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好書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雖然取了一個很地攤文學的名字，但是作者孔飛力來頭很大，是當代三大漢學家之一，師從費正清，漢學界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史、政治史以及海外華人移民史研究的扛把子，這本書作為孔飛力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藉由“整體史”的寫法特色和學術著作中少見的文學性得到了非常多的好評。
在《叫魂》一書中，孔飛力首先講述了他從故紙堆裡發現的“叫魂”故事。1768年，乾隆帝在位的第三十三年，德清開始流傳一群石匠可以通過把活人的名字貼在木樁上來偷走人的精氣。當年3月，石匠吳東明受僱去修浙江德清縣坍塌的石橋。一個飽受侄子虐待的農夫沈士良找到吳石匠，說是聽說吳石匠會叫魂，所以拿著侄子的名字來請他幫忙。能拿下政府訂單的吳石匠肯定是有點見識的，他也不用貪沈農夫的一點報酬，畢竟當時巫蠱厭勝都是非常重的罪名。於是吳石匠直接把沈農夫送進了官府。
偏偏這時，一個離家出走的德清小夥子計兆美在杭州被抓了，當地人懷疑他是來“叫魂”的，一頓暴揍後這倒黴孩子招了，說是吳石匠讓他來的，其實，他只是隱約聽說過吳石匠的名字。緊接著叫魂事件繼續醞釀，浙江蕭山縣，四個結伴化緣的和尚也被扭送進了官府，理由同樣是“叫魂”。
這時候發源自德清的有關石匠會叫魂的故事已經得到進一步升級，坊間流傳說有一批叫魂的術士四處遊蕩，會通過剪人頭髮、貼符咒和叫人名字施展法術，攝取人的“魂魄”。家家戶戶都處在警惕外來人口，這就不難解釋當化緣的和尚在路上和當地的小孩說了兩句話就被居民抓住暴打一頓送了官府，更倒黴的是其中參與抓人的蔡捕役還往和尚的包裹裡塞了把剪刀和兩條髮尾。幾乎同一時間，一個在蕭山走鄉串戶的鐵匠被民眾打死，因為人們在他身上發現用來叫魂的咒文。而事後證明，這不過是兩張用來向土地爺贖罪的普通符文。
蘇州、湖州等地也陸續被報告說有“叫魂”事件。這些分散於各處的事件經過當地官員審查，被確定為冤案，並且結案。但是，公眾卻越來越恐懼，很快，叫魂恐慌已經越出長江下游的省份而擴散到了近千里外的湖北漢陽府。在那裡，一大群在街頭觀劇的人抓住了一個可疑的‘妖人’，將他毆打致死，然後又焚燒了他的屍體。這時，乾隆皇帝接到密報，民間有關“叫魂”的妖術恐慌第一次上達天聽，故事開始了第二階段。
(1768年的中國，圖中顯示了叫魂恐慌事件中的核心省份（方框裡），還顯示了大運河的情況，謠言正是沿著大運河散播的)
在最開始的叫魂故事中地方官員是作為社會事件來處理，子不言怪力亂神。官員們實際是不相信民間的叫魂傳說，被思想覺悟高的吳石匠告發的沈農夫被德清的阮知縣打了板子，蕭山那幾個倒黴的和尚被移交到杭州巡撫衙門後真相大白，舞弊栽贓的蔡捕役被打了一頓，又被戴枷示眾，而和尚們則被開釋，每人還得到三千二百錢補償。
而這一年的七月，乾隆皇帝收到了關於江浙和山東妖術活動的密報，併發出了一份言辭極為嚴厲的上諭：“聞江浙一帶有傳言建橋座，因而偷割髮辮、衣襟等物，稽墊橋椿，以為厭勝之用者，流傳並及山東地面，其言甚為荒誕，或系市井剪綹匪徒，藉端捏造，冀得逞其鼠竊伎倆，亦未可定。但此等造化訛言，最易煽惑民聽，理應留心查禁，以杜澆風。著傳諭各該督撫飭屬，密行體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嚴拏，重治其罪，否則將倡播之人查拏一二，嚴加懲治，以儆其餘。”在這份上諭中，第一次提及了“厭勝”“煽惑民聽”，也就是說乾隆敏銳地把民間流言和政治謀反聯繫到一起，畢竟民間一直有白蓮教、彌勒教等反清組織存在，而因為剃髮令曾引發的江南漢人的反抗也讓頭髮與政權穩定緊密聯繫在一起。在皇帝的高壓和震怒下，之前一直想著息事寧人的地方官員不得不重視起來，開始了搜捕、刑訊和追剿，從政治層面審查並尋找叫魂者。一場“製造”叫魂者的運動開始了，種種蛛絲馬跡被強行拉扯到一起，造成皇帝弘曆心中所想象的“叫魂”謀反現象。
官員們都很賣力，但效果卻並不能讓乾隆滿意。9月7 日，對官僚們的表現深感失望的乾隆發佈新的諭旨，“留辮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髮辮即非滿洲臣僕”，可惡的“妖人”偷剪他人髮辮，散發剪去髮辮才能避禍的謠言，難道不是要藉此與帝國進行對抗嗎？朝廷對“叫魂案”的關注，使對背後“妖人”的清剿進一步升溫。然而，事實證明，這件事是個不折不扣的鬧劇，從冬到春，歷經大半年的搜捕審訊，不曾得到任何確實的證據可以證明妖人的存在。一些所謂的關鍵性線索的發現（如山東巡撫富尼漢提供的“大術師”吳元、玉石相當詳實的地址），後來被證明是刑訊逼供下犯人情急之下的杜撰。於是，到了11月 3日，乾隆在劉統勳（童年記憶宰相劉羅鍋的父親）、傅恆（電視劇中乾隆真愛孝賢皇后的親弟弟，福康安父親）等軍機大臣的委婉勸諫下，降旨停止了對叫魂案的進一步審訊。作為皇帝開脫罪責的替罪羊，一批封疆大吏受到了懲罰，其中包括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彰寶、安徽巡撫馮鈐、浙江巡撫熊學鵬、前江蘇巡撫明德和山西巡撫素爾德、山東巡撫富尼漢。
一場轟轟烈烈的抓捕結束於1768年的深秋，在這個“盛世妖術”的故事中，百姓為之惶恐，官員疲於奔命，統治者乾隆也寢食難安，這場把各色人等都捲入其中的除妖運動讓我們窺探到當時社會生活的繁複紋理和大清帝國最隱秘的褶皺和最陰影的存在。
孔飛力對人類學和社會學都很感興趣，在他的歷史研究中不僅看到豐富的歷史資料，而且在方法論的層次整合了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宗教學和政治學的分析方法。1984年，孔飛力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接觸到1768年乾隆年間發生“叫魂”案的清宮檔案，通過大量的《硃批奏摺》《清實錄》《宮中廷寄》以及各種地方縣誌構建出以“叫魂”案為中心的“總體史”和“大敘事”。這種文本的構建方法讓我們聯想到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明朝的1587年和清朝的1768年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間，然而這個一瞬間裡麵包含著無數的時間，包含著過去、現在和未來。
《叫魂》一共有十章，在前八章中孔飛力如一個文學家一樣為我們講述了一個荒謬又似乎充滿隱喻的故事，在後面兩章中迴歸了學者特色，展開了最終的論述。《叫魂》的序言中孔飛力指出這本書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專制權力如何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二是官僚機制如何試圖通過操縱通訊體系來控制最高統治者以及最高統治者如何試圖擺脫這種控制。
在解決這兩個問題之前，我們可以探討下這場有關叫魂的妖術到底是怎樣形成的。首先從民間最初的恐慌來源分析。當各地的妖術案犯被送到京城後，經過乾隆年間的最頂級官僚們逐一審訊，發現最初的謠言居然只是因為兩個寺廟因為業務競爭關係而進行的抹黑，最初的造謠者非常天才地把德清正在修橋的信息和自古流傳的詛咒妖術相結合，編出了香火旺盛的觀音殿附近有石匠作法埋喪的好故事，原來，叫魂的妖術只是產生於無知又滋長於嫉恨的一個幽靈，不過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間恐懼逞其私慾的例子。在給競爭對手以重擊的同時，蝴蝶效應讓大半個中國都捲入了妖術恐慌中。如果說這是謠言的源頭，那麼百姓的恐慌心理形成則有更深厚的歷史社會土壤。
(18世紀德清的地圖，謠言就是從這裡開始)
十八世紀紅薯、玉米等新作物的引進使中國人口總數幾乎翻了一番，稻米價格暴漲，人地矛盾突出，商業的初步發展無法容納所有的勞動力，大量人口開始向外遷移和向下流動，以僧道和乞丐為主的流浪人口大量增加。另一部分尚且能維持生計的家庭則擔心是否能將自己的境況維持下去，因此對比他們境況更差的競爭者（以乞討為生的流浪者）心存戒心，整個社會里充滿了緊張和焦慮。比較神奇的是這種社會心理並不是一個特殊現象，只要大家沒事刷刷自媒體，就能在當下的各種販賣中產焦慮的文章中找到同款。
如果說起初的恐慌來源於社會的緊張和焦慮，那麼隨著乾隆皇帝剿滅妖人的號角吹起，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民間誣告開始流行。最開始是普通人不問青紅皂白去追打那些衣衫襤褸的異鄉人，接著那些想借機報復自己仇人的民眾以對方行“妖術”之名去官府告狀，譬如山西生員張廷瑞誣告其叔父剪辮，以報復其欺負父母的行為；北京平民張二誣告直隸人關德麟是剪辮犯，只因其口角心存怨恨。對此孔飛力說
“妖術既是一種權力的幻覺， 又是對每個人一種潛在補償……對一些無權均勢的普通民眾來說，弘曆的清剿給他們帶來了慷慨的機會。”回到孔飛力提出的兩個問題，他首先界定了兩種權力，分別是“常規權力”和“專制權力”。常規權力指君主通過行政制度和成文法規對官員進行約束，包括對官員的常規考核、行政失誤的處罰等。一個政權的有效運轉一定是有一套成文的制度規章，同時為了維護其權威性，君主同樣需要受其約束這些制度和規章，這樣，君主也就成了這套制度中一個齒輪，儘管是一個鑲鑽的齒輪。相反，官員們只需要按程序、規定辦好份內之事，就可以利用法規為自己營造一座避難堡壘。“在這種情況下,為避免皇權因規章制度而萎縮，皇帝不得不時地啟用專制權力對官僚常規權力堡壘進行衝擊，這種專制權力包括密摺制度、對官員的面見制度、以及撇開吏部直接任命高級官員等，是君主自身意志的強化，迫使躲在常規權力所構成的堡壘中的官員向皇帝效忠，而不是貪贓枉法翫忽職守，侵蝕帝國大廈的根基。”
回到叫魂案，作為一個對帝國安危時刻關注、負有很大責任的君主，乾隆長期以來對行政常規化、漢化和江南文化對“滿人精神”的侵蝕十分擔憂，這使得他一開始就對“叫魂”危機反應過度；特別是事件中“剪辮子”所象徵的排滿反清意義，更讓他大為不安。這就不難理解，他為什麼在整個過程中充當那個唯一的原告和檢察官，措辭嚴厲地督促官吏追查“妖人”了。在叫魂案中，乾隆利用“政治罪”整肅官場，
即利用妖術恐懼這樣的非常事件，將一起社會事件轉化為政治事件，迫使整個官僚機器把清剿當作壓倒一切的政治，並以清剿的表現來賞罰官僚，從而強化他對官僚的控制，這就是專制權力對常規權力的壓倒。
在整個故事中，官員們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意味深長。他們並不關心民間的妖術是否會對普通民眾有所傷害，因此在“叫魂”謠言流傳的初期，官員只是躲在常規權力裡按部就班地按照一般程序行進，直到君主通過專制權力要求徹查妖術時，他們才不得不以並不可靠的證據為基礎，通過屈打成招製造冤假錯案來勉強從事對妖術的清剿。然而，流言的背後並無反叛的“陰謀”，所以官員只能繼續借助常規權力通過層層網絡讓對“叫魂”案的追查和其他發生於帝國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一樣消化於有規章可循的行政司法實踐中，試圖將事件以最無害的形式消弭於無形。從這一點看，在君主心中毫無效率滋長懶惰瀆職的常規權力以及其伴生物——看起來遲鈍笨拙的官僚群體，卻成為讓這場清掃“妖術”的狂熱減退的唯一指望。作者因此總結道：“沒有人會哀悼中國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當時的標準，它所造成的社會傷害也已超出了僅僅壓碎幾個無依無助的遊民的踝骨的程度。但不論是好事還是壞事，它的特性卻可以阻擋住任何一種狂熱。沒有這樣一個應急的錨錠，中國就會在風暴中急速偏航。”
《叫魂》一書寫成於1990年，出版後獲得了“勒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翻譯成中文後無論是學界還是普通讀者都非常喜歡，目前豆瓣評分9.0，顯示有1.7萬人度過，目前也有3600人在讀，3.7萬人想讀。可能有人說作為一本學術書籍，拿出豆瓣的數據並不能證明什麼，而我想說的是對於我們最廣大的讀者，我們不需要做學術研究，不需要讀學位，一本古早的學術書對我們普通人的意義更多的在於我們能從這本書中得到什麼。是知道清朝的一段冷門小歷史以便增加談資，是從一個側面瞭解清朝的政治官場生態，是從歷史中看到鮮活的當下，是在每一次謠言來襲時保持清醒，保持對世間百態包括自身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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