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皆知，西晉是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時期中的短暫統一，始於武帝司馬炎，終於愍帝司馬鄴，共4帝。
司馬炎雖然在鹹熙二年（公元265年）接受了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奐的禪讓，建立了西晉，不過相對而言，他是一個弱勢的皇帝。
仰賴祖父司馬懿在“高平陵之變”中的孤注一擲，以及伯父司馬師、父親司馬昭後期對中央與地方反對勢力的掃除，得以順利登上帝位。
司馬炎：弟弟，承讓了
司馬炎登基的時候已經三十歲了，之前並沒有多少實際的政治歷練，他的父親司馬昭在完成了滅亡蜀國，稱王，開建五等，制定禮律等幾乎所有代魏的準備工作後，在距離登上皇帝寶座僅差一步的時候去世了。因此，西晉開國之君與他而言，有些名實不副。
另一方面，他的弟弟齊王司馬攸，早年被過繼給沒有子嗣的伯父司馬師，況且魏晉易代的基礎是司馬懿、司馬師父子奠定的，齊王攸又是司馬懿生前指定過繼給司馬師的嗣子，如果不是司馬師的意外早死，西晉的皇權本來應該傳遞到齊王攸手中。
齊王攸畫像
而且據說齊王攸頗有才華，當時人認為他“才望出武帝之右”，就是比他的哥哥司馬炎威望更高，更有能力，在司馬氏集團內部具有極強的繼承王位的合法性。
據說，司馬昭經常說“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景王是司馬師的諡號，他的意思就是說，這是司馬師打下的天下，和我沒有關係，他自己只是暫時代理宰相的位置。
選擇立儲的時候，司馬昭也曾經有過猶豫，曾說“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於攸”，等他死後，天下最終還是要還給齊王攸的。
最後，司馬昭是在賈充、何曾等人的勸說下，才立司馬炎為世子。不管司馬昭的這些表態是真心還是假意，但因為司馬師有大功於西晉，因此，齊王攸也具有繼位的合法性，這點是沒有疑問的。
本來隨著晉武帝登基為帝，他與司馬攸之間君臣名分已定，這件事情已宣告結束，但隨著太子司馬衷年齡的增長，他的愚笨卻成為朝廷中普遍擔憂的問題，伴隨著“要不要廢太子”的爭論，齊王司馬攸地位的問題再次浮現出來。
起初，由於武帝正值壯年，接班人的問題尚未凸顯，雙方暫可相安無事。但到了咸寧二年（公元276年），因為晉武帝病危這一意外事件，徹底激化了雙方的矛盾。
《晉書》圖樣
《晉書》對這件事情只有簡略的記載，說“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廢朝”，正月元旦的元會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朝會，象徵著國家的禮儀秩序，武帝因病取消了咸寧二年的元會，說明他的病勢無疑相當沉重。
更關鍵的是，由於元會參與的人數眾多，大量前期的準備工作和各地上計吏（就是到中央來回報工作的官吏）趕往京城，當各項準備工作都已經全面展開時，武帝卻因病突然取消了元旦的元會，武帝病危的消息不脛而走，這件事無疑會在準備參與元會的上萬官吏中引起強烈的憂慮。
西晉司馬家族圖解
在武帝病危的三、四個月中，朝臣圍繞著“萬一武帝去世，由誰來繼承皇位”的事情進行了一系列秘密的協商。
由於太子司馬衷的愚笨眾所知周，當時朝廷中的主流意見是希望由齊王攸來入繼大統，甚至連一貫支持武帝的賈充也表現出了猶豫。但是武帝幸運地活了下來，而且恢復了健康，那麼，作為首要的威脅齊王攸不得不解決了。
太子弱智？我的江山我做主
於是，武帝做了兩個決定：第一，一反魏晉以來抑制外戚的傳統，轉而重用外戚楊氏，當作自己的親信力量加以培植，抑制功臣、宗室兩股既成的勢力。
第二，積極籌備伐吳，希望藉助伐吳成功帶來的威望，能夠改變自己弱勢皇帝的形象，從而把齊王攸徹底從朝廷中驅逐出去。
毫無疑問，公元280年伐吳的勝利、天下的統一大大增強了武帝的權威，當時人講“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
宣帝定燕就是指司馬懿曾經平定了遼東的公孫淵，太祖平蜀是指司馬昭滅亡了蜀漢，而司馬炎平定了吳國，統一了天下，因此他可以和他的父親、祖父相比，成為了一個強勢的皇帝。藉此助力，武帝得以擺脫功臣與宗室的牽制，重新把目光投向內部，以求徹底解決齊王攸的問題。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十二月，武帝最終下達了以司空齊王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的命令，要求齊王攸立刻赴任，離開洛陽。
詔命下達之後，立刻招致了朝野上下強烈的反對，戲劇的是，齊王攸在第二年的三月暴病身亡，為皇帝與大臣之間形成的互相對峙的僵持局面畫上了句號。
太子司馬衷“金句”
表面上來看武帝似乎取得了勝利，齊王攸的去世消除了太子繼位最大的政治隱患。但是在勝利背後，武帝卻在西晉政治中留下了難以彌縫的裂痕。
可以認識到的是，大批朝臣反對外放齊王攸，只是希望維持朝廷中的政治平衡不發生動亂。官僚集團作為政治既得利益階層，是最希望保持穩定的。
王渾曾提出以齊王司馬攸、司馬亮、外戚楊珧三個人聯合輔政的建議，實際上是應對武帝去世之後政治變局的最佳解決方案。
政治家張華像
可惜武帝在咸寧二年之後，和齊王攸之間的矛盾已不可調和，根本不願意接受任何將齊王攸留在權力中樞的安排。
由於這場聲勢浩大的政治抗爭將朝廷分裂成了同情齊王攸的多數派與支持武帝的少數派。特別是武帝后期最有才能的政治家張華，因為反對將齊王攸外放，也失去了武帝的信任。
由於這一裂痕的存在，在武帝晚年的政治中，更加傾向於重用外戚、親信，尤其是楊氏家族，將公開的政治運作變成了一個小集團內部的密室政治，甚至只信任外戚楊氏，使得本來就存在著統治基礎狹隘、官僚階層流動性不足毛病的政權，進一步走上了狹隘化的道路。
受晉武帝寵信的外戚楊駿
武帝為這場勝利所付出的另外一個代價是：他所倚重的外戚楊氏在西晉政治中徹底名譽掃地，失去了整個官僚階層的支持與信任，使得武帝一死，他精心設計的輔政格局便轟然倒塌。
總得來說，武帝的意外病危，激化了他與弟弟齊王司馬攸之間的矛盾，為了抑制宗室、功臣兩股既成的勢力，武帝轉而重用外戚，排擠司馬攸，使得西晉統治的基礎日益狹隘，這是導致西晉短促而亡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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