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的國際性大城市，上海浦東與虹橋兩個機場的境外載客流量人數佔全國境外載客流量的60%以上。上海，已成為嚴防疫情境外輸入的最前線，上海人民用自己的精氣神，壘築起一道道嚴絲合縫、比肩聯袂的鋼鐵長城。
“各部門注意了！現在有兩架來自意大利和伊朗的航班馬上要進站……”
“上海已經準備完畢！”“江蘇準備完畢！”“浙江準備完畢……”
這是3月初以來，在上海浦東和虹橋兩大國際機場內，幾乎每隔幾十分鐘就要出現的一幕幕緊張而有序的場景。
“現在我們就是嚴防疫情境外輸入的最前線，虹橋、浦東兩個機場每天光承接來自疫情重點國家的航班就達數十架次、人數最多時高達上萬人！”機場內，穿著防護服的上海海關防控人員一邊氣喘吁吁地奔跑，一邊翻著“地勤日誌”介紹說。
“想一想也夠驚心動魄的：本來我們上海到了2月下旬就已經連續好多天新增確診病例為零了，哪想到2月26日寧夏發現了1例自伊朗輸入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患者在滬時間長，活動軌跡涉及86名密切接觸者，我們得立即對這些人進行醫學觀察和集中隔離。”上海市疾控應急處負責人黃曉燕說，“也正是第一個境外輸入病例的出現，把我們上海一下推到了嚴防疫情境外輸入的最前線。要知道，浦東和虹橋兩個機場，每年光從國外入境的人數就達8000萬人次，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重要的‘空中國門’！”
黃曉燕眼睛瞪得大大的，說著地道的上海話，“儂代阿拉告訴全國人民：放心好了！阿拉上海保證為大家守牢國門！”
自3月初以來，我一直在上海的“國門”前沿採訪，所見所聞讓我深切感受到這位上海老鄉說的話是可信的。因為——
一
上海人民用自己的精氣神，壘築起一道道嚴絲合縫、比肩聯袂的鋼鐵長城。
作為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的國際性大城市，上海浦東與虹橋兩個機場的境外載客流量人數佔全國境外載客流量的60%以上。它已成為嚴防疫情境外輸入的最前線。
“在我們面前只有一條路：嚴防死守到底，絕不出現一點漏洞！”上海人發出莊嚴誓言。
“歡迎回家！”從韓國大邱市來到浦東的崔先生在飛機落地後的第一時間，聽到中國防疫人員進機艙說的這第一句話時，激動地舉起雙手跳了起來。
“請問先生您是從何處來？來之前到過何處？在上海乾什麼？”
“我是韓國人，但我是回家來的！我孩子十幾歲了，是在上海出生的，我和夫人都在上海工作十幾年了！”崔先生用熟練的中文說。
“好。我們先給您測體溫，然後請您填寫入境信息卡。如果沒有合適的口罩，請換上我們為您準備的新口罩……”這是入境後，身穿防護服的機場海關防控人員向崔先生等機上乘客提出的幾條要求，而後在查詢其護照及登機前幾天的“活動軌跡”之後，根據不同國度疫情情況及乘坐飛機前往中國之前的活動情況，在其護照上標貼“紅”“黃”“綠”不同標識。
車輪滾動，向浦東新區某酒店行進。在約40分鐘的路途上，崔先生細數了一下自己出機場的整個過程：過了十多道“關口”吧？他那顆懸空的心平靜了一半。其實，他還並不瞭解全部：那些普通境外來客在出關時，同樣需要經過邊防海關、航站樓和上海市中心轉運等3道嚴格的檢查程序。
“我真的回家啦！”崔先生打開自家房門的那一瞬，高呼了起來。
“崔先生辛苦了！我們還有幾件事請您配合。”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說，“一，請社區醫生測溫和遵守相關居家隔離要求，因為你來自疫情重點國家，需要在家隔離14天；二，隔離期間，在生活方面和其他方面有什麼要求，可以委託我們社區和志願者來幫忙做；三，隔離時需要每天向我們報告你的身體情況。”
“行！只要你們說到的，我都會做好！”崔先生爽朗答道。
然而並非所有入境者都像崔先生那樣順利。而無論哪種情況，上海防控線上的工作人員都能做到既理解寬容，更認真耐心並一絲不苟地按照防控要求嚴格守好每一道關口。
這是3月初的某一天下午4時左右，虹橋機場一下來了數架從意大利、澳大利亞、韓國和美國飛來的航班。五組海關防疫小組6名工作人員穿著臃腫的防護服再度出現在剛剛打開的機艙，而此刻，他們已經連續六七個小時沒有喝一口水、沒上一回廁所了！
3月12日，上海市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宣佈：從3月13日零時起，所有中外人員，凡是在進入上海之日前14天內，有過韓國、意大利、伊朗、日本、法國、西班牙、德國和美國等國家旅行或居住史的，一律實行14天居家或集中隔離健康觀察。上海同時對所有疫情嚴重國家（地區）的入境者實施100%的流行病學調查。入境者必須如實填寫相關信息，如有隱瞞或虛假填報，造成疫情傳播的，將被依法追究責任。
3月14日一早，上海市衛健委通報：13日上海新增確診病例4例，均為從意大利回國的中國公民，其中1例為上海人，3例為浙江人。
二
“流程”暖意融融。你有說得出的縫隙，我有拿得出的納米級匠心。
“是花木街道嗎？我是機場轉運中心，現在通知你們：你們的聯洋小區和牡丹小區有2位從俄羅斯來的意大利入境者和3名從韓國來的客人，要在半小時後到達這兩個小區，請你們立即組織接應和防控準備。”13日夜晚，駐守在浦東機場T1航站樓的浦東新區轉運組的幾位工作人員自3月5日入駐機場以來，這已經是第七個通宵達旦了。
自3月5日以來，上海全市組織了萬人隊伍，開赴浦東與虹橋兩大“國門”前線，築起了“總指揮-總聯絡-駐場指揮-駐場工作組-各區縣（包括周邊省市區指揮部）”五級組織運行體系，而後又分設“海關-航站-安保-醫療-物資-轉運車場-特殊旅客安置”等十多個職能隊伍，形成“國門”口的戰“疫”體系。
與此相配套的是各區縣也針對所屬地區內承接的疫情重點國家來的入境者管理，對應設立了“指揮部-轉運中心-治療中心-集中隔離酒店-街道轉運站”等防控運行體系，而這一系統連同街道與社區人員有近十萬人，他們每天24小時，全天候地工作著，組成了防止疫情境外輸入的一道密不露縫的防線。這支隊伍的每一個人都清楚：從海關和機場到各區縣、到入境者所居住的小區，也許僅有一個小時的車程，然而這一過程中稍出一點差錯，後果將不可估量。
花木街道下面有個聯洋小區，是浦東新區第一個“國際社區”，在此居住的外籍人士達16000多人。這段時間以來，幾乎每天都有從疫情重點國家回來的居民。
“你們能保證小區的防疫萬無一失？用什麼來保證讓人放心呢？”採訪花木街道防控指揮長、花木街道黨委副書記李嘉寧時，我直截了當地問他。
“我用大數據回答你。”這位年輕的街道防控前方指揮長從容地打開他的“寶貝”，如數家珍地告訴我：“武漢疫情暴發後，我們街道就建立了一個大數據庫。我現在可以負責地告訴你，我們街道管轄的範圍內，每一個社區、每一棟樓房、每一個樓道和每一個單元裡，在哪個方位，房子結構是怎樣的，裡面住了多少人，每個人的年齡和性別，他們是常住居民還是租戶、外籍人還是本地人，他們最近是在家裡待著，還是在外工作……我們街道掌握，小區的居委會掌握，防控小組掌握。如果他是隔離人員、外籍人員，那麼我們還知道他是哪國人，何時來此，當天的身體狀況如何，甚至每日的體溫和生活供應情況、垃圾處理如何，等等，只要你說得出的事，我們都可以從大數據裡找到。”
“也就是說，每一個可能和可疑的疫情，均在你們掌控之中？”我問。“對的。”李嘉寧說。
“沒有銜接上的任何縫隙？”我問。“當然有時會有，但我們會及時採取措施堵上，確保真正的滴水不漏。”李嘉寧說，有一個隔離者已經居家隔離12天了，但按照市防控領導小組新頒佈的規定，她需要被集中到區一級的集中隔離點。可是這女士身邊有一個才兩個多月的嬰兒，我們動員她去集中隔離點時，她就是不去，說再堅持三天就到了隔離結束時間，現在去了她孩子誰管？這樣的情況確實很特殊。居委會書記一次次親自上門做工作，但就是做不通。
“必須守住這一環，不能讓這裡漏出一滴水！”居委會的小丁書記白天派人在這位女士門口堅守，晚上由他親自值班。小丁書記在人家的樓道里蜷縮著身體，連續度過了3個漫長的寒冷之夜，一直等到這位女士隔離完畢並報平安時才撤了“夜班”。
“就在前天深夜一點左右，我正好在這裡值班，突然接到聯洋小區居委會蔣冬梅書記求助，說他們地段醫院接到市裡通知，要他們馬上在小區內找出前一天從伊朗經俄羅斯到浦東的一例確診者的兩名伊朗籍密切接觸者，並將其護送到區集中隔離點。可是地段醫院的醫生到小區門口後，保安不讓進。我抄起電話就與聯洋居委會的幾個職能部門協調，又馬上派出街道防控隊員前往小區協助行動。當120救護車把這兩名密切接觸者送走時，天已矇矇亮了。但到了早上，聽說‘昨晚有伊朗患者被拉走了’的信息後，許多社區居民著慌了。我們街道幹部立即將那兩名密切接觸者的活動軌跡，在小區內進行了公示，又詳盡介紹了那例確診者的相關情況。小區居民這才放心。”花木街道防控小組副指揮長張曉山向我講了另一個故事。
在上海，像花木街道所在地的聯洋國際社區有十幾個，有些小區的外籍居住者比中國居民還多。如何防控，是整個戰“疫”最艱難、最繁瑣的工作，甚至有些看起來很小的生活瑣事，有可能就是一個“漏水”和“裂縫”的環節。
“我們有辦法。”李嘉寧說，“在所有的小區內，尤其是外籍人士居住的國際小區，我們對所有居住者的身體狀況瞭如指掌。每棟樓、每個樓道，都設了樓長和樓道長，他們負責每座樓宇和每個樓道居民的生活所需與防控事務，細到對每個單元、每個居住者一天的吃喝拉撒歸檔入表，哪家哪人提出吃的披薩、喝的咖啡，來自哪家商店、哪個品牌，我們都能掌握！”
“有這麼神嗎？”“是這樣。”李嘉寧自信地告訴我，“因為我們的所有居委會和小區在這之前已經通過調查並根據外籍人士的生活習慣與愛好，準備了足夠量的生活和食物清單，他們在隔離和正常生活的日子裡，基本上都按照我們提供的‘菜單’所需購置。而小區的物業、快遞員、保潔員、保安等，還有巡邏員，都是24小時值班。”
“如此大的工作量，誰能擔當得起啊？”我覺得不可思議。“黨員、幹部和小區的居民們呀！”李嘉寧說，“在疫情緊急時刻，我們街道和居委會的所有幹部都衝到了前線，幾乎都是從大年三十堅守到現在，沒有一個人下過崗位。”
“這段時間，我們人手越來越不夠了。社區就先在黨員中、後來又在普通居民中請大家申報志願者，結果一下有3000多人報了名。於是我們就將這支隊伍編排成上千個防控小組，每個小組由黨員領隊，他們編班排隊，分配工作任務，成為最接地氣的小區防控城牆。”李嘉寧說到這裡，嗓門突然哽咽起來，“我們培花社區第九居委會黨支部書記薛梁英，是個‘80後’好青年，戰‘疫’拉響不久，就倒下了。遺體告別的時候，街道和居委會的許多幹部想去，可又不能前往，最後只有我和另一位街道領導為小薛送別。”
李嘉寧的手機響了，他站起身接電話，“市裡說我們這邊又發現一例被確診的浙江籍入境者，跟他同一架飛機回來的人中有我們街道好幾個人，需要馬上對他們進行隔離。”李嘉寧急忙朝樓下奔去。“這些日子，幾乎天天這樣，每時每刻都可能會冒出新的疫情來。”留下繼續接受我採訪的張曉山說。
我手機上一條信息是市府防控部門的朋友發來的，他告訴我，市領導剛剛給各區和兩個機場的負責人開會下達“軍令狀”：疫情境外輸入越來越嚴峻，上海必須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價，為2400萬市民守住“城門”，為14億中國人民守住“國門”，絕不能出現一絲一毫的漏洞。為此，特別提出要“嚴格依法防控、聯防聯控，措施要精準，流程要優化，預案要周全，工作要細密。確保環環相扣，無縫銜接。”
我給這位朋友回發一句問話：可不可以向上海以外的海內外朋友轉達你們說過的一句話：“上海可以讓大家放心？”
“當然！我們上海一定而且保證能讓大家放心！！！”他馬上回答我，並且加了3個感嘆號。
三
“上海是有溫度和溫情的國際化城市，所以我們願意把家、把心都留在這裡！”
多數人到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虹橋。因為它是上海最大的交通樞紐，年客流量達4.5億，平均每天有123萬多人次路過此地。虹橋還是中國改革開放後誕生的第一塊國際招標批租地、第一批國家級經濟開發區之一、第一家國際級專業展貿中心等等“中國第一”。
3月12日，我來到這裡。現在它正式的名字叫“虹橋街道古北國際社區”，居住著外籍人士28000多人，其中韓日籍佔60%，歐洲人士20%，其餘為港臺人士。“我們古北社區居住的外籍人士數量在全上海最多，他們分別來自60多個國家，所以有‘小聯合國’之稱。”正帶領街道幹部和志願者在古北社區幫助防控工作的虹橋街道黨工委書記胡煜昂介紹說。
一到社區門口，就遇上了給我測量體溫的一對韓國父子。“這裡是我家，家裡有了事，就要出來幫幫忙。”文先生語氣中帶著真情，“我們韓國前陣子疫情嚴重的時候，上海朋友包括我們古北社區的人聽說後，通過我和其他居住在這裡的韓國人支援大邱市等地方。現在我們古北社區面臨的防控任務重，我就跟兒子一起報名參加這裡的志願者，每天出來值幾個小時班，很開心，也很驕傲。要感謝中國，感謝上海，給了我們一個安全幸福的家。”
“這個小包叫‘防疫融情包’，凡是居住在社區內的居民人手一個，一進門就可以知道如何做好自我防疫。”“80後”的榮華居委會第一書記盛弘，遞給我一隻小包。“‘融’代表的是我們古北社區榮華居委會的意思，‘融情包’則表示每一位居住在這兒的人只要按照裡面的每一項提示，就可以正常防疫和正常生活。你看，它有不同語言。”
我打開小包，首先看到的是一張由虹橋街道所在的上海長寧區政府致全體外籍人士的一封溫暖的“疫情告知書”，上面寫著上海市自3月3日起對來自境外疫情重點地區和國家的人員實施居家隔離醫學觀察的要求，以及隔離期間的相關事宜和隔離人及家庭在醫學、自檢和生活等方面的聯繫電話。最後有句話很溫馨：“讓我們共同守望、齊心協力、共克時艱！希望您安全度過隔離期。”這是上海人民給每一位來滬的外籍友人送去的一個“感情包”。
“上海是有溫度和溫情的國際化城市，所以我們願意把家、把心都留在這裡！”負責這個國際社區的上美置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方耀民是香港人，到這裡已33年了。方先生說：“我不僅見證了這個社區發展的全過程，而且最長時間地感受了上海人民對我們的溫暖之情。這些天從美國、意大利等歐美地區回來的人告訴我：眼下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安全、更放心。”
“僅憑一個感情包是遠遠不夠的。用我們社區幹部和志願者的話說：你還得每天靠一雙腿去跑。”盛弘指了指身邊的社區醫院醫生張夢嬌說，“你問問她現在一天跑多少步？”
瘦弱的張醫生羞澀地說：“2萬到2萬5步吧！”張醫生她們是穿著十多斤重的防護服在小區各棟和各個樓道里上下奔跑呵！
“必須這樣，而且你還得提起精神來跑。”張夢嬌醫生告訴我，“3月3日上海第一天開始對境外疫情重點國家實施隔離後，當天我們負責的社區就有280人從韓國和日本回到這邊社區，這麼大的工作量從前沒有遇到過。社區醫院50個人全部出動，挨家挨戶去核對和做好上門防控服務，基本上每個人都需要花半小時以上。後來作了統計，這一天我們共上門169戶，對365人進行了防控相關醫務工作。那整整十幾個小時裡，我們既不能脫防護服，又不能吃飯，上廁所也不行，所以得戴尿不溼。”張醫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
“對我們來說，最初碰到的困難還有語言不通，只能靠臨時現學的幾句‘塑料英語’去跟外籍人士對話，常常一怕時間拖得長，二怕出差錯和誤會，所以格外累人。這兩天古北小區共有516名境外人士需要做醫學觀察，我們現在是安排10個醫生每天負責上門兩次對他們進行檢測。”張醫生說。
袁藝是TEC駐上海的運營官，她所在的單位專門幫助來滬外籍人士在上海“建立一個遠離家鄉的家”。袁小姐給我講了一件事：在春節前後上海疫情吃緊時，TEC機構主席Linda Painan(中文名徐凌娜，新加坡華裔）親自到一些國家採購口罩，準備捐給中國，但發現這些國家基本斷貨。她便火速趕到印尼，通過熟人購置了10萬隻口罩和1800只白血病兒童患者醫用口罩。當時多數國家通往中國的飛機已停運，徐女士又親自護送這批口罩運到新加坡，在機場交給正在登機的一位朋友帶到上海。
這批口罩對當時的古北國際社區非常重要。聽到虹橋街道幹部們讚揚和感謝時，袁小姐說：“要表示感謝的是我們，因為首先是上海讓我們在這裡有了一個幸福安全和美滿的大家園，所以我們TEC和所有外籍人士又在這裡建了自己的小家。我們越來越感到：家在上海是件多麼幸福的事！”
這就是今天的上海，處處安全有序，春暖柳綠，白玉蘭爭相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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