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吕思勉(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他是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他是钱穆（著有《中国文化史导论》）的老师。粗略统计了一下，他的《中国文化史》在图书馆里可以见到的版本不下20种，是当代“文化热”中的著名读物。
吕思勉的文化史侧重历史，而华中师院前院长杨东莼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大纲》侧重文化。吕著《中国文化史》以《婚姻》《族制》为第一、二章，可见吕思勉对古代以家族（而不是当今的家庭）为基本社会单位这一历史真实的尊重，以及对伦理的重视。
“士昏礼”中的六礼记，即（一）纳采（男氏遣使到女氏去求婚），（二）问名（女氏许婚之后再请问许婚的是哪一位姑娘），（三）纳吉（女氏说明许婚的系哪一位姑娘之后,男氏归卜之于庙,卜而得吉,便告女氏），(四)纳征,(五)清期(定吉日),(六)亲迎。
第三章是《政体》，从这一章开始，到《宗教》结束，才是谈正事儿。其中，篇幅最大的是《学术》，这可能跟著者是大学教授、这本书是他的授课讲义有关。
古代社会是由于渔猎进于农耕的，农业的进化是从粗耕进于精耕的，阻碍我国农业进化的阻力主要有三：一、讲农学的人太少，二、土地私有后，公益与私益的冲突，三、封建势力和高利贷的强取豪夺。（第11章《实业》）
文化这个筐为啥这么能装？
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又可以分为物态文化（故宫、都江堰为代表的工程）和心态文化（儒释道等宗教思想）两大类。
《中国文化史》整部书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共18章，其中，《教育》这一章我看得最仔细。我最不能同意的，是《宗教》这一章。
读吕思勉先生《中国文化史·住行》这一章，我懂得了“以卑宫室为美谈”，秦朝和隋朝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很快就败亡了，改变了我的建筑史观。在这一章中，吕思勉引用说：“教学者如扶醉人”，说是朱熹说的，我上网看了，其实不是，好像是二程首先说的。
《礼记·王制》是吕思勉经常引用的。网上说：王制，就是古代天子、诸侯治理国家时所倚仗的法律法规和各种制度，涉及分封、职官、祭祀、刑罚、教育等多个方面。
中国古人都席地而坐。这是很好的习惯，在日本留到现在。其实，自古至今的中国文化是混合而成的，胡人文化（如今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有很多遗存。
大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伦理、哲学、文学和历史。具体来说，伦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以《诗经》为代表的韵文是中国文字的重点，隐逸文化兴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点，《史记》和《资治通鉴》代表了中国正史，唐朝开始的书院是儒经学校，代表了中国教育文化。除了文史哲之类的文科，科学技术领域的传统文化主要集中在农、医、历、算四类，代表作是《周髀算经》《针灸甲乙经》《农政全书》《授时历》等。
杨东莼著《中国文化史大纲》
《中国文化史大纲》（凤凰传媒出版集团，北斗丛书）有文化近思录的特点。郭绍虞、梁启超等晚近学人的观点引用较多。我重点看了“社会政治生活之部“的教育专章，对“教育解放“论述颇多，最有洞见。杨东莼先生和吕思勉先生一样，也认为书院属于民间办学，和科举制度相抗衡、补充。
该书三大部分，第三部分“智慧生活之部“篇幅最多，“理学“这一章内容比较丰富，最为我重视，这部分最后一节是：阳明学（王守仁心学）。这就和一般哲学史不同：任继愈、冯契等人的我国哲学史都是把心学单另出来、与理学等量齐观加以论述的。
让慈善与文化在历史中相遇
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我很关注中国慈善史。首先，慈善史是文化-学术课题，也是是历史-材料课题。其次，从史料上讲，宋代的义庄和明代的同善会是中国民间慈善的祖师爷。第三，从学理上讲，它们是民间社会崛起的象征物之一。古人的慈善实践本身具有“行善-教化”二元性，积极教化民众惜福积德，并非散财行善。
历史上，积淀在县域的慈善文化是民间社会不断壮大的表现。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宗教（包括民间宗教）信仰，是古代慈善最重要的外因和内因。仁者爱人、仁民爱物、医者仁心、急公好义等中华传统慈善文化和慈善实践，对当代慈善文化建设甚至慈善事业发展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国古代慈善文化与统治阶级的“规训”关系是这样的：在“仁政”思想的共识下，统治者必须以德治国，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宋以后，史书里的慈善记载（孝行除外）明显增加，是慈善发展的提速期。到了清朝，人口暴涨，社会复杂化，灾害频仍，慈善活动的记载空前多。
我是从文学史转到文化上面来的，文化比文学更加具有综合性。2001年，在上海，我参加（旁听）过赵晓岚教授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她的论文《姜夔与南宋文化》在答辩时已经在学苑出版社出版，约40万字，用到文艺学、历史学、文化学研究南宋词人、音乐家姜夔，受到好评。当时，我觉得文化史的视角对文学、历史和教育研究都是有利的。一晃近20年，中国文化史的劝善观、综合性和动态感，都让慈善文化建设有史可鉴、有规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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