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而許多名言警句,更是千古流傳，發人深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便是其中熠熠生輝的一句。
《孟子.滕文公上》：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指居上位的人有哪一種嗜好，下面的人為了投其所好，必定愛好得更厲害，由此上行下效，對社會影響深重。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壹—
好鶴亡國
話說衛惠公之子懿公，自周惠王九年即位，在位九年，縱情享樂，不恤國政，最喜好的是羽族中一物，其名曰鶴。
鶴色潔形清，能鳴善舞，所以懿公十分喜愛。俗諺雲：“上人不好，下人不要。”因懿公偏好那鶴，凡獻鶴者皆有重賞，國人便千方百計，都來進獻。為此新建宮廷處處養鶴，鶴不計其數。
而衛懿公所畜之鶴，皆有品位俸祿，他根據鶴的品質、體姿將鶴封為不同官階，上者食大夫俸，次者食士俸。懿公若出遊，其鶴也分班跟隨，陪駕伺候。大車排在前面載著鶴，號稱“鶴將軍”。而養鶴之人，也有俸祿。
由於養鶴開銷巨大，國庫不夠，懿公便強徵暴斂、搜刮民脂民膏，以補充鶴糧，而民有飢凍，卻全不撫卹。
周惠王十七年冬，北狄揮戈南下，侵犯邢國，因齊國援救邢國，狄兵便轉移兵力攻打衛國。
懿公正在尋鶴作樂。聽聞狄人已入侵國境，大吃一驚，趕緊調集軍隊防守，可百姓早就四散奔逃，不肯抵禦。狄人已攻到城下，衛懿公驚慌失措，吩咐將士和被抓回的老百姓趕快披甲上陣，但大家都無動於衷。
眾人說，用一物便能抵禦戎兵！
懿公忙問：“何物？”
眾人說：“鶴。”
懿公問：“鶴怎麼能抵禦狄人呢？”
眾人說：“鶴既然不能禦敵，那就是無用之物，國君損害有用的人而去飼養無用之物，百姓又怎能去拼命禦敵？”
懿公悽然淚下，悔之莫及，為表悔過之意，果斷讓人放走鶴，可鶴已習慣了豢養，盤旋故處，久久不肯散去。
懿公悔恨至極，親自出馬迎敵，與北狄大戰於滎澤。
《左傳》記載：“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甚敗，敗的非常慘烈。
衛軍全軍覆沒，懿公被斬成肉泥，死無葬身之地。
後由戰前奉命出使陳國、僥倖逃過一劫的衛國大夫弘演，捨身以身納懿公肝臟，讓人在為弘演的忠勇之舉讚歎不已的同時，又為衛懿公的好鶴亡國而唏噓感嘆。
好鶴亡國
—貳—
楚王好細腰
從前，楚靈王喜歡男子有纖細的腰身，所以朝中的一班大臣，惟恐自己腰肥體胖，失去寵信，因而不敢多吃，大家每天都只吃一頓飯。每天起床後，整理裝束時，先屏住呼吸，然後把腰帶束緊，再去上朝，唯恐腰身太粗，君王不高興。為了腰身纖細，即使他們餓得頭昏眼花，站都站不起來，也不敢多吃一點東西。
等到了第二年，滿朝文武官員的臉色都是黑黃黑黃的，十分虛弱，站都站不穩。
“楚王好細腰”，既寫出了楚靈王的不良嗜好，也把滿朝臣子的諂媚迎合之態描寫的淋漓盡致。
楚王好細腰，宮人多餓死。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叄—
獻鳩
邯鄲的百姓，在正月初一那天，捉了大量斑鳩去獻給晉國上卿簡子，簡子非常高興，就重重加以賞賜他們。有位門客問他原因。
簡子說：“正月初一放生，表示我的恩典呀！”門客說：“百姓們知道您要拿鳩放生，便爭先恐後地去捕捉斑鳩。從捕捉到送鳥的過程中，不知死傷了多少鳥。您若真想讓它們好好活著，不如禁止老百姓去捕捉。他們捕捉來您再來放掉，這樣的恩惠補償不了您的過失啊！”簡子說：“很對。”
“獻鳩”這個故事，生動的批判了一些權貴階層只重形式，沽名釣譽，假仁假義的偽善行為。
獻鳩
衛懿公、楚靈王因一己之私慾，而全然不顧國家、人民的命運，最終作繭自縛、自食其果，趙簡子虛心納諫，懸崖勒馬，他為趙氏宗族鋪平了由家入國的政治道路。
在權力主導一切的社會，君王的喜好就是社會民眾言行的座標和指南，因此，孔子和孟子都充分重視在位者的德行。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在位者的品德好比風，在下的人的品德好比草，風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著倒。對於位高權重的人物來說，提倡什麼，反對什麼，必須謹慎行事，否則便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
凡人民趨從君主，不是趨從他口裡說的什麼話，而是趨從他性情之所好。君主好勇則人民輕死，君主好仁則人民輕財。所以說，當政者喜愛什麼，民眾就一定愛好什麼，甚至更厲害。由此，明君知道人民必定是以君主為中心，所以要確立法制以約束自己，樹立禮儀以規範自己。
—肆—
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普通人有什麼嗜好也就罷了,但手握重權的領導幹部有何愛好，就不得不慎了。如果被下級曲意逢迎,或者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那必定會成為滋生腐敗、墮落溫床的催化劑，或是成為壓倒自己的落井石。
一個時代的社會道德風氣的好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位者及社會各級官員具有什麼樣的道德水準、提倡什麼樣的社會價值觀。
1936年，美國作家斯諾到陝北採訪時，他看到毛澤東住著簡陋的窯洞，周恩來睡的是土炕，彭德懷穿著用繳獲的降落傘改制的背心，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線繩繫著斷了腿的眼鏡……雖然延安物資匱乏、生活艱苦，然而這些共產黨領導人身上無一不煥發著堅韌不拔、樂觀向上的精神面貌。
斯諾從這些細小的事情中，他發現了存在於我們共產黨人之中的一種偉大力量，他把這種力量叫作“東方魔力”，並斷言這種力量是“興國之光”。
斯諾講的這種“東方魔力”、“興國之光”，就是我們共產黨領導人一直大力倡導的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毛澤東同志豪邁地指出：
“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正是由於中華民族上至領導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志存高遠、積極樂觀，不畏艱險、浴血奮戰，才在內外交困的艱難環境中，使中國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最終戰勝敵人，建立了新中國。
建國初期的新中國，可謂是千瘡百孔、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對這個新生政權虎視端端，欲以伺機而動。在巨大的困難面前，我們的黨沒有絲毫的畏難退縮。
毛主席說：“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麼？”
國家領袖的這種英雄大無畏氣概極大地激勵了中國人民，在建設新中國的艱難旅程中，披荊斬棘，奮勇直前。
毛主席帶領全國人民，崇尚艱苦創業、自力更生的拼搏精神、大慶精神；崇尚甘於奉獻、為人民服務的“雷鋒精神”和“焦裕祿”精神；崇尚勇當英雄、勞模的社會價值觀；僅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就為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鐵人王進喜
鐵人王進喜
60年代初期，面對國外反華勢力的種種壓力和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再加上國家三年自然災害，中國舉步維艱。對此，我們黨大力弘揚自力更生、自強不息的鑽研精神，舉國上下，從毛澤東主席到廣大普通人民群眾，吃苦耐勞，艱苦創業，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硬是在短短的十年時間裡，弄出了“兩彈一星”和核潛艇。
而且，“三五”計劃期間，國家在遼闊的三線地區還進行了大規模的“三線建設”，建立了一大批具有戰略縱深意義的國防科研、生產基地。經過近30年的建設，在幅員遼闊的國土上初步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國防科研生產體系。
這一切的偉大成就，都是在建國後大力弘揚為人民服務、甘於無私奉獻的大環境下創建和形成的，是激勵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投身革命事業、奉獻青春的動力之源，也是中華民族在經歷了種種磨難之後，重新站起來，甚至是崛起的根本原動力。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還會上行下效……
新中國之所以能夠舊貌換新顏，能夠取得一系列偉大成果的主導因素，就在於我們的黨，我們的領袖毛主席，始終為國，一生為公，一心為民的楷模示範作用。這才有了國難當頭之際，無數有識之士奔赴延安、億萬民眾投身革命；才有了錢學森等科學巨匠冒死奔回祖國，為國效力；才有了中國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
—伍—
新形勢下，受西方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的影響，很多人產生了貪圖享樂、過分注重物質享受，而放鬆對思想品德的改造和提升，使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現象盛行，社會道德淪喪，極度缺乏社會責任感和緊迫感。
毛主席曾經闡述: “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是的,一個時代自然要有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
一個國家要有精神，它是國本；一個民族要有精神，它是脊樑。
這個“精神”，是一種家國情懷，一種忘我境界，一種不甘平庸、不甘屈從、敢於超越、敢於抗爭的血性和品格。
人無精神不立，國無精神不強。一個民族就得要有點精神，否則就會失去脊樑骨，不能自強自立；一個家族要有點精神，否則就會家業衰敗，一個人如果沒有一種奮發向上的精神，那麼就會不思進取，得過且過，或是一心為己、毫不利人，那麼，生命也就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和意義。
天下無難事，有志者事竟成。有志於正心，志於修身，志於為民，志於興國……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一個國家、民族的興亡衰敗，其核心在於上位；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命運皆取決於民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憂民則興國，逸豫則亡身，在和平年代，我們要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才能有備無患，立於不敗之地。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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