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番心裡話
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戰後，岡村寧次被國民政府重新聘為軍事顧問，不是偶然的。
“反對擴大”“反對汪偽政權”“反對大東亞戰爭”，是戰後岡村的自我標榜。
反對盧溝橋事變，是因為他認為日本侵略的“最佳臨界點”，是1933年的《塘沽協定》，既牢牢確保了偽滿安全，又不越過長城。
反對汪偽，是因為汪是蔣的對手，而汪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沒有武裝的政權，是維持不久的。
他說，通過汪偽政權“逼迫重慶政府的想法，是根本不瞭解中國的人才會作出的。”
鑑於這種想法，他對蔣一直暗中聯絡，企圖談和。
1940年，他在日記裡說：“（佔領武漢後），日本面臨的是，應如何與重慶商談改善關係，然而卻熱衷於扶持汪工作，完全把事情弄顛倒了。”
“扶汪，只會讓蔣更抗日。”
“日本政府和陸軍當局，看錯了蔣的民族主義性格和他的實力。”
這番心裡話，在他晚年回憶錄中公開發布，想來受聘國民政府軍事顧問之時，也會向中方如此傾訴，令蔣十分受用，為合作奠定了信任基礎。
另外，早在投降前，他就與重慶有著頻繁的聯繫。
這在他戰後寫的回憶錄中，也有明確的記載。
二、談和4條線
第一次聯繫是在1942年底，當時的他是華北方面軍司令，駐北平。
在系列大掃蕩之後，他開始找漢奸殷同等，與重慶的王芃生接頭。
秘密談和的信息收發地，就設在殷同家裡。
岡村親自派自己的通訊兵駐守那裡。
他說，北平與重慶，每週交換電報一兩次，但“對方態度強硬，計劃沒有什麼實際效果。”
後來，岡村勝任第六方面軍，打通大陸南北交通線，即“1號作戰”，之後又升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
在這個過程中，岡村一直掛念著“以戰迫和”，所以與重慶的聯繫始終未斷。
這就是岡村所說的第一條談和線路，也是最早的、最沒效果的線路。
1944年7月，東條英機下臺，小磯國昭組閣，開始了以“和平”為使命的第41任內閣。
小磯的談和渠道很多，其中大陸日軍與重慶方面的聯繫，全權交給了中國派遣軍頭目，岡村寧次。
岡村快馬加鞭，立即組織他的參謀研究方案，最後推出3條新的談和線路。
具體哪3條，岡村在回憶錄中未詳述，但一次與重慶密使的“0距離”接觸，則記得很具體。
戰時日本寫真
三、3個指示
1945年2月，岡村的密友，退休後在上海偽政府當顧問的船津辰一郎，到南京岡村官邸，帶來一條驚天好消息：
上海一個叫袁良的人，帶來重慶口諭，需要面見岡村當面轉達。但考慮到不便來南京，所以請岡村到上海會面。
2月14日，岡村及其貼身參謀、船津辰一郎、袁良在上海秘密會面。
據岡村說，當時在場的還有陳儀。
陳儀是日本陸士畢業，被稱為中國的“日本通”，由他傳達重慶秘密使帶給岡村的3點意見：
“①中國與美國不可分離，但我認為中日合作對大東亞至關重要；
“②因此，擬於適當時機為日本講話。拯救日本非我莫屬，然日本人誤解我的本意，實為憾事；
“③望相互盡力剋制。”
岡村聽了未當面回應，事後和參謀判研，認為口信真實性可靠，但決定不予以回應，因為對方
“出言狂妄”。
日軍在北京
四、1個焦點
此時的岡村，其實心裡已有談判的底線，但被這次口信壓得喘不過氣來，乾脆“不予理睬”。
“我方下最大決心提出的條件為，中國派遣軍亦可撤至山海關（需時1年），而對方認為撤至山海關仍不滿足，要求撤至釜山。”他事後回憶說。
這就是說，日本要想談和，必須從中國大陸徹底退兵，包括滿洲，一兵不留。
這個條件，早在1941年日本決定與美國開戰前，就曾在內閣激烈討論過。
當時的陸相東條英機大喊，堅決不能聽美國的，堅決不能從中國撤兵，否則“事變成果毀於一旦，‘滿洲國’也將遭遇危機，進一步講，會威脅到我們對朝鮮的統治。”
威脅了朝鮮和滿洲，就動搖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擴張的所有“成果”。這是日本天皇裕仁也不同意的。
滿洲成為焦點中的焦點。
後來，東條替代近衛文麿上臺組閣，向美國偷襲。
可以說，日本10年前寧願退出國聯，10年後寧願向全世界宣戰，也不願退出滿洲。
死也要死在侵略擴張的道路上，那就讓他快點死吧。
所以，1945年2月的岡村，所能讓步的最大的底線，是退兵到滿洲，而不是放棄滿洲。
這就決定了他的談和是不會有結果的。
日軍投降
五、一聲感嘆
滿洲是中國的地盤，不能因為日本自視為解決日本人口和資源危機的“生命線”，就可以拿走的。
對於蔣的“出言狂妄”，岡村在戰後才知道有開羅會議在為其撐腰，
而自己長期居住戰地，對開羅會議決定毫無所知，所以在談判中自己也不妥協，導致日軍最終失去保全的機會。
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討論反攻日本，以及打敗日本後的國際局勢，要求任何盟國不得單獨與日本媾和，必須逼迫日本無條件投降。
在這種大背景下，岡村求和一次次碰到硬釘子。
岡村晚年嘆曰：“蔣介石當時所講確是真心話，但直到停戰後我才知道。”
“如此條件在當時（我）不屑一顧，但以後考慮，作為投降條件，當然要撤至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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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稻葉正夫《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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