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與李白、杜甫並稱的唐朝三大著名詩人，文學才能無需多言。白居易寫的《琵琶行》與韓愈的《聽穎師彈琴》和李賀的《李憑箜篌引》，被譽為古代文學史上三大摹寫音樂的佳作。清人方扶南《李長吉詩集批註》卷一：“白香山‘江上琵琶’，韓退之《穎師琴》，李長吉《李憑箜篌引》，皆摹寫聲音之至文。韓足以驚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那麼，為什麼白居易偏偏能夠寫出“移人”的《琵琶行》？在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比較一下這三篇詩中的主人公。
一、《聽穎師彈琴》中的主人公是穎師。他是當時著名的禪師，與多位當時的文壇人士有交集，除韓愈外還有李賀等。李賀《聽穎師彈琴歌》有“竺僧前立當吾門，梵宮真相眉稜尊”之句。總體看，唐代的佛教很是受重視，禪師的地位都比較高，與李賀、韓愈、王維等人交往，也算是門當戶對。今天你給我彈彈琴，明天我給你寫寫詩唱和，形成了唐代文化圈內一道風景線。
二、《李憑箜篌引》寫的是李憑。除李賀談及他外，中唐另外一位詩人顧況曾作《李供奉彈箜篌歌》，李供，即李憑。寫到：
馳鳳闕，拜鸞殿，天子一日一回見。
王侯將相立馬迎，巧聲一日一回變。
實可重， 不惜千金買一弄。
從中可以看出， 李憑可以說是皇帝的頭牌，是朝野內外紅極一時的一線藝人，每天出入皇帝身旁。李賀等人寫詩讚揚他的技藝也就理所當然。
三、琵琶行中的女主人公，就是琵琶女。琵琶女姓啥名誰，且不說白居易在詩中沒有交代，也沒法交代。因為在唐代藝伎很少有姓名，歌伎中出名一點的被冠以總稱“秋娘”，像薛濤那樣有姓有名的很少。
唐代樂伎屬於賤民階層，現代歷史學家黃現墦在《唐代社會概略》一書中對唐代賤民階級的類別進行了分類：“唐代賤民階級，大體上，可分為官賤民和私賤民二種。而官賤民又分為官奴婢官戶雜戶工樂及太常音聲人等。私賤民又分為私奴婢部曲客女隨身等。”琵琶女應劃分為工樂；又按《唐律疏議》規定：“雜戶配隸諸司，不與良人同類，止可當色相娶，不合與良人為婚。違律為婚，杖一百。”樂伎即是工樂戶中的一類，與雜戶相當，不與良人同類，可見樂伎在法律中地位之低。“老大嫁作商人婦”已算是不錯了。
通過對比，顯然白居易寫的主人公的地位與韓愈、李賀所寫主人公地位差距太大。為什麼他欣賞琵琶女呢？答案是白居易是唐朝最親民最具有同情心最沒有等級觀念最接地氣的詩人。白居易是新樂府運動的提倡者和實踐者的，他創作的《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以批評苛政、關心民間疾苦為主，深刻地同情下層勞動人民的遭遇。在他寫的《觀刈麥》中，他在大熱天觀察農民割麥，最後發出感嘆：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
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
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對自我批評對農民同情，已達到最高境界，對一個地主階級文人來說，實屬難得。
據此，我們可以這樣說：
也只有白居易，遇到了琵琶女，他才願意“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去傾聽下去。
也只有琵琶女，遇到了白居易，才有機會“說盡心中無限事”，借琵琶一直傾訴下去。
試想如果琵琶女遇到李賀或者韓愈，估計不會有《琵琶行》作品的誕生，儘管兩位文學家也有一雙音樂的耳朵，但階層地位的懸殊，使雙方沒有靠近的可能。
千百年後，我們必須讚揚這位最具有人文情懷、充滿人間煙火味的大詩人，正是他對下層人士的理解與同情，才能寫出《琵琶行》，才能敢於把自己的命運等同於琵琶女的命運，才能噴湧而出那句千古名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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