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家、《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在《神奇動物在哪裡》中講述了蒐集“神奇動物”的故事。主人公紐特·斯卡曼德不慎丟失了手提箱中的魔法動物，致使這些超乎人類想象力的動物肆虐街頭，由此他不得不展開了尋找魔法動物的艱辛旅程。這些“神奇動物”是羅琳根據劇情想象出來的，卻又與現實世界不無關係。
動物的神秘性並非自身的超常能力，而是源於人類有限的認知力。在著作《動物故我在》中，法國哲學家德里達講述了自己在浴室中的經歷。面對浴室中貓的凝視，淋浴時的德里達竟有羞愧的感覺，繼而又因為產生這種感覺而感到更加羞愧。在描述中，德里達指出貓擁有絕對異質性，繼而肯定了動物具有一種神秘特徵：“當我與我的貓玩耍時，誰能確定她沒有把我當作消遣的對象？”這是一種隨時被動物觀看、欣賞乃至監視的過程。
因為動物的神秘性，所以它們值得人類畏懼。我們在研究這些神秘的動物時，需要讓動物以自我的本來面貌呈現，因為我們無法真正瞭解它們，也無法確定過度干涉的行為是否會帶給人類不可預測的意外和反擊。動物具有普遍的神奇特徵，而我們知之甚少的野生動物更是如此。從約翰·克萊爾、埃德加·愛倫·坡以及大衛·赫伯特·勞倫斯等英美詩人的動物寫作中可以看出，野生動物無法徹底被認知、被分析和被馴服，它們本身就是值得人類畏懼的存在物。
1.克萊爾的獾
克萊爾的詩《獾》收錄在北安普敦手稿之中，本詩與鬥獸鄉俗有關。表面看獾成為暴徒調戲的對象，實則是襯托獾在面對聚眾包圍時所展示的防禦本能。人們把誘捕而來的動物帶到集市等人多的地方，被鏈條束縛的野獸被狗逐一地撕咬，直到野獸慢慢死去：“（獾）追趕著人群，緊緊跟著他們/狠狠撕咬。醉漢蹣跚著罵人/驚慌失措的女人們帶走孩子/無賴嘲笑著，匆忙加入戰爭。”在這場血腥的爭鬥中，獾逐一地驅趕並打敗了他們。在最後關頭，鬥獸師釋放出獵犬，合眾制服了獾。此時，“獾看似倒下死亡，任憑踢打，而後開始露尖齒，驅趕人群；後被踢打、撕裂、錘擊倒地，失去支撐，笑著、呻吟死去。”
這絕非僅是一首施虐詩歌。在本詩中兩個回合的爭鬥中，面對人類以及獵狗圍攻的獾展示出極強的計謀，使作為入侵者的人以及獵狗毫無防備。在第一回合的爭鬥中，獾突破人類的想象，在沿路奔跑的過程中，它“狠狠撕咬”任何遇見過的物，並將這群暴徒趕回家門口。混雜的人群中，“蹣跚的醉漢”“驚慌的女人”以及“嘲笑的無賴”都成為這種神秘之物的見證者，沒人想到外表弱小、骯髒、野蠻的獾能夠出奇地展示出如此強大的力量。
與其說是人鬥獸，不如說是獸鬥人。在這場戰鬥中，虐待動物的人反而成為受害者。當克萊爾運用“grin”這個詞修飾獾的反應時，他準確地利用一語雙關的修辭傳達出獾的神秘本質：除了可以看作是獾亞科動物在危險面前咬牙時的猙獰表情，還可以傳達出露齒而笑的境界。也就是說，在氣勢方面，雖然面臨著被虐殺的結局，但似笑非笑的獾已經佔據上風。在經歷如此嚴重的磨難之後，大笑的獾徹底地將人群和獵狗拖進難以捉摸的恐懼中。
2.愛倫·坡的鴉
美國十九世紀作家愛倫·坡是偵探小說鼻祖、科幻小說先驅，以渲染詭異氣氛見長。在他的短篇小說中，無論是一隻普通的黑貓，還是神秘的金甲蟲，都能將讀者玩弄於錯綜離奇的故事情節中。這樣的神秘生物也出現在坡的詩歌中，《渡鴉》就是典型的例子。
故事發生在午夜，疲憊的敘述者忽然聽到來自渡鴉的啄門聲。長期以來，渡鴉都是帶來不祥預兆的鳥類，人們常常將其與死亡聯繫起來。在荒涼的十二月，這位神秘的訪客讓敘述者想到了鬼魂，同時很自然地想起死亡的愛人麗諾爾。帶著對愛人的思念，他輕喚著愛人名字前去開門。令他吃驚的是，雖門前空無一人，但“回聲把這名字輕輕送還”。回到臥室後，敘述者在窗格處發現了渡鴉，這引起他無限的遐想。這種神秘的鳥“棲在我房門上方一尊帕拉斯半身雕像上面”，總能在恰當的時刻回應敘述者的追問：當問起尊姓大名時，渡鴉稱自己是“永不復焉”；當問起是否是送來忘情藥的使者時，渡鴉同樣回覆“永不復焉”；當問起它是否瞭解一位“被天使叫作麗諾爾的少女時”，渡鴉還以“永不復焉”回應；當最後敘述者徹底崩潰，喝令渡鴉快從雕像上離開時，渡鴉仍舊在重複同樣的答案。
詩中的渡鴉是使者還是闖入者？在這場與渡鴉的偶遇中，與無法徹底識別鳥類語言的我們一樣，敘述者始終未能識別渡鴉的本質。作為以第一人稱出現的見證者，他悲慟地追憶著愛人，心甘情願地相信這隻渡鴉具有神秘的力量，模糊了真實與迷幻之間的界限。在敘述者頻繁的追問和渡鴉看似恰當的回答之間，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矛盾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渡鴉是敘述者眼中令他畏懼的動物，其恐怖之處不在於徹底的陌生感，而在於一種熟悉的陌生感，那是認知者在無法徹底瞭解本質的動物面前普遍經歷的暗恐階段。
在真實與玄幻之間，詩中隱藏著深邃的詮釋空間。現實中的渡鴉是極為普遍的野生鳥類，然而它是擊毀詩人心理防線的交談對象。鳴叫是渡鴉傳達信息的重要途徑，它們可以模仿環境的聲音，包括人類的說話。如果失去了配偶，渡鴉就頻繁模仿伴侶的叫聲。當這隻呼喊著“永不復焉”的鳥出現在處於喪偶之痛的敘述者家中時，我們似乎能在人類和動物之間找到一種相似的儀式感，這種交談就像是靈魂的拷打，最終將敘述者送上精神崩潰的絕境。
3.勞倫斯的蛇
當踏入原始環境時，我們經常以訪客的身份走進野生動物的世界。勞倫斯就是這種流動生活的代表，因為他與妻子芙蕾達先後遊歷於意大利、德國、斯里蘭卡、澳大利亞以及美國等許多國家。在這段寶貴的經歷中，勞倫斯習慣於觀察和記錄自然，《蛇》就是1923年他在西西里居住時創作的詩篇。《蛇》講述了人與蛇相遇時發生的經典故事。對於這種母題，西方宗教中有唆使夏娃偷吃禁果的撒旦，東方傳說中有與許仙漸生情愫的白素貞，擁有豐富想象力的讀者都自認為了解這種動物，並將人類情感毫無遮掩地附著其中，進而闡釋人化的動物故事。相比而言，勞倫斯的“蛇”則褪去了臆想的人化特徵。
在這場相遇中，蛇是絕對意義上的強者。敘述者的心理經歷了從“等待”到“好客”，再到“侵犯”和“懺悔”的過程。最初相遇時，身著睡衣的敘述者做出了等待的選擇：“必須等待，必須站住等待，因為他待在我眼前的水槽邊”。在蛇優雅地在他面前飲水時，敘述者“像後來的人，等待著”。敘述者將這種等待冠名為一種好客之舉：“我更感到光榮/因為他能從秘密大地的黑暗的門中走出/前來尋求我的好客之情。”何為“好客”？表面上是主人對客人的善意關愛，好客行為卻充滿著悖論。從詞源上看，好客這個詞來自拉丁詞根‘hospes’，這個詞根衍生自“敵人”（hostis）這個詞，最初意味著一個有權力的“陌生者”（hostilis）。作為接待陌生者的“主人”，這個概念中存在某種壓力。
德里達在著作《解構主義精要》中指出：“為他人提供服務的人必須是擁有自己財產的主人。”由此可見，“好客”無法調和陌生者的他者性和主人的權力之間的衝突。當主人邀請陌生人做客，並聲稱讓其自在些時，他並非在放棄自己對於家的掌控，而是恰恰在重申自己的權力。由此可見，敘述者的好客行為是自負的姿態，他內心深處卻有一股聲音在唆使他捍衛人類的絕對優勢，“假若你是個男子漢，/你就該抓起棍棒，把他打斷，把他打死”。此時，另一種來自內心的聲音則讓他看到了更多的恐懼、懦弱和羞恥：“我感到害怕，感到非常害怕。”
為了維護原本不屬於自己的主人地位，敘述者在這場相遇中以恐懼收場。在矛盾的心理活動中，敘述者最終衝動地“撿起笨重的木頭/啪的一聲砸向水槽”。頓悟之後，敘述者開始反思，為自己的魯莽行為懊悔不已：“我的行動是多麼粗暴，多麼卑鄙/我憎恨我自己，憎恨可惡的人類教育的聲音。”整首詩以敘述者的焦慮收尾，作為挑戰人類理解力的動物，勞倫斯的蛇以令人敬畏的王者形象挑戰了人類的高傲姿態。由於這場相遇，蛇為敘述者深入思考“誰是主人”提供了契機。
在現代社會中，當人們以虐待野生動物為樂，或單純將其看作是普通生物，抑或以訪客身份隨意侵佔它們領地時，我們很少深入思考諸多魯莽行為給自身帶來的影響。和諧生態，自律先行，生態思維與人生規劃都需恪守嚴於律己的原則。在當代以戲謔、獵食野生動物的現象面前，我們更應該去尊重和敬畏這些神秘動物，恪守讓“物”為“物”的倫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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