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無政府的抗議，以老子為代表。
這是對於太多的政府，太多的忌諱，太多的管理，太多的統治的一種抗議。這和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能在世界上佔有一個很獨立的、比較有創見的地位。這一次強迫我花了四十多天的時間，來預備一個二十五分鐘的演講；經我仔細地加以研究，感到中國政治思想在世界上有一個最大的、最有創見的貢獻，恐怕就是我們的第一位政治思想家——老子——的主張無政府主義。他對政府抗議，認為認為政府應該學“天道”。“天道”是什麼呢？“天道”就是無為而無不為。這可說是一個很個很重要的觀念。他認為用不著政府；如其有政府，最好是無為、放任、不干涉，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政治思想： 有政府等於沒有政府；如果非要有政府不可，就是無為而治、所以第一件大事，就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第一個放大炮的——老子——的無政府主義。他的哲學學說，可說是無政府的抗議。
第二件大事，是孔子、孟子一班人提倡的一種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
孔子與孟子首先揭櫫這種運動。後世所謂“道家”（其實中國古代並沒有“道家的名詞此是後話，不在此論例。）也可以說是這個自由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後來的莊子、楊朱，都是承襲這種學說的。這種所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和個人主義的起來， 是由於他們把人看得特別重，認為個人有個人的尊嚴。《論語》中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就是這個道理。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教育人參加政治，參加社會；這種人要有一種人格的尊嚴，要自己感覺到自己有一種使命，不能隨便忽略他自己。這個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是第二件值得我們紀念的大事。
第三件大事，可算是中國古代極權政治的起來，也就是集體主義（極權主義）的起來。
在這個期間，墨子“上同”的思想，（這個“上”字，平常是用高尚的“尚”字，其實是上下的“上”字。）就是下面一切要上同，所謂“上同而不下比者”，——就是一種極權主義。以現在的新名詞說，就叫“民主集權”。墨子的這種理論，影響到紀元前四世紀出來了一個怪人——商鞅。他在西方的秦國，實行這種“極權政治”；後來商鞅被清算死了，但這種極權制度還是存在，而且在一百年之內，把當時所謂天下居然打平，用武力來統一中國，建立所謂“秦帝國”。帝國成立以後，極權制度仍繼續存在，焚書坑儒，毀滅文獻，禁止私家教育。這就是第三件大事。所謂極權主義的哲學思想：極權國家不但起來了，而且是大成功。
第四件大事是，這個極權國家的打倒，無為政治的試行。
秦王政統一天下之後，稱他自己為秦始皇，以後他的兒子為二世，孫子為三世，以至於十世、百世、千世、萬世、無窮世。殊不知非特沒有到萬世、千世、百世，所謂“秦帝國”，只到了二世就完了。這一個以最可怕的武力打成功的極權國家，不但十五年就倒下去了，第一個“秦帝國”沒有安定，第二個帝國的漢朝卻安定了，什麼力量使他安定的呢？在我個人的看法，就要回到我說的第一件大事。
我以為這是那個無政府主義、無為的政治哲學思想來使他安定的。秦始皇的帝國只有十五年；漢朝的帝國有四百二十年：為什麼那個帝國站不住而這個帝國能安定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漢朝的開國領袖能運用幾百年以前老子的無為的政治哲學，漢朝頭上七十年工夫，就是採用了這種無為而治的哲學，秦是以有為極權而亡；而漢朝以有意的、自覺的實行無為政治，大漢帝國居然能安定四百二十年之久，不但安定了四百二十年，可說二千年來到現在。今天我們自己稱“漢人”，這個“漢”字就是漢朝統治四百二十年後留給我們的。在漢朝以前，只稱齊人、楚人、衛人，沒有“中國人”這個名詞。
漢朝的四百二十年，可說是規定了以後二千多年政治的規模，就是無為而治這個觀念。這可說是兩千多年前祖先留下來的無窮恩惠。這個大帝國，沒有軍備，沒有治安警察，也沒有特務，租稅很輕。（講到這裡，使我想起我在小時，曾從安徽南部經過浙江到上海到了杭州，第一天才看到警察；以前走了七天七夜並沒有看到一個警察或士兵，路上一樣很太平）所以第四件大事，可說是打倒極權帝國而建立一個比較安定的國家；拿以前提倡了而沒有實行的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來安定四百二十年大漢帝國，安定幾千年來中國的政治。
現在我就這四點來姑妄言之
諸位姑妄聽之
第一件大事是老子的無為主義。
最近幾十年來，我的許多朋友，從梁任公先生到錢穆、顧頡剛、馮友蘭諸先生，都說老子這個人恐怕靠不住，《老子》這部書也恐怕靠不住。他們主張要把《老子》這部書挪後二三百年。關於這個問題，我也發表過一篇文章，批評這幾位先生考定老子年代的方法。我指出他們提出來的證據都站不住。（現在臺灣版《胡適文存》第四集第二篇，就是討論考證老子這個人的年代，和《老子》這本書的年代的。）但這二三十年來中國學者的提倡，居然影響到外國學者。外國學者也在對老子年代發生懷疑。你看西洋最近出版的幾種書，差不多老子的名字都不提了。在我個人的看法，這個問題很複雜；如果將來有機會，可再和各位詳細的討論。
今天簡單的說，我覺得老子這個人的年代和《老子》這本書的年代，照現在的材料與根據來說，還是不必更動。老子這個人恐怕要比孔子大二三十歲；他是孔子的先生。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是大家所不否認的；同時在《禮記·曾子問》中有明白的記載。那時孔子做老子的學徒，在我那篇很長的文章《說儒》裡，老子是“儒”，孔子也是“儒”。“儒”的職業是替人家主持喪禮、葬禮、祭禮的。有人認為“儒”是到孔子時才有的，這是錯誤的觀念。我為了一個“儒”字，寫了五萬多字的文章，我的看法，凡是“儒”，根據《檀弓》裡所說，就是替人家主持婚喪祭祀的贊禮的。現在大家似乎都看不起這種贊禮。其實你要是看看基督教和回教，如基督教的牧師，回教的阿洪，他們也是替人家主持婚喪祭祀的。
在古代二千五百年時，“懦”也是一種職業。在《禮記·曾子問》中都講到孔子的大弟子和孔子的老師都是替人家“相”喪的。《禮記·曾子問》中記：孔子自說有一天跟著老子替人家主持喪禮，出喪到半路上，遇到日蝕；老子就發命令要大家把棺材停在路旁，等到日蝕過去後再往前抬。下面老子又解釋為什麼送喪時遇到日蝕應該等到太陽恢復後再往前抬。各位先生想一想：送喪碰到日蝕，這是很少見的事；而孔子跟著老子為人家主持喪禮，在路上遇見日蝕，也是一件很少見的事，記載的人把這話記載下來，我相信這是不致於會假的，從前閻百詩考據老子到周去問禮到底是哪一年，就是根據這段史實來斷史實來斷定的。同時《檀弓》並不是一本侮蔑孔子的書；這是一本儒家的書，孔子的學生如曾子等，都是替人家送喪的。替人家送喪是當時的一種吃飯工具，是一種正當的職業。
至於《老子》這部書，約有五千字左右，裡邊有四五個真正有創造的基本思想；後來也沒有人能有這樣透闢的觀念，這部只有五千字左右的書，在我個人看起來，從文字上看，我們也沒有理由把他放得太晚，在思想上他的好幾個觀念，可說是影響孔子。譬如老子說“無為”，孔子受其影響甚大。如《論語》中的“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些話都是受了老子“無為而治”的影響的。還有孔子說，我話說得太多，我要“無言”，這也是老子的思想。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就是自然主義的哲學。我們考證一部書的真假，從一個人的著作中考據另一個人，並不是我一的個人的辦法。譬如希臘古代在哲學方面有許多著作，後來的人考據哪幾部著作是真的，哪幾部著作是假的，用什麼標準呢？文字當然是一種標準；但是重要的，就是如果要辨別柏拉圖著作的真偽，須看柏拉圖的學生亞利斯多德是否曾經引過他老師的話，或者看亞利斯多德是否曾提到柏拉圖某一部書裡的話。這是考據的一種方法。
我們再看孔子說的“以德報怨”。這完全是根據老子所說的“報怨以德”。諸如此類的話多得很；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苦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等都可以說是老子的基本觀念；尤其“犯而不校”，就是老子提倡的一個很基本的觀念，所謂“不爭主義”，亦即是“不抵抗主義”。（我就是犯了這個毛病：說不考據，現在又談考據了，不過我現在說這些話，只是替老子伸伸冤而已。）
老子的主張，所謂無政府的抗議，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件大事。他的抗議很多。大家總以為老子是一位拱起手來不說話的好好先生，絕對不像個革命黨、無政府黨。我們不能太汙衊他。你只要看他的書，就知道老子不是好好先生。他在那裡抗議，對於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抗議。他說：“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這就是提倡無政府主義的老祖宗對於當時政治和社會管制太多、統制太多、政府太多的一個抗議。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老子是一位什麼事都不管的好好先生，太上老君；他是一位對於政治和社會不滿而要提出抗議的革命黨。而且他僅僅抗議還不夠；他還提出一種政治基本哲學。就是說，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自由中國在二千五百年以前產生了一種放任主義的政治哲學，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不干涉主義的政治哲學。在西方恐怕因為直接間接的受了中國這種政治思想的影響，到了十八世紀才有不干涉政治思想哲學的起來。近代的民主政治，最初的一炮都是對於政府的一個抗議：不要政府的一個抗議：不要政府，要把政府的力量減輕到最低，最好做到無為而治。我想全世界人士不會否認：在全世界的政治思想史上，中國提出無為而治的思想、不干涉主義，這個政治學，比任何一個國家要早二千三百年。這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
老子說：我們不要自己靠自己的聰明；我們要學學天，學學大自然。“自然”這兩個字怎樣解呢？“然”是如此，“自然”就是自己如此。天地間的萬物，都不是人造出來的，也不是由玉皇大帝造一個男的再造一個女的，而都是無為，都是自己如此。一切的花，不管紅黃藍白各種顏色的花，決不是一個萬能的上帝塗上了各種顏色才這樣的，都是自己如此。也就是老子的所謂“天道”，孔子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道”就是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老子說：“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這就是無為的政治。而老子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太上，下知有之。”就是說：最高的政府，使下面的人僅僅知道這個政府。另外一個本子把這句話多加了一個字，作“太上下不知有之”。就是說：上面有個政府，下面的人民還不知道有政府的存在。
下面又說：“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就是，比較次一等的政府，人民親近他，稱譽他；第三等政府，人民畏懼他；第四等政府，人民看不起他。所以第一句“太上，下知有之”六個字是很了不得的，是人類政治思想史上最早有這個觀念。這種政治思想，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有思想文化的民族都還要早；同時，由這個觀念而影響到我們後來的思想。所以我們中國在政治思想上舍不得把《老子》這部書抹煞掉，我們歷史上第一個政治思想家，就是提倡無政府主義、不干涉主義的老子。同時，我頗疑心十八世紀的歐洲哲學家已經有老子的書的拉丁文翻譯本：因為那時他們似乎已經受到老子學說的影響。
第二件大事是孔子以下的自由思想，個人主義。
孔子與老子不同，孔子是教育家，而老子反對文化，認為五音、五色、五味的文化是太複雜了，最好連車船等機器都不用，文字也不必要，這種反文化的觀念，在歐洲十八世紀時的盧梭，十九世紀時的托爾斯泰也曾提出；而老子的反文化觀念要比任何世界上有文化的民族為早。老子不但反文化，而且反教育，認為文明是代表人民的墮落。而孔子恰恰相反。他是一個教育家、歷史家。
雖然做老子的學生，受無為思想的影響，孔子在政治思想上的成就比較平凡，並沒有什麼創造的見解。但是孔子是一個了不得的教育家。他提出的教育哲學可以說是民主自由的教育哲學，將人看作是平等的。《論語》中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就是說，除了絕頂聰明與絕頂笨的人沒有法教育以外，其他都是平等的；可教育的能力一樣。孔子提出四個字，可以說是中國的民主主義教育哲學，就是：“有教無類”。“類” 是種類，是階級。若是看了墨子講的“類”和荀子講的“類”然後再來解釋孔子的“有教無類”，可以知道此處的“類”就是種類，就是階級。有了教育就沒有種類，就沒有階級。後世的考試製度，可以說是根據這種教育哲學為背景的。
孔子的教育哲學是“有教無類”，但他的教育“教”什麼呢？孔子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字，就是“仁”字。孔子的著重“仁”字，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是了不得的地方。這個“仁”就是人的人格，人的人性，人的尊嚴。孔子說：“修己以敬。”孔子的學生問“這就夠了嗎？”孔子又說：“修己以安人。”孔子的學生又問：“這就夠了嗎？”孔子又說：“修己以安百姓。”這句話就是說教育套並不是要你去做和尚，去打坐唸經那一套。“修己”是做教育自己的工作；但是還有一個社會目標，就是“安人”。“安人”是給人類以和平、快樂，這一個教育觀念是新的。教育並不是為自己，不是為使自己成為菩薩羅漢、神仙。修己是為了教育自己，為的社會目標。
所以後來儒家的書《大學》裡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修身的工作；而後面的“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社會的目標。所以孔子時代的這種“修已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觀念就是將教育個人與社會貫連起來。教育的目標不是為自己自私自利，不是為升官發財，而是為“安人”“安百姓”，為齊家、治國、平天下。因為有這個使命，就感覺到‘仁”——受教育的“人”，尤其是士大夫階級，格外有一種尊嚴。人本來有人的尊嚴，到了做到自己感覺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修己以安百姓”的使命時，就格外感覺到有一種責任。所以《論語》中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就是說，遇必要時，寧可殺身以完成人格。這就是《論語》中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孔子的大弟子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就是說受教育的人要有大氣魄，要有毅力。為什麼呢？因為“任重而道遠”。“任”就是擔子。把“仁”拿來做擔子，擔子自然很重；到死才算是完了，這個路程還不遠嗎？這一個觀念，是我們所謂有孔孟學派的精神的：就是將個人人格看得很重，要自己挑起擔子來，“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常說：“自任以天下之重。”曾子說：“仁以為己任。”以整個人類視為我們的擔子，這是兩千五百年以來的一個了不得的傳統。後來宋朝范仲淹也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就是因為“修己以安人”而感覺到“任重而道遠”的緣故。明末顧亭林以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是這個道理。
所以自由民主的教育哲學產生了健全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就是將自己看作義個有擔子的人，不要忘了自己有使命，有責任。不但孔子如此，孟子也講得很清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就是說大丈夫的人格要自己感覺到自己有“修己以安人”的使命。再講到楊、朱、莊子所提倡的個人主義，也不過是個人人格的尊嚴。莊子主要的是說：“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這就是最健全的個人主義。老子、莊子都是如此。
到了漢朝才有人勉強將他們跟孔、孟分了家，稱為道家。秦以前的古書中都沒有“道家”這個名字。（哪一位先生能在先秦古書裡找到“道家”這個名字的，我願意罰錢。）所以韓非子在秦末年時說：“天下顯學二，儒、墨而已。”他只講到儒、墨，沒有提及道家。楊、朱的學說也是個人主義。這個個人主義的趨勢是一個了不得的趨勢；以健全的民主自由教育哲學作基礎，要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提倡人格，要挑得起人類的擔子，挑得起天下的擔子。寧可“殺身以成仁”，不可“求生以害仁”。這個健全的個人主義，是第二個重要的運動。
第三件大事發生在紀元前五世紀以後，在孔子以後，自四世紀起到三世紀時，正是戰國時代。
原來春秋時代有一個大國——晉。晉國文化很高，但在西曆紀元前四0三年即被權臣分裂為韓、趙、魏三國。這一年曆史家算作戰國的第一年。那時南方的楚也很強大。因為晉國三分，亦便沒有可畏的強鄰了。當時的秦孝公是一個英主，用了一個大政治家商鞅。兩人合作而造成了一個極權國家。不過極權主義的思想原則遠在商鞅之前就已發生；在《墨子》的《上同篇》中已有這個思想。關於中國古代思想的三個大老——老子、孔子、墨子，我在《中國哲學史》上卷，提倡百家平等；認為他們受了委屈，為被壓迫了幾千年的學派打抱不平。
現在想想，未免矯枉過正。當時認為墨家是反儒家的；儒家是守舊的右派，而墨家是革新的左派。但這幾十年來——三十五年來的時間很長，頭髮也白了幾根，當然思想也有點進步——我看墨子的運動是替民間的宗教辯護，認為鬼是的，神是有的。這種替民間宗教辯護的思想，在當時我認為頗傾向於左；但現在看他，可以算是一個極右的右派——反動派。尤其是講宗教政治的部分，所說的話是右派的話。在政治思想上，只要看他的《上同篇》。《上同篇》中說：
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義就是對的；一個人認為自己是對的，十個人認為他們各是對的，結果互相吵來而“交相非也”。拿我的“義”打人家的“義”，結果天下大亂而“若禽獸然”。有然後由天子發佈命令給天下百姓，說你們凡是聽見好的或不好的事都要報告到上面來，這是民主集權制。《上同篇》中說：
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以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政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王引之讀“而”為“與”），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只要上面說是對的，下面的人都要承認是對的：這就是“上同”，“上同而下比”。
里長發政裡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髮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
天子的功用就是能夠壹同天下之義。但是這還不夠；天子上面面還有上帝。所以：
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災猶未去也。……
戰國時代
這才算是真正的上同。但是怎樣才能達到上同呢？！？拿現代的名詞講，就是用“特務制度”，也就是要組織起來。這樣才能夠收到在數千裡外有人做好事壞事，他的妻子鄰人都不知道，而天子已經知道。《上同篇》中有一段說：
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同以為政長，是故上下情通（依畢王諸家校）。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裡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人未遍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裡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鄉人未遍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日，“天子之視聽也神！”
就是說天子的看與聽都是神。然後又說：
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唇]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思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眾，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眾，則其舉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上同為政者也。
這就是一種最高的民主集權制度。這種思想真正講起來也可以說是一種神權政治，也是極權政治的一種哲學。所以我們從政治方面講，老子是站在左派，而墨子是站在極右派。不過後來墨子並沒有機會實行他的政治哲學。
秦孝公的西方國家本來是一個貧苦的國家，但是經過商君變法，提倡“農”、“戰”，這是一種政治上、經濟上、軍事制度上的大改革、大革新。這個革新有兩大原則：一是提倡“農”，生產糧食；一是提倡“戰”。有許多古代的哲學，古代的書籍，因為離開我們太久遠了，我們對它的看法有時看不大懂。在三十五年前我寫《中國哲學史大綱》時，就很不注意《商君書》和韓非子的書。這種書因為在那時候，沒有能看得懂，覺得有許多東西好像靠不住。等到這幾十年來，世界上有幾個大的極權政府，有幾個已經倒了，有的還沒有倒。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再回頭看墨子、商君的書，懂了。這是經過三十多年的變化而生的轉移。
舉例來說：譬如關於“戰”，關於極權政治，在《商君書》第十七章裡有一節：“聖人之為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民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這個“一賞、一刑、一教”，真正是極權的國家主義。重要的是一教。一教之義，就是無論什麼學問，無論什麼行為，都比不了富貴；而富貴的得來，並不靠你的知識，也不靠你的行為，也不是因為名譽；靠什麼呢？靠戰爭。“所謂一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能夠作戰的才能踐富貴之門；因為這個緣故，父兄、子弟、朋友、婚姻的談話中最重要的事是戰爭。“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
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所謂一教也。”“民之慾富貴也，共闔棺而後出。而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間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聖人治國也，審一而已矣。”像這樣使人認為戰爭是可賀的，在家中在外面所唱的歌都是戰爭；這樣才能做到使百姓聽到戰爭的名字，看到戰爭，有如餓狼看見了肉。這樣老樣老百姓才可以用了。“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這些書籍，我們在當時看不懂；到了最近幾十年來，回頭看一看《史記》、《商君書》，才都懂了。那時的改革政治是怎樣呢？就是將人民組織起來，分為什伍的組織，要彼此相糾發。《史記·商君列傳》：
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相糾發）連坐。（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 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這是西方的秦建設了一個警察國家，一個極權的國家，而且成績特別好。在不到一百年之內，居然用武力統一了當時的所謂天下。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天下；過了八年後又發生了問題。就是當時還有許多人保留了言論自由。於是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議曰：“……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就是百姓以批評來反對政府所建立的政策。接著又說：
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乃）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所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羽成乎下。禁之便。主張還是禁止言論自由為對。於是就具體建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將書燒了以後，如果還有人敢批評政府的就殺頭。“有敢偶語詩書，棄市。”“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這是秦始皇三十四年的大燒書。
總而言之，第三件大事就是秦朝創立一個很可怕的極權國家，而且大成功， 用武力統一了全中國，建立了統一的帝國。
第四件大事就是極權國家的打倒，與無為政治的試行。
漢高祖是百姓出身，項燕、項羽與張耳一班人都是貴族。漢高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百姓，知道民間的疾苦，所以當他率領的革命軍到達咸陽時，就召集父老開大會，將所有秦代所定的法律都去掉，只留約法三章。其實只有兩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的幾個大領袖都能繼續漢高祖的這種政策。當時的曹參是戰功最高的，比韓信的戰功還高。漢高祖將項羽打倒後，立私生子做齊王，派曹參去做相國。曹參當時就說，我是軍人，而齊國的文化程度最高，經濟程度也高。情形很複雜，我幹不了；還是請一班讀書人去吧！於是大家告訴他，山東有一個人叫蓋公，可以請他指導。於是曹參就去請教蓋公。蓋公說：我相信老子的哲學。要治理齊國很容易；只要“無為”就可以治好齊國。於是曹參就實行“無為之治”，在齊國做了九年宰相，實行無為的結果，齊國大治，政治成績為全國第一。
所以在蕭何死後，朝廷又清曹參回到中央政府做宰相。曹參到了中央任丞相以後，也還是喝酒不管國事。當時的惠帝就遣曹參的兒子去問曹參。曹參打了兒子一頓。及曹參上朝，惠帝問他說，你為什麼打你的兒子？是我叫他問的。曹參便脫帽謝罪，向惠帝說：“陛下比高皇帝何如？”惠帝說：“我哪可以比高皇帝！”參又問：“陛下看我比蕭何哪個能幹？”惠帝說：“君似乎不及蕭何。”參曰：“陛下說得是。既然陛下比不上高祖，我比不上蕭何，我們謹守他們的成規，無為而治豈不好？”惠帝就說“很好”。不但如此，以後呂后鬧了一個小政變，結果一班大臣請高祖的一個小兒子代王恆來做皇帝，這就是漢文帝。
文帝的太太竇後是一個了不得的皇后。文帝死後，景帝登位，竇後是皇太后。景帝死後，武帝登位，竇後是太皇太后。前後三度，當權四十五年。竇太后最相信老子的哲學，他命令劉家、竇家全家大小都以老子的書作必修教科書。所以漢朝在這四十五年中實行無為而治的政治。對外方面，北對匈奴，南對南越，都是避免戰爭。對內是減輕租稅，減輕刑罰；廢止肉刑，廢止什伍連坐罪；租稅減輕至三十分之一，這是從古以來沒有的，以後也沒有的。人民經過戰國時代的多少戰爭，又經過楚漢的革命戰爭，在漢高祖以後，七十年的無為政治使人民得了休息的機會。無為而治的政治使老百姓覺得統一的帝國有好處而沒有害處。為什麼有好處呢？這樣大的一個帝國，沒有戰爭，沒有常備軍隊，沒有警察，租稅又輕：這自然是老百姓第一次覺得這個政策是值得維持、值得保存的。
由於漢朝這七十年的有意實行的無為而治，才造成了四百年的漢帝國，才留下無為而治的規模，使我們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為都受了這“無為而治”的恩典。這是值得我們想想的。這是我對於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個看法。
今天因為廣播公司控制得不嚴格，所以超過了時間，要向諸位道歉。
本文系胡適1954年3月12日的演講，有刪減
原載1954年3月13日臺北《中央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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