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紀澤是近代中國一位“有頭腦、有膽識、有策略的傑出愛國外交家”[1]。這是筆者在《評曾紀澤的外交活動》一文中對曾紀澤在1878——1886年出使英、法、俄三國外交活動給予的評價。
曾紀澤出生於道光十九年（1839年），家規甚嚴，其父曾國藩對於長子沒有更高要求，不期望他做大官，而希望兒子“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2]（P28）由於家父的嚴格教育，曾紀澤自幼儉樸、好學，加之當時曾國藩正倡導洋務，創辦軍事工業，使曾紀澤有條件較早地瞭解、接觸了西方的文化。他年輕時便按照父親的要求，掌握了數學、天文、地理等基礎學科，同時還注重瞭解中國的經世致用之學。其妹曾紀芬後來在撰寫的《崇德老人自訂年譜》卷首插圖一幅。圖中青年時的曾紀澤與妹妹紀芬在兩江總督署內正仔細觀看一個巨大的地球儀，曾國藩端坐中間。那時的曾紀澤已經有了要了解世界、認識世界的初步想法。為了進一步學習、瞭解西方的文化，他在30歲以後利用父親辦洋務的便利條件，請外國人教習英語。由於刻苦努力，在他出任公使前便已達到能夠與外國人對話及翻譯文字的水平。可以說，如果沒有年輕時的準備及良好的基礎，便不會有他後來出色的外交才幹。
1878——1886年，曾紀澤奉旨赴英、法、俄任清政府駐三國公使，在他任職的近九年時間，歐洲世界向他打開了大門。他如飢似渴地學習、掌握西學，廣泛地瞭解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風土人情……出使西方使他不僅看到了外國資本主義的船堅炮利，同時也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別及政治制度上的差距。正如他在初到歐洲時寫下的詩句所說：“九萬扶搖吹海水，三千世界啟天關；從知混沌猶餘言，始信崑崙別有山。”[2]（P38）詩中不僅表現出一種中國人開始走向世界的豪邁氣概，而“始信崑崙別有山”則承認中國的落後以及與西方國家的差距。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與當時清朝那些只知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抱著天朝大國不放、不思進取的封建頑固派形成鮮明的對比。曾紀澤在任三國公使期間運用外交武器出色地捍衛了國家的主權，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始終堅持“齒雪咽旃期於不屈”的鬥爭精神，為國家爭回一部分喪失的權利，維護了民族的利益和尊嚴。曾紀澤如何會成為當時腐敗、沒落的清政府官員中一位有頭腦、有膽識的比較成功的外交使者，曾紀澤的《出使英法俄國日記》，為我們研究、探索曾紀澤的西學、洋務及愛國主義思想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料。曾紀澤出使八年半寫下了近五十萬字的日記，詳細記錄了他在歐洲的所見所聞。曾紀澤的日記同他本人一樣質樸、無華，日記中既沒有高談闊論，也不大議論公事。他對西方的事物以一種平常心態去認識、理解、記錄，所以，既沒有什麼豪言壯語或疾世憤俗的描寫，也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語言。而日記中大量記錄的是關於他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的內容，文如其人，平實無華。
曾紀澤在日記中還記錄了許多他與當時中外重要人物進行會晤、談話等，如李鴻章及他的前任郭嵩燾、薛福成、徐建寅、馬格里、丁韙良、巴夏禮、戈登、日意格、布策等，以及當時留學英法的嚴復、劉步蟾的拜見。但是遺憾的是他在日記中卻很少記錄談話內容，使我們無從考證他與這些重要人物交往時的情景以及對於當時一些重要事情的認識、看法，這反映出當時的清朝官員忌諱多，而常欲避嫌疑，不願於日記中表示過多意見，這便給我們研究曾紀澤和這些重要人物對於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所表示的態度、看法帶來一定困難。但是，我們只要仔細耐心地尋覓，沙裡淘金，仍然會在字裡行間找出許多極有價值的史料，從而為我們探究曾紀澤的西學思想、洋務思想以及強烈的愛國思想找到根源。
一
曾紀澤在英、法、俄任職期間，在公事之餘對西方社會作了較全面的考察。他不僅注意考察西方的政治、經濟、城市建設、綠化、環保等問題，而且對其先進的軍事工業也進行了廣泛的考察、細心的研究，並在為中國購買“蚊子船”時，表現出關心國家海防的愛國思想和維護國家利益的嚴正立場。
曾紀澤之所以注意考究西國“政事語言文字風俗之不同”，是因為他看到了中國正面臨著“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因此，對於“中西通商互市”、“中國不能閉門而不納，束手而不問”[2]（P28）。1879年5月15日，曾紀澤在英國參加“倫敦老城裁縫會”（即商會）宴會上的演講便表明了他的西學思想。他講道：“中國為保守成法之國，本爵既為中國使臣，與茲會諸紳，氣誼相孚，是以隔數萬裡而可以聯結友誼也。本爵頗好留心西學。志欲使中國商民，仿效歐洲富國強兵之術，格物致知之學。若使中國有公堂、保堂之分，則本爵宜列於公堂。”[2]（P218）明確表達了他立志革新、富國強兵的願望。曾紀澤初到歐洲感到有兩件事最難習慣：一是房屋太窄，二是物價太貴。同時他也看到了中西方在城市用地、建築等方面的不同。如：“西人地基價值極昂，故好樓居，高者達八、九層，又穴地一、二層為廚室、酒房之屬，可謂愛惜地面矣。然至其建築苑圃林園，則規模務為廣遠，局勢務求空曠。遊觀燕息之所，大者周十餘裡，小者亦週二、三里，無幾微愛惜地面之心，無絲毫苟簡遷就之規。與民同樂，則民不怨。”[2]（P162—163）他參觀烏里制炮局時看到“大煙通二十四管，皆矗立於雲，如極高浮圖。煙通皆開旁門，略洩火焰，故火旺而煙輕。若煙出過重，使四境居民不便者，則局官有罰”[2]（P244—245）。
在考察中，曾紀澤感到歐洲國家在用地規劃、城市建設、綠化、環保等方面都是非常注意的，尤其是這些國家在苑圃林園、遊觀燕息等公共場所卻毫無愛惜地面之心，因此才會出現“與民同樂，則民不怨”的情景，從這裡他看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進步、民主的一面。曾紀澤初到歐洲恰似一個鄉下人來到繁華的大都市，可以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商品經濟表現出的繁華似錦對於一直處於閉塞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和誘惑。但是，曾紀澤深感自己赴英、法的使命責任重大，始終不為其所惑。他是這樣描述和認識當時巴黎的：“巴黎為西國著名富麗之所，各國富人巨室，往往遊觀於此，好虛靡鉅款，徒供耳目玩好，非盡能專心壹志以攻有益之事也。”[2]（P160）為使自己對西方豐富的物質生活保持比較清醒的認識，1880年11月19日，他作一聯自箴曰：“濡耳染目，靡麗紛華，慎勿忘先子儉以養廉之訓；參前倚衡，忠信篤敬，庶可行聖人存而不論之邦。”[2]（P271）並將其書寫懸之齋壁以提醒，告誡自己勿為西方紙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所惑，表現出一名愛國外交使者應有的高尚品格。
中國軍隊自明清以來長期處於落後狀況，經過兩次鴉片戰爭，清政府的虛弱本質更加暴露，曾紀澤深感中國軍事上再不強大，則“吾華永無自強之日”[3]（P6）。在歐洲他參觀了兵工廠、現代武器、新制鐵甲艦等，當他參觀英國的烏里制炮局看到百噸大炮時甚為驚訝，他在日記中僅用二百餘字便將大炮的結構、特徵、性能一一展現在人們眼前，使人讀來如觀其物，可見觀察之細微，他這樣描述道：“已制之炮最大有一百噸者，計重一十八萬斤。精鋼為膛，熟鐵為殼。高六盡半，長三丈六尺，前口徑一十七寸，後膛徑一十九寸，皆英尺也。英尺一十二寸，每尺較工部營造尺短四分有奇。食藥三百三十斤，子重一千四百九十斤，則以中國權衡計之。子行，能於十三英里外，擊穿三尺厚之鐵板。炮一位，值金磅一萬六千；燃炮一次，則子藥之費需金磅四十。自八十磅以下至三、五十磅有數十尊。物力遞減，精鋼為腹而熟鐵為殼，則大抵略同。熟鐵皆揉令極碎，為絲為板，然後熔鍊為一。譬諸屈大鐵條以箍束炮身者，層層包裹，陰陽相錯，蓋於堅剛之中寓柔韌之力焉。”[2]（P245—246）至於“屈鐵之機”、“捶條之機”、“錘鐵之機”、“鋸鐵之機”也作了詳細介紹，這裡不一一列舉。他最後總結道：“蓋其規模，亦合通國人士之智力，積數十年之歷練，耗無數之財賦而後成焉。故閎博精微，兼擅其勝也。”[2]（P245—246）一語道明西方國家軍事上的強大是“合通國人士之智力”。
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積貧積弱，清朝軍隊的落後裝備怎能與西方現代化武裝起來的軍隊相抗衡？在這裡他看到了軍事力量的差距實際上反映出中西方政治制度、經濟實力、近代科學技術方面的差距。曾紀澤多麼希望中國強大起來，中國的軍隊強大起來，以抵禦列強的侵略，恢復中國主權的獨立。因此，1879年當清政府欲從英國訂購四艘“蚊子船”時，曾紀澤非常關心此事，他知道國家花錢買軍艦非常不易，必須將此事辦好。於是他針對舊蚊子船存在的弊病，提出改進的要求和方案，要求造船主盡心盡力保證質量。他說：“餘在天津見‘蚊子船’有二病：一曰船小炮大，炮口前向不能環顧，左右則不甚靈，必須船頭轉運便捷，方可中的，則是舵工當與炮兵相應，如臂指之相使，較他種兵船更難精熟也；一曰船艙窄狹，不能載兵勇多名，船中雖列洋槍，當有事之時直虛設耳，蓋炮兵專顧大炮，無暇兼顧洋槍，有時敵人小劃逼近，恐有坐困之勢，必須稍展艙間，略添兵勇。”[2]（P221）曾紀澤雖然不是軍事家，但他做事一貫認真、謹慎，觀察事物細微，因而使他能夠很快發現問題，並提出自己的意見及看法，他的一番話使外國船商感到此人難以對付，因此，不敢掉以輕心。當新艦造好為證實其性能如何，曾紀澤由英國稅務司金登幹陪同親自登艦出海試航並進行實彈演習，之後他脫掉官服又來到艙底檢查水兵居室及彈藥庫，瞭解其結構是否合理，察看非常細緻。然後他評價此艦“……皆極慎密。得良將精兵駕之，以防禦海口，自是一種利器”[2]（P233—234）。表示對新“蚊子船”基本滿意。
曾紀澤是一名外交使臣，但他對洋務事必躬親。他十分注意瞭解西方國家的軍事發展狀況，每當參觀西方國家的新式炮艦、炮臺、精銳武器，他都是非常仔細、用心地“閱看良久”。而當他離任回國到達上海後，他又專程去吳淞口、江陰、下關等處檢閱炮臺，始終表示出對中國海防、軍事發展的極大關心。
二
在考察西方的文化教育時，曾紀澤非常細心地去觀察、去認識、去體驗、去比較、去接受新生事物。尤其是當他對西方小學教育進行了細緻的考察與比較後指出：“中華所謂小學，有古今之分，漢學家以文字、聲音、訓詁為初學津樑，古小學也。宋學家以灑掃、應對進退為童蒙基址，今小學也。西人所謂小學，則以顯微鏡察驗纖細么么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萬物材質凝動之分，生死之異，動植之類，胎卵溼化之所以別。由細而知巨，由表以驗裡，由無用以求有用，由同種以察異種。以此為小學，與光學、電學之屬，爭奇而並重，設公會邀人觀覽，亦集思廣益之意也。”[2]（P176—177）在這裡他看到了中國的教育重理學，而西方教育重實驗。
通過參觀西方學校並進行比較，他看到了中西方教育在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育方式上存在著巨大區別，深感中國教育的落後，於是提出中西應互派教師以促使中西文化的教育交流、融合的主張。他說：“中國辦洋務，必須多得通達外國情形之人，並於中國設立學塾，聘洋人以教中國子弟之好西學者。又宜於英、法、德等國設立中國學塾，擇中華績學之士，以教洋人子弟之向華學者，久則聲氣相孚，可以扶幽洞微，暗獲助益。”[2]（P211）他對中西方文化教育的比較及提倡互派教師的主張，既代表了他的西學思想，同時也反映出他認為中西方文化教育各有所長，中國在文化教育方面只有與西方相互交流，才能使中國逐步開放並走向世界，只有與世界融合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而不至落伍。
曾紀澤不僅提倡學習西方的文化，而且自己也努力去學習、瞭解、鑽研西方文化。如在他的日記中記有他去觀看沙士比亞的歌劇《哈姆雷特》、《奧賽羅》；參觀倫敦畫報社、參觀名畫展、蠟像館、植物園、圖書館、醫學院；觀看顯微鏡、雙筒望遠鏡；登格林威治天文臺觀天文望遠鏡；到倫敦大書院輿地會聽學術報告、參觀德國著名的西門子電器局……等等活動。這些參觀考察大大開闊了他的眼界，豐富了他的頭腦，也促使他更加勤奮地學習。出國前曾紀澤的英語已達到較高水平，臨行前慈禧召見他，在談到翻譯問題時問：“你既能通語言文字，自然便當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譯了。”曾紀澤回答說：“臣雖能通識，究竟總不熟練，仍須倚仗翻譯。且朝廷遣使外洋，將來將成常局。士大夫讀書出身後再學洋文洋語，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齒易轉、口齒難轉之別。若遣必通洋文洋語，則日後擇才更難。且通洋文、洋語、洋學，與辦洋務系截然兩事。辦洋務以熟於條約、熟於公事為要，不必侵佔翻譯之職。臣將來於外國人談議公事之際，即使語言已懂，亦候翻譯傳述。一則朝廷體制應該如此；一則翻譯傳述之間，亦可藉以停頓的時候，想算應答之語言。”[2]（P113—114）這番話一方面說明曾紀澤在出國前便認識到“朝廷遣使外洋，將來將成常局”，因此提出國家應當及早培養一批專門人才，以處理與國外的關係。同時，他也講明雖然自己懂外語但還是需要翻譯，這既是禮節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及策略。他可借翻譯的時間去思考如何回答問題，所以，在曾紀澤日後的外交生涯中，在與西方列強的交涉、鬥爭中，充分展示出他的機智、勇敢、敏銳、果斷，並常常在談判中出奇制勝，從而使西方人不敢小看這位來自落後國度的中國使臣。
曾紀澤在日記中大量記錄了他學習英文的內容，雖然他的英文已達到了用英文起草演講稿、 電報稿並能將中文詩句翻譯成英文的水平。1885年3月20日，他為英國外部尚書葛蘭斐爾夫人做詩一首：“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克勒有功，自強弗窳。”[2]（P802）並將詩句譯成英文詩四句。這首詩一方面強調了世界各國需要相互交流，中國人要有自強不息的精神，同時也說明他的英文已達到較高境界。但他毫不驕傲、滿足，在出國幾年間他又努力攻克法語，以適應外交工作的需要。他還經常為外國朋友在扇子上做詩、寫字，親自纂刻印章贈送外國友人，並曾經“寫西文述中國王莽貨幣原委”[2]（P883）。他以各種方式向西方人介紹中國的文化，可以說，他既是一名外交家同時又是一名文化使者。曾紀澤不僅努力學習、考察西方文化，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貢獻，而且還非常關心、愛護、培養年輕的洋務人才。在英、法期間，他多次接見當時正留學英法學習海軍的嚴復、劉步蟾等年輕留學生，那時年僅26歲的嚴復在留學期間便開始關注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和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並對東西方文化的異同進行了比較，試圖將西方文化向中國介紹。嚴復經常拜謁曾紀澤，談自己對西方世界的認識，並將自己的習作《饒頓傳》、《論法》、《與人書》送曾紀澤請其審閱。曾紀澤對嚴復的文章很欣賞，他在日記中這樣評價：“宗光才質甚美，穎悟好學，論事有識。然以郭筠丈褒獎太過，頗長其狂傲矜張之氣。……餘故抉其疵弊而戒勵之，愛其稟賦之美，欲玉之於成也。”[2]（P186）言詞中溢譽出對洋務人才的愛護、扶持。正是由於曾紀澤的慧眼識才及鼓勵，才使嚴復得以更大的興趣投入對西方社會制度、政治學說的深入研究。回國後他寫出了大量的文章介紹西方的政治學說，論述中西方社會制度的不同，猛烈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他在《天演論》中提醒，中國如不變法、發憤圖強，終將難免於亡國滅種之禍。嚴復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比較系統地向中國介紹西方社會學說的先驅，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雖然嚴復在近代中國的作用及影響後來遠遠超過曾紀澤，但曾紀澤伯樂識馬卻功不可沒。
三
曾紀澤作為中國派駐英、法、俄三國公使，他最大的功勞便是出色地運用外交武器，為國家爭回了一部分喪失的權利，同時也使中國人認識到外交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武器。曾紀澤的外交思想在日記中也有詳細論述，並有許多獨到見解。
出國前慈禧召見他時曾問道：“你去（國外）住房如何定局？”答曰：“郭嵩燾早經賃定房屋，臣去悉當照舊，近與總理衙門王大臣商量，將來經費充足時，宜於各國各買房屋一所作為使館。外國公使在中國，其房屋皆系自造。中國使臣賃屋居住，殊非長局；且賃價甚貴，久後亦不合算。”[2]（P112）在此提出應當建立中國駐外公使館的主張。到歐洲後，他看到“西人之俗，公使所寓，如其本國轄境，不歸主國地方官管理。館中人役，亦不受主國官衙約束。有在外犯法者，詢屬某國人，即交其國公使訊治，主國不侵其權。然必確係寓居使館、派有職事之人乃然，所謂公使應享之權利也”[2]（P164—165）。從而更加認識到外交使館的作用不僅僅是駐外公使所在地，而是代表著一個國家的主權，深感自己責任重大。他認為“公使示弱則敵情益驕”[3]（P5），因而告誡自己在處理外交事務時一定要謹慎行事，“不敢輕有所陳，不敢擅有所許”[4]（P4）。曾紀澤的愛國外交思想體現在各個方面，如當德國人倭吉格士與曾紀澤談及英、法、德等國在交易中使用黃金而中國使用白銀，這樣“通市不便”，提出應當鑄萬國通寶銀錢，按照份量、尺寸定出標準便於中西方貿易的主張。曾紀澤雖然也認為這個辦法很好，但他卻根據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認為暫時還不能採用。他說：“中國幅員廣遠，通商各埠，不過域中百分之一耳。國家豈能為此百分之一之商民，而使彼九十九分者皆改其舊習以用洋錢乎？既用者少，不用者多，則中國國家必不設局自鑄銀錢。國家既無官鑄之銀錢，而以外國入口之銀錢充入稅餉，無是理也。既不入於稅餉，而忽設法律以防私鑄，亦無是理也。法律不設，則英、法等國錢法雖佳，而難保中國之奸民不私鑄以牟利，且難保英、法等國之奸商不藏於中國各埠私鑄以牟利。”[2]（P269）他深刻地指出了中國處於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經濟尚不發達，因此，中國還不能收洋錢入稅。從中反映出曾紀澤既具有一定的經濟頭腦，同時也有較強的法制觀念，以及對西方資產階級唯利是圖之本質的深刻認識，因而對其始終保持一定的警惕性，以保護中華民族利益不受侵害。
在議定《煙臺條約》洋藥加稅之事項時，曾紀澤也是參考“國際公法”堅持維護國家的主權。因為他知道“西洋各國，無論大小、強弱，其於稅餉之政，皆由主人自定，頒示海關，一律遵照辦理。客雖強而大，不能侵奪主國自主之權。英、法稅則皆重，聞美國於進口貨，乃有徵至四分之三者，客商雖非之，然固不能違也。……若吾華徑行文於各使，言舊約屆滿應修之期，某項稅則，議加若干，雖洋藥每箱加至百金，較西洋各項煩苛之稅，猶為輕減，況六十金乎？加稅之權，操之在我，固可不問公使，不問外部”[2]（P261—262）。一句話，“加稅之權，操之在我”便點明瞭一個國家應有的主權。雖然當時中國已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在有些方面已無主權可言，但是曾紀澤在辦理外交事務時卻不似有些“買辦官僚”在列強面前卑躬屈膝、出賣人格、出賣國家利益。他從未因國貧而自賤、因國弱而自卑，而是在重大外交事務中，始終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去與不講理的洋人據理力爭，始終堅持嚴正立場去維護國家利益、維護民族尊嚴。清政府購買新“蚊子船”後，曾紀澤立即告誡同事說：“中國新購‘蚊子船’數艘，英人新報亦多溢美之詞，謀國者貴有知己知彼之明，不可視人之譭譽而生驕怯之心也。”[2]（P297）提醒大家作為一個外交使者應當有自知之明，遇事要保持頭腦冷靜，不可隨意因別人的譭譽“而生驕怯之心”，表現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應有的心態及立場。
兩次鴉片戰爭，清政府戰敗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這些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喪失了許多主權，領土完整被破壞。作為一名外交使臣最大的恥辱便是不能以平等的身份與其他國家進行正常交往。在歐洲三國期間，曾紀澤為“伊犁改約”事宜、為中法戰爭、為《洋藥稅釐並徵》事宜，多次去三國外交部或外交使館商討、交涉甚至爭吵，但是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是不會輕易放棄在華攫取的特權和利益的。曾紀澤在與這些國家外交大臣或公使打交道時常常遭到“面冷詞橫”或“久候不見”，有時竟等得飢腸轆轆卻仍不得接見的“待遇”。但他毫不氣餒，堅持不懈地與西方列強抗爭，為捍衛國家主權而將個人榮辱置之度外。在國外餘暇時間他曾“作樂章一首，兼排宮商，以為國調（國歌）”[2]（P669）。併為自己所作的國歌起名為“華祝歌”，這說明他是多麼渴望自己的祖國能夠獨立、強大。“華祝歌”代表了他的最大心願即祝願中華民族能早日成為世界強國。表現了一名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外交使者的拳拳愛國心。對於中國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曾紀澤也曾思考過，1886年當他離開倫敦時，他與英國人馬格里爵士合作，用英文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亞洲季刊》。題目是《中國先睡後醒論》，在文章中他談到這些不平等條約，認為：“關於包括在條約口岸裡的外國租界內以及包括在其它方面的那一部分領土上的主權的讓與，中國覺得那些條約是把一種情況強加在她的身上的，這種情況將要迫使她在今後十年期限告終的時候廢棄那些條約，藉以避免它們已經在別的國家裡引起的那些罪惡。”[5]（P435）另外當他與英國稅務司金登幹談及中英條約不公之處，宜於修約之年照會而更改時，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改約之事，宜從弱小之國辦起，年年有修約之國，即年年有更正之條；至英、德、法、俄、美諸大國修約之年，彼亦迫於公論，不能奪我自主之權利，則中國收復權利而不著痕跡矣。”[2]（P331）以上主張雖然並非解決主權獨立的有效辦法，但說明了曾紀澤對於這些不平等條約的痛恨及試圖從局部改約以逐步收回一部分權利。出國前他便認識到“辦洋務難處，在外國人不講理，中國人不明事勢。中國臣民當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2]（P114）闡述了只有國強才能自立這個道理。因為一個國家只有軍事上強大、政治上獨立才可以收回自己的主權。20世紀末，香港、澳門迴歸祖國大陸便是最有力的證明。而曾紀澤學習西學、辦洋務的目的正是為了祖國的強大，可以說他的西學思想已超出了狹義、單純的西學範疇而上升到愛國主義的高度。因此，他才能忍辱負重，發揚“齧雪咽旃”的鬥爭精神去與西方列強周旋。曾紀澤在歐洲兼任三國公使，既要處理好清政府與這些國家間的關係及矛盾，同時又要比較巧妙地處理好列強之間的關係，而這都是很難做的，正如他所說“繫命一人兼任三大國，才短任重，惶悚曷勝”[2]（P320）。為了處理三國的外交事務，曾紀澤要經常奔波於幾個國家之間，非常辛苦。另外，國外生活習慣不同於國內，尤其是他要常常為國事、為所受到的恥辱而忍氣吞聲，甚至在中法戰爭中，因他堅持主戰立場而被視為“妨礙邦交”，駐法大使被罷免，這一切對他都是極大的打擊。在他的日記中常記有因身體不適“不能治事”或在聽到國家遭災、發生戰事、戰敗等消息而“鬱悶久之”等內容，長期的國外生活及情緒常常處於緊張、抑鬱狀態，使他的身體健康受到極大影響。但是曾紀澤全然不顧，而始終以“一腔憤血”投入到運用外交武器與西方列強抗爭的鬥爭中去。臨行前他對慈禧說：“臣從前讀書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語，以為人臣忠則盡命，是到了極處了，近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拼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2]（P114—115）如果沒有強烈的愛國心是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維護國家主權、民族利益的鬥爭中的，也正是他具有拼著性命替國家保全大局的精神，並採用靈活、機智的策略，才使他能夠為國家爭回一部分失去的權利，成為中國近代外交史上“沒有給中國帶來更多的失敗和屈辱的少有代表”[2]（P12）。
綜觀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使我們得以深入瞭解曾紀澤學西學、辦洋務的宗旨、目的是為了使貧弱、落後的中國強大起來，而為了這一天的早日到來，他不惜拼著性命去努力奮鬥，這是多麼強烈的愛國熱情。如果將他列入“買辦洋務派”的行列中，似乎與歷史事實不符。當曾紀澤“在出國九年之後，他滿載著光榮回到北京，成為中國近代派遣到國外的最成功的一個外交家”時[5]（P373）。人們對他的才能以及他對洋務的熟悉給予很高評價。當時“很多人以為他將要取得李鴻章的地位而為中國的主要外交代理人，也有人以為他可能繼承赫德爵士，單獨地或者同一位外國同僚在一道，去主持關稅事務……”[5]（P434）回到北京後，他最初就任“工部侍郎”，以後就任“戶部右侍郎”、“欽派管庫大臣”、“兼署刑部右侍郎”、“派管同文館事務”、“兼署吏部左侍郎”等職務，也曾被派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曾紀澤回國後雖然做著不大不小的官，但卻沒有真正施展出自己的才幹。雖然他對西方列強有著深刻的瞭解和認識，雖然他對於中國的現狀與未來有著深入的思考、擔憂與希望，但是他的政治抱負、外交主張卻始終沒有得到進一步發揮的機會，這是因為“他的思想在本階級知識分子中居於絕對少數的地位，自不能免於孤立和打擊，而使他感到深深的寂寞”[2]（P38）。一位當年叱吒國際外交戰線上的風雲人物，回國後因遭到封建頑固派的排擠而變得默默無聞，無足輕重，令人十分惋惜。但讓曾紀澤關心的並非功名利祿，而是國家的安危、強盛。由於長期為國擔憂、身心交瘁，加之鬱郁不得志，終使他積勞成疾，年僅51歲便英年早逝。
歷史上常常是“弱國無外交”，但是，曾紀澤的《出使英法俄國日記》以及他出色的外交活動，卻為我們展現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一位出色的外交家憑著自己對祖國的忠誠和熱愛，英勇、頑強、不屈地在國內封建頑固派的排擠與西方資本主義列強蠻橫無禮的夾擊下，孤軍奮戰的風采。尤其是在與俄國的改約談判中，他實現了自己的“待憑口舌鞏河山”的誓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曾紀澤沒有能夠發揮出更大的作用，相反處處受壓制，這是多麼令人悲哀。然而，曾紀澤的悲哀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哀，而是他那個時代向西方探尋救國救民真理的一批不得志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也是一個腐朽的舊制度即將毀滅新制度即將誕生前的悲哀。值得告慰的是，百餘年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渴望徹底擺脫西方列強強加給中華民族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羈絆、實現祖國領土完整的願望在20世紀末得以實現。這當是對那些為使中國能夠走向獨立富強的愛國志士、流血犧牲的英雄們的最好紀念。
【參考文獻】
[1] 劉華。評曾紀澤的外交活動［J］。內蒙古師大學報，1993，（1）。
[2] 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A］。鍾叔河。走向世界叢書［C］。長沙：嶽麓書社出版社，1985.
[3] 曾惠敏公遺集·文集（卷5）［M］。上海石印，光緒二十年。
[4] 曾惠敏公遺集·奏疏（卷2）［M］。上海石印，光緒二十年。
[5]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2卷）［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58.
文章來源：《內蒙古師大學報：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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