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孫中山為何同意讓袁世凱在北京就任大總統？（中）》
王朝更替而不亂者幾稀。無獨有偶的是，後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令部長的徐永昌（當時也在北京軍中）也在回憶錄中稱，“正月十二第三鎮在北京兵變，初非袁世凱所主使，有些人委稱系袁世凱指使，以抗議南方代表要求遷都南京者，實乃誣傳，不過袁適逢其會，利用兵變拒絕遷都，或者有之。因第三鎮在漢口與革命軍作戰之後，士兵回京，仍不忘在外作戰時期之不紀律生活習慣，而帶兵者戰時不知注意約束士兵的軌外行動，戰後又疏於整頓與防範，故至釀成兵變，若謂第三鎮兵變為袁主使，然則毅軍兵變，亦將謂有人主使耶？”
徐永昌
原來，在第三鎮兵變後的第二天晚上，薑桂題的毅軍也在西城譁變起來。接著，天津、保定也都相繼發生譁變的事情。這些譁變，大都是以搶劫民財為目的，特別是在“截捕第三鎮變兵後，得到意外的收穫，軍心即起浮動，每每想發橫財”，因為在堵截中，“變兵被管押或處決，物品歸公，而若干銀錢飾物，不少都裝入了堵截者的腰包。……經過一、二日截堵變兵，弟兄們彷佛像貓子吃慣了野食，派他們固然出去，不派他們亦要自動出去。……等到絕無變兵時，他們還有順便偷劫城外居民的……”（《徐永昌回憶錄》）袁世凱可能沒有想到，他離開北洋新軍不過兩三年，他親手訓練出來的部隊已經成了這個痞樣。
在北京兵變後，東交民巷的外國公使團果然迅速做出反應，他們以外國人遭到搶劫為理由，在向袁世凱提出了強烈抗議的同時，還從天津等地調集衛隊入京，以加強使館區的巡邏警戒。不僅如此，公使團還威脅說，如果中國不馬上組建共和政府、恢復良好秩序的話，他們將調集更多的兵力進入北京，大有重演當年“八國聯軍”侵華的架勢。
東交民巷門口
由此，反對定都南京的聲浪進一步高漲，《申報》在3月5日發表一篇題名為《對於北方兵變之觀念》的評論，責問南京臨時政府“袁總統尚可南來受任耶？”“臨時政府尚可建設南京耶？”江蘇省議會也於3月7日通電指責南京臨時政府強行要袁南下，“致統一政府迄未成立，奸人乘機煽惑，遂肇京、保之變”；“今全國大多數皆主臨時政府設在北京，所見既同，自應協力以達公共之主張，豈可令挾私見爭意氣者敗壞大局？”
申報
而就在同一天，黎元洪發佈了一篇十萬火急的通電：“頃聞京、津亂黨操戈，首難雖平，餘孽未清，禍變之來，將未有艾，外人對此，極為激昂，某國並潛謀運兵入規京輔”，“瓜分之禍，即在目前”。與黎元洪一樣，其他省份的都督及將領如閻錫山、譚延闓、馬毓寶、孫道仁、蔣尊簋、蔡鍔、藍天蔚、朱瑞、蔣雁行等人也都紛紛表態，主張定都北京。
黎元洪
事實上，孫中山、黃興等人在這個問題上一開始就陷於被動的地位而不得不有所緩和，如孫中山在《復章太炎函》中說，定都一事，“可俟將來國民會議之”。黃興也在《復莊蘊寬李書城書》中說，“國都問題當由國會解決，臨時政府為暫行統治權之機關”。 從以上表態來看，孫中山、黃興雖有所退讓並稱由國民會議解決，但仍舊企圖造成先定都南京的事實。
而“兵變”後，袁世凱也不再同專使團會面，卻不時地派人將各地變亂的電報送來，其用意不說自明。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蔡元培等人也覺得局勢悲觀，他們向南京發去一電，稱：“內變既起，外人干涉之象既現，無政府之狀態，其害不可終日”，“培等會議數次，全體一致謂不能不犧牲我等此來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
袁世凱
所謂“高手過招，高下立現”，在政治權術和經驗上，當時南方革命黨畢竟遠不如袁世凱來得老到；而在政治、經濟、軍事的資源上，他們也遠不如北洋勢力，在當時的情勢壓迫下，孫中山、黃興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但也只能接受專使團的建議，放棄原來建都南京並堅持袁世凱來南京就職的主張。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身穿大禮服，在北京外交大樓中（即前清外務部公署）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是日，前清的舊官僚們也都按前朝慣例，向新總統排班謁賀，就連蔡元培等人也不得不雜列其中，鞠躬相慶。如此結局，倒像當時流傳的一首民謠說的：“橫商量，豎商量，摘下果子別人嘗；今也讓，明也讓，吃人的老猿稱霸王！”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和各國使節合影
但話說回來，大勢所趨，不讓又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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