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与李白、杜甫并称的唐朝三大著名诗人，文学才能无需多言。白居易写的《琵琶行》与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被誉为古代文学史上三大摹写音乐的佳作。清人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卷一：“白香山‘江上琵琶’，韩退之《颖师琴》，李长吉《李凭箜篌引》，皆摹写声音之至文。韩足以惊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那么，为什么白居易偏偏能够写出“移人”的《琵琶行》？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比较一下这三篇诗中的主人公。
一、《听颖师弹琴》中的主人公是颖师。他是当时著名的禅师，与多位当时的文坛人士有交集，除韩愈外还有李贺等。李贺《听颖师弹琴歌》有“竺僧前立当吾门，梵宫真相眉棱尊”之句。总体看，唐代的佛教很是受重视，禅师的地位都比较高，与李贺、韩愈、王维等人交往，也算是门当户对。今天你给我弹弹琴，明天我给你写写诗唱和，形成了唐代文化圈内一道风景线。
二、《李凭箜篌引》写的是李凭。除李贺谈及他外，中唐另外一位诗人顾况曾作《李供奉弹箜篌歌》，李供，即李凭。写到：
驰凤阙，拜鸾殿，天子一日一回见。
王侯将相立马迎，巧声一日一回变。
实可重， 不惜千金买一弄。
从中可以看出， 李凭可以说是皇帝的头牌，是朝野内外红极一时的一线艺人，每天出入皇帝身旁。李贺等人写诗赞扬他的技艺也就理所当然。
三、琵琶行中的女主人公，就是琵琶女。琵琶女姓啥名谁，且不说白居易在诗中没有交代，也没法交代。因为在唐代艺伎很少有姓名，歌伎中出名一点的被冠以总称“秋娘”，像薛涛那样有姓有名的很少。
唐代乐伎属于贱民阶层，现代历史学家黄现墦在《唐代社会概略》一书中对唐代贱民阶级的类别进行了分类：“唐代贱民阶级，大体上，可分为官贱民和私贱民二种。而官贱民又分为官奴婢官户杂户工乐及太常音声人等。私贱民又分为私奴婢部曲客女随身等。”琵琶女应划分为工乐；又按《唐律疏议》规定：“杂户配隶诸司，不与良人同类，止可当色相娶，不合与良人为婚。违律为婚，杖一百。”乐伎即是工乐户中的一类，与杂户相当，不与良人同类，可见乐伎在法律中地位之低。“老大嫁作商人妇”已算是不错了。
通过对比，显然白居易写的主人公的地位与韩愈、李贺所写主人公地位差距太大。为什么他欣赏琵琶女呢？答案是白居易是唐朝最亲民最具有同情心最没有等级观念最接地气的诗人。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提倡者和实践者的，他创作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以批评苛政、关心民间疾苦为主，深刻地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遭遇。在他写的《观刈麦》中，他在大热天观察农民割麦，最后发出感叹：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对自我批评对农民同情，已达到最高境界，对一个地主阶级文人来说，实属难得。
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说：
也只有白居易，遇到了琵琶女，他才愿意“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去倾听下去。
也只有琵琶女，遇到了白居易，才有机会“说尽心中无限事”，借琵琶一直倾诉下去。
试想如果琵琶女遇到李贺或者韩愈，估计不会有《琵琶行》作品的诞生，尽管两位文学家也有一双音乐的耳朵，但阶层地位的悬殊，使双方没有靠近的可能。
千百年后，我们必须赞扬这位最具有人文情怀、充满人间烟火味的大诗人，正是他对下层人士的理解与同情，才能写出《琵琶行》，才能敢于把自己的命运等同于琵琶女的命运，才能喷涌而出那句千古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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