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春天:兵臨城下、渭水之盟與天災氾濫,李世民的雪恥之路

圖:來自網絡

歷史上的春天:兵臨城下、渭水之盟與天災氾濫,李世民的雪恥之路

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資治通鑑·唐紀九》)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春,隨著兩位統帥同時出擊,大唐對東突厥的總攻戰正式打響;這是李世民登基以來,唐王朝首次主動大規模對外用兵。

蟄伏了四年的大唐精兵,生動詮釋了何謂“其疾如風,動如雷震”:兵鋒所指,摧枯拉朽,突厥潰不成軍,頡利可汗倉皇逃往鐵山;為了斬草除根,二月,李靖率精騎長途奔襲,藉著大霧的掩護,一舉端了突厥人老巢;南起陰山、北至大漠,原北方遊牧民族的棲息地,首次納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控下。

三月,周邊的大小政權首領前往長安,請求尊奉唐太宗李世民為“天可汗”;曾經不可一世的頡利可汗,則在走投無路之下,被唐軍俘虜後押送長安。

經過這一戰,唐王朝的地緣政治優勢正式確立,在其後的上百年中持續保持了對外的高強度壓制。中國歷史上獨樹一幟的大唐盛世,由此正式邁上了征程。

但此時的春和景明,往往意味著過去的冬日凜寒;為了這一天,李世民雖談不上臥薪嚐膽,但如他自己所言,曾經也不得不“卷甲韜戈,啖以金帛”(《資治通鑑·唐紀七》)。如同漢高祖劉邦曾經遭受過白登之恥,一代雄主唐太宗及其父親李淵,以及全體中原軍民,不久前都遭受了突厥人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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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突厥,曾是唐高祖李淵的苦主

當初隋朝大亂之際,曾經順從的突厥再度崛起,不僅將周邊政權至於自己掌控之下,甚至成了中原爭霸各股勢力的幕後黑手。對於當時這一北方遊牧強權,史書中曾這樣描繪(《舊唐書》):

值天下大亂,中國人奔之者眾。其族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焉。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

即使咱們的唐高祖李淵,起初太原起兵時,也是在突厥人的兵馬支持下,才得以順利佔據長安。然而拿人手短、吃人嘴軟,其後他為此付出了金錢與尊嚴的雙重代價:

隨著唐高祖事業的蒸蒸日上,自認為有再生父母之功的突厥人貪求無厭、日益驕縱;一有不合心意,立即發兵襲擾。尤其在公元621-622年間,突厥多次南侵,唐軍損兵折將;公元624年,李淵不堪其擾,甚至考慮向東邊遷都。同年八月,頡利可汗“舉國入寇”,而常年持續作戰的唐軍正值疲憊不堪、物資匱乏,朝廷人心惶惶。最終李世民出面與對方達成了和親,才度過這一難關。

然而事情沒這麼容易了結,第二年七月,突厥十餘萬大軍捲土重來,在朔州肆意掠奪,唐王朝幷州道行軍大總管張瑾全軍覆沒、行軍長史溫彥博被俘。李靖與李道宗奮力迎擊,頡利可汗才請和而退。

公元626年六月,突厥再度入侵;在關於由誰帶兵迎擊的問題上,李氏兄弟的博弈,客觀上催生了玄武門之變。在內憂外患、人倫慘劇的多重打擊下,李淵心力交瘁,乾脆把皇位直接傳給了新任太子李世民,自己過起了眼不見心不煩的太上皇日子。

不過新一任皇帝李世民,馬上要面臨突厥人的下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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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便橋之盟,李世民忍辱負重

公元626年八月初,東突厥遣使請和。但聽說李淵把帝位傳給李世民後,為了在權力交接之際趁火打劫,順便給新任中原皇帝一個下馬威、驗驗其成色,頡利可汗馬上與侄子突利可汗(突厥小可汗,主管東邊契丹、靺鞨等部)徵發精騎十餘萬,揮師南下。唐軍大將尉遲敬德雖在涇陽奮戰、斬首上千,但寡不敵眾,仍擋不住敵人的勢頭。

最終,突厥大軍兵鋒長驅直入,抵達距離長安僅40裡的渭水便橋之北。此時長安城能調集的兵馬僅有數萬人,而且一時未能盡數集結。

大敵兵臨城下,身後是退無可退的國都,當時李世民的處境,甚至比當初劉邦被圍白登還要尷尬。

窘急時刻,李世民隻身帶領高士廉、房玄齡等六人前往渭水,指責頡利可汗背信棄義、撕毀之前的和親之約;隨後諸路唐軍陸續趕到,雖然數量上處於劣勢,但也“旌甲蔽野,軍容甚盛”。

見到大唐君臣的這等氣勢,原本想“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頡利可汗經過斟酌,與李世民在便橋上殺白馬為盟,接收大量財物後引兵而退。唐太宗上任後的首次危機,有驚無險被化解。(也稱“渭水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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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雖退,但唐王朝的尊嚴無疑受到了折辱。其後朝廷元老蕭瑀等人就請教李世民,為何不趁將士們蓄勢待發之際,與突厥人殺個痛快?

對此,李世民給出瞭解釋:

其一,自己親臨渭水,一是要以疑兵之計震住對方,二是要在陣前一察虛實。經過他的分析,“突厥之眾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也就是說,與突厥人開戰,並不是唯一選項;

其二,為何不趁對方決心未定時主動出擊呢?

首先,“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自己剛剛即位,有很多問題要解決,況且大唐久經戰火,官民疲敝,急需休養生息;

其次,若真的開打,唐軍雖能依靠主場之利獲勝,但也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而且還會與突厥接下樑子,對方攜馬匹之利來去如風,中原則從此永無寧日。

所以最佳的應對方式是“卷甲韜戈,啖以金帛”,志得意滿的突厥人自然會降低戒備。其後大唐休養生息,待時機成熟時,給他們以致命一擊(《資治通鑑·唐紀七》):

然後養威伺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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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一心、勵精圖治,貞觀初年,大唐生機勃勃

但要休養生息,其實並不容易:

經過隋末的戰火洗劫後,曾經繁榮富庶的中原一片殘破,人口由隋煬帝年間的890萬戶銳減至300餘萬戶;

李世民即位時,大的戰爭雖不再爆發,但仍有流民四處佔山為寇,社會生產並未完全恢復;

自然災害不斷,公元627年,洪災引發關中大饑荒,米價暴漲;公元628年,蝗災、大旱一同肆虐;公元629年,洪水再度來襲。天災接踵而至,飢寒交迫的百姓甚至不得賣兒賣女換取食物。

這樣的場景何其眼熟:隋煬帝在位時,正是因為遠征高句麗引發的後勤災難,以及頻發的自然災害,導致百姓流離失所,一度富強到令人瞠目的隋王朝因此轟然崩潰。況且,此時大唐的國力,根本與隋朝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如果不能度過這些難關,別提滅突厥的雄心,就連唐王朝內部,都有可能爆發摧毀性的危機。可以這麼說,幾乎從即位之初,李世民就無異於身處寒冬之中。但他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自己是一位合格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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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頓吏治,輕徭薄賦。公元626年,在談到為何各地多盜賊時,李世民認為:

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

民之所以為寇,主要是被官員所逼;若循規蹈矩無活路、鋌而走險方苟延,誰還會做良民?因此,若要治民,先正自身,唐太宗不依靠嚴刑峻法,致力於“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主食有餘”。幾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任人以才。身在帝王的位置上,對於權力的絕對支配,總會吸引到一大批趨炎附勢之徒投其所好;但李世民堅持“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前任太子李建成的親信魏徵,常年致力於挑刺,以至於時常在朝堂上經常懟得李世民下不了臺,卻被尊為官員的楷模;

賑災不遺餘力。洪、蝗、旱災,體現到最後都是老百姓的肚子問題。為了避免重蹈隋煬帝的覆轍,除了及時免除災區的賦稅徭役外,唐朝廷一手積極開倉放糧,一手組織百姓前往其他地區就食;同時,對於那些賣兒賣女的家庭,由官方出錢將這些兒童贖回,並歸還給他們的父母。因此,雖然連年災難,當時的大唐上下仍團結一心,社會空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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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戰必危,加強練兵。李世民出身軍旅,身居皇宮之後,仍時常組織數百名將士在顯德殿的庭院中練習射擊,並且親自考核,視實際表現予以獎懲。對於以不安全為由進行勸諫的官員,李世民表示:

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

可見他隨時惦記著突厥人。就這樣,李世民即使待在皇宮中,也訓練出了大量的精銳將士。皇帝如此尚武,民間的風氣自然隨之強悍。在這幾年中,大唐一邊休養,一邊積蓄實力;而老對手突厥,可就沒這麼爭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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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倒行逆施,大唐如願“養威伺釁”

便橋之盟後,在武力上搶不到便宜、從和親上獲得小利的頡利可汗,從此愈發志得意滿。作為遊牧民族,突厥人在制度上本就落後於中原,為了便於管理,他專信漢人趙德言,對其委以重任;後者則作威作福,政令繁苛,突厥人怨聲載道。

巧的是,在中原面臨各種自然災害時,草原也遭遇了大雪災,史稱“平地數尺”,大量牛羊馬死亡,突厥百姓同樣迎來了大饑荒。但與李世民勤儉治國、竭力賑災不同,頡利可汗仍舊驕奢、橫徵暴斂,導致治下的各部落人心渙散,原本依附於突厥的敕勒諸部,如薛延陀、回紇等紛紛自立門戶,並與突厥多次爆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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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突厥日漸削弱,但李世民仍未動手:“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決定待其背信棄義時,再行征討。

公元628年,頡利可汗與突利可汗翻臉,突厥空前內亂;同時,原北方軍閥梁師都依附於突厥人,一直佔據朔方與唐軍抗衡。這一年,李世民派遣柴紹、薛萬均擊敗突厥,進圍朔方,並最終收復了這一地區。

其後,困頓的突厥人再次入侵,而大唐等的就是這個機會。公元629年秋,李世民以突厥人包庇梁師都、興兵入寇為由,任命兵部尚書李靖為行軍總管,協調張公瑾、李世勣、柴紹、薛萬徹、李道宗等一眾名臣,各軍分道出擊,誓要將這個北方的巨大隱患一舉擊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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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公元630年的春天,各軍密切協同、佈下天羅地網後,李靖一劍封喉,將曾經不可一世的東突厥滅國。這是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千百年對抗史上,首次取得如此酣暢淋漓的勝利。從這一刻開始,直至安史之亂前,主動出擊、將外敵消滅在萌芽之中,就成了大唐的對外一貫國策;封建歷史上,最尚武、鐵血,文治武功全面輝煌的大唐盛世隨之誕生;中華文明從未得到如此安全的保障,並得以向周邊強勢擴張。

而這一切,與當初大唐君臣在渭水之畔的審時度勢、能進能退密不可分。窮兵黷武不是能耐,韜光養晦才是智慧;任何的雄才大略,都要建立在百姓安定、政治和諧之上。未經冬日凜寒,何來春和景明?忍得了外敵的輕視,才能迎來偉大的振興。以史為鏡,時至今日,我們的祖先在貞觀初期的奮進史,仍值得我們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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