇礼法的循规蹈矩,却无意中开启了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信史源头之一。当历史学家为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希腊没有可以说服世人相信其早期存在的可靠信史而苦恼时,利所铸造、被今人称为“武王征商簋”的青铜礼器,不仅是现存最早的西周青铜器,更是中华文明童年时代最重大的历史——“武王伐纣”的“第一见证”。

这尊刻有33个无价文字的“镇国青铜器”,证实了后世对“武王伐纣”一事的文字记载是可靠的。武王征商簋是中国早期信史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开铸文明


当时光回溯,从传说中三皇五帝部落社会至商代中早期,铜的开发和使用留下的物证遗迹早已从零星寥落走到繁星璀璨。

考古发掘证明,古文献中关于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炼铜的记载绝非夸大其词:

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青铜容器残片;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现一件范铸青铜刀;二里头夏代遗址中发掘出镶嵌绿松石饕餮纹的青铜牌饰……

虽然在那一段漫长时光中出土的青铜器尚是罕见,不过红铜制品已广泛散落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诸多遗址中。

商代晚期,疆域扩张,中原广大地区包括江汉流域都陆续纳入势力范围。这意味着作为当年最重要战略资源的一片片产铜区被朝歌(今河南淇县)所控制。

对朝歌而言,今山西永济市、夏县、稷山、中条山一带是铜的主要来源。北至荒凉的辽东牛河梁(今辽宁朝阳),南抵茂林覆盖的大冶铜绿山(今湖北大冶),也都或多或少与商朝心脏地带产生联系。

通过开采、长途贸易和战争,各地青铜制品穿越山河重重阻隔,水陆并进,源源不断汇入朝歌。

殷商的强盛离不开当时发达的铜矿开采、运输和青铜冶铸。对资源的垄断与攫取,不仅维系了王朝的政权统治,也满足了奴隶主贵族穷奢极欲的物质需求。遥远狰狞的神兽纹饰,精美绝伦的浮雕造型,妇好鸮尊、四羊方尊和后母戊鼎这般无可匹敌的青铜艺术品,都镌刻上了晚商最后的荣华。


中华文明的“铜”年时代

▲后母戊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铜,这种在先秦时期被称作“金”的橙红色金属,将在随之而来的西周迎来最鼎盛的辉煌岁月。


龙凤呈祥


汉江盆地,是周王朝灭商之后垂涎三尺之地。

相传公元前10世纪前后,周昭王不断派兵南掠江汉,显然是为了完成对铜绿山及其周边河谷盆地的掌控。昭、穆之际,周朝逐渐在江汉谷地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强权地位。于是,王室册封宗亲贵族在这片狭长的肥沃之地建邦立国。随、息等诸侯国拔地而起,史称“汉阳诸姬”。

这些星列于汉水北岸和淮河极西之地的姬姓诸侯国,一边遏制荆楚势力北窥中原,同时守卫铜绿山和铜矿北运的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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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山古矿遗址7号矿体(即大岩阴山) 摄影/赵壁

铜绿山春秋古矿井遗址 摄影/曹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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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从铜绿山运过长江,顺利进入汉北和淮西,穿越申国,最后绕道秦岭输入王畿之地。

自楚国先祖熊绎被周成王封为子爵,后世一直对其部族仅能以汉水南岸、荆山北麓的丹阳方圆五十里之地立国而怒气冲天。楚人渴望扩充地盘,无奈建国300年,始终被周王室和后起的“汉阳诸姬”无情压制。

直至犬戎攻破镐京,周平王东迁洛邑。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竞起。楚子熊通见机会完全成熟,先自立为王(即楚武王),而后兵戈北指,攻打“汉阳诸姬”。控制天下最大之铜矿——铜绿山,将北运之铜据为己有,是楚武王不惜代价的毕生所求。

楚武王把征伐目标对准“汉阳诸姬”中实力最强、也是冶铜业最出色的随国。从公元前706年开始,楚军两次出师均告失利,直至公元前690年,人生迟暮之际的楚武王率军向随国发起最后一击终获成功。此后,楚国独据江汉,已知人类文明世界中最大的产铜区成为楚国囊中之物。

如果没有楚武王在位50年间心如磐石矢志灭随,楚国就不会将铜绿山纳入版图,如果没有铜绿山铜矿资源的支持,也很难想象祝融的后裔会从方圆五十里的咫尺之地完成史诗般的大国崛起,最终“地半天下”。

晋楚百年争霸的地缘政治格局,客观上促进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交流碰撞,也助力楚国最终融入了中原文明体系。

中华文明的“铜”年时代

中华文明的“铜”年时代

▲铜绿山上的铜草花


楚国以凤凰为图腾,铜绿山密林深处的铜矿资源就是楚国熠熠生辉的羽翼,当南方凤凰和北方巨龙合二为一,龙凤呈祥,崭新而强大的中华文明即将从人类文明的荒原中崛起,开启了新的时代。


铜铁争辉


晋楚两霸作为中国春秋时代最具权势的超级大国,在郑、宋一线的拉锯往来超过百年。

百余年间,这两个强国都在不断寻求盟友以牵制彼此,当看透“秦晋之好”的脆弱性后,楚国与秦国联姻以遏制晋国。晋国随即扶持吴国从东方骚扰楚国。楚国立即以牙还牙,加紧援助越国,使后者成为吴国劲敌。至此,吴越势同水火。吴国其兴也勃,是时天下震动。


中华文明的“铜”年时代

中华文明的“铜”年时代


▲吴楚之战 青铜雕塑


公元前506年,春秋时代规模最大的战争——柏举之战在今天湖北麻城地区爆发。3万吴军一鼓作气击溃20万楚军,长驱郢都,最终使楚国元气大伤,直到战国时期才得到恢复。

吴国狂戈所向,诸侯披靡。吴军咄咄逼人的强势表现正是人类文明史开启全新时代的曙光初照。

吴国以姑苏(今江苏苏州)为核心,国境之内缺乏铜矿资源,这一方面迫使当地工匠以极致精神打造无与伦比的利刃,比如吴王夫差剑,同时也推动吴人尝试用新材料加速兵器研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以铸铁剑。


越王勾越剑/湖北省博物馆馆藏

中华文明的“铜”年时代

中华文明的“铜”年时代

吴王夫差矛/湖北省博物馆馆藏


千呼万唤始出来,铁器随着人类冶炼技术的提升应运而生,铁矿的分布比铜矿更为广泛,冶炼中不需要加入其他金属,而产出的铁器更加轻巧、坚硬而锋利,对军事的意义不言而喻。

三家分晋,七雄并立。

战国伊始,楚国压力并没有因晋国分崩离析而稍有缓解。韩赵魏一再南下攻城略地,让楚国疲于招架。其中与楚国接壤的韩国,领土不大,然其坐拥当时天下最大之铁矿所在——宜阳(今河南宜阳)。

在青铜兵器依旧居于主导地位的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无疑赋予了韩国军队不可小觑的优势,这也是版图狭小的韩国能够在秦、魏、楚三强包围中生存近200年的资源仰仗。

宜阳铁矿在战国时代的战略意义可比肩春秋时代铜绿山铜矿。

铜铁争辉的时代,铁器在农业生产中获得了广泛使用,然而大规模制作兵器时,不断改良合金配比的青铜兵器依旧是铁器所不能替代的,这种力量对比一直持续到西汉武帝时期。

中华文明的“铜”年时代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中国古人借助铜的力量,祭祀以通天地神灵,征伐以拓四方疆土。铜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定义了人类文明的一个新时代,伴随着童年时代的中华文明率先冲破历史的迷雾,并一路领先世界。

当宗教色彩华辉散尽,当军事征伐偃旗息鼓,在此后的千年岁月里,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金属矿物之一,越来越多的铜被人们开采冶炼出来,熔铸进国家信用,锻造出王朝形象,以金属天然具有的货币属性,支撑起国家金融体系,沟通着社会经济生活,充当了最司空见惯而又最不可缺的角色,承担起“和钧天下”新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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