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信和信是不一樣的。
有的信，很難看，寫得再長也是廢紙。有的信，一千年以後再讀還是讓人熱血沸騰。
北宋景佑三年（1036年），一封罵人信火了。
開罵的是圖書館校對員歐陽修，捱罵的是司諫官高若訥。
他們交火的原因，是因為范仲淹。
貳
簡單點說，是范仲淹因故惹上了一些麻煩，高若訥嘴裡對他不乾不淨，小粉絲歐陽修站出來痛撕高若訥。
複雜點說，這是開封府的代理地方長官范仲淹和宰相呂夷簡槓起來、後來擴散成很多人槓起來的過程，也是景佑年間一個標誌性的事件。
當時呂夷簡執政，兼任朝廷的全權HR。但范仲淹覺得這樣不好，呂夷簡會塞自己人，故給仁宗皇帝遞了個小條子，要求宰相的全權HR功能下線。
小條子呂夷簡也看見了。憋著沒發作。
不久，仁宗召愛卿們商議建陪都一事，范仲淹覺得建在洛陽好，呂夷簡認為建在大名好，並且說范仲淹的腦回路不可取。
兩個人開始吵。范仲淹一氣之下說呂夷簡好比西漢奸臣張禹、會敗壞趙宋王家，呂夷簡再也忍不住怒火，斥責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朝臣結黨向來是君王大忌。於是仁宗下詔把范仲淹貶出京城，下放到饒州做知青，不，做知州。
（但仁宗真正貶謫范仲淹的原因，據說是范仲淹秘密奏請立皇太弟事，為無嗣的仁宗所不容。）
范仲淹被貶以後，秘書丞餘靖上書為范仲淹求情，被貶為筠州酒稅。太子中允尹洙繼續上書為范仲淹求請，也被貶為郢州酒稅。
此時群臣議論紛紛，有站范仲淹的，有站呂夷簡的，御史臺乾脆在朝廷中貼出佈告，告誡百官不可超越本職談論政事。只有諫官可以談論。
但是，諫官們一聲不吭。
右司諫高若訥，不知道什麼原因，在餘靖家說范仲淹的種種不是，“詆誚希文（范仲淹）為人”。當時歐陽修也在場，作為范仲淹的粉絲，聽得那叫一個怒火中燒。
回家後，歐陽修立刻寫信，把高若訥痛罵了一頓，其中最剛的一句，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你身為諫官，“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出來說一句真話、說一句公道話就罷了，但你不應該洋洋得意，極力攻擊正直的人，以此來掩飾你的愚蠢懦弱啊！
這就是有名的《與高司諫書》。
叄
《與高司諫書》是青年歐陽修的一篇十萬加爆文。
寫得那真叫一個剛。
剛成什麼樣呢？
清人陸繼輅書寫《與高司諫書》後說：我要把這信抄一遍，燒成灰和酒吞下去，我要把它叫作剛腸散，因為它很剛，能讓人肝膽立刻生出硬氣來。
願錄此文一通，燒灰和酒飲之，名曰剛腸散。
這種剛，是扔到地上能作金石聲，是讓無數人讀了就想一拍桌子說：併肩子，上了！
何以剛？
當然是因為歐陽修本身底子好，火力強，唐宋八大家嘛，另外也和風力有關係。
歐陽修寫這信的時候，朝廷已經掛了大字報，下詔“不得越職言事”。
他當時擔任的只是負責校對整理圖書文獻的館閣校勘一職，直接向皇帝陳情？沒門。
但他覺得范仲淹被欺負了，必須要為他討回公道。
這火在心裡憋著，就得默默地燒起來，不在沉默裡爆發，就在沉默裡熄滅。
29歲的歐陽修哪是甘於熄火的人。
剛好這時候，諫官高若訥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胡叨叨地撞了上來。
歐陽修遂火力全開，一封1300餘字的長信怒撕高若訥的不作為和胡叨叨，直斥其是否知道世上還有羞恥二字。
最後，歐陽修還說，你去告我吧，你去告我好了，你拿著這信去給皇上看，讓天下人都知道吧。
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
肆
你要問這封信的結果嗎？
就像歐陽修所預料的，晚上，這封信一遞交給高若訥，高若訥轉手就把它給了呂夷簡，第二天天一亮，呂夷簡就直接上交給了皇帝。於是歐陽修被貶到夷陵做縣令去了。
夷陵有多遠呢？
那年五月，歐陽修帶著母夫人鄭氏，自京師溯江而行去夷陵，經過潯陽江邊時，感慨寫下：白居易當年貶為江州司馬，已經說是天涯飄零，可夷陵離這裡，還遠著三千里哪！
樂天曾謫此江邊，已嘆天涯涕泫然。
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歐陽修【琵琶亭】
但這事還沒有完。
此時，歐陽修的同年+同事、館閣校勘、仙遊人蔡襄出現了。
蔡襄的神操作是寫了一組非常著名的詩《四賢一不肖》接力，總共五首、一千三百多字。這“四賢”自然是范仲淹、餘靖、尹洙、歐陽修，那“不肖”當然就是高若訥。
這事經由《與高司諫書》和《四賢一不肖》詩鬧得有多大呢？
據說，《四賢一不肖》詩立刻在京師廣為傳抄，一時鬧得汴京紙貴，賣書的人也因此賺得盆滿缽滿。
而且，不但京師人人皆知，還傳到了契丹。
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四賢謂淹、靖、洙、修，不肖謂若訥也。其詩播於都下，士人爭傳寫之，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契丹使至，密市以還。後張中庸使北，幽州館舍中，有寫襄所作詩並歐陽修書於壁者。
——《仁宗政要錄》
但是，這個事情還是沒有完。
時任泗州通判的陳恢覺得蔡襄等人的行為是人身攻擊，要求朝廷追責。時任右司諫的韓琦跳起來彈劾陳恢越職言事，請求重貶。
朝廷假裝糊塗，陳恢和韓琦的奏章都作“不報”處理。
七年後，慶曆三年（1043年），仁宗親擢范仲淹為相，擢餘靖、歐陽修為諫官，擢蔡襄為知諫院。
這樣看來，仁宗朝到底還是個允許人們講真話的朝代。
即使有些真話難免過頭。
歐陽修在晚年，自覺年少氣盛，在自編的《居士集》裡沒有收入《與高司諫書》，給蔡襄寫墓誌銘的時候也刪去《四賢一不肖》詩不錄。
惟其包容，才有真話，惟其包容，才有多方面的反思。後來的徽宗朝碰到爭端，只懂得把元祐黨人著作一股腦毀禁，相比較起來，《與高司諫書》落在仁宗朝，還是強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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