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敘述自己的人生時，多半聚焦在工作中，如何孜孜矻矻，如何第一次通過司法考試，信息化如何解決法院事務性工作，案件辦理如何參與當事人的人生等等。他這時的表情繁複且華麗，言語構架出的世界，步調緊湊且充滿冒險。
而對於家庭的虧欠，他顯然不願多談。這也許是大多數中年職場男性的困境。
人生是由一個個選擇構成的。
“其實庭長最愁的，不是洶湧的案子，而是青春期的孩子。”同事看著浙江省玉環市人民法院刑庭庭長陳紹青整天待在單位忙忙忙，瘦得走路只看到褲管在晃，工作佔據了傍晚和週末，就勸他：“庭長，對孩子成長最重要的還是參與。”
人屆中年的陳紹青何嘗不知道。他最近一直在反思：是不是自己效率不夠高？是不是把工作看得太重？是不是案子多自己可以努力做、而兒子的學習只能乾著急所以在迴避？
在玉環法院，陳紹青20年來一向以解決實際問題來推進工作。這次，他該要解決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問題。
有人說，這次疫情好像給每個人的生活按下了暫停鍵。一年忙到頭的陳紹青，終於有機會和上初一的兒子朝夕相處了。
七點半喊兒子起床上網課、“混”入釘釘群跟他一起學習、晚上十點鐘鞭策他背誦英語：“你看看對面樓姐姐家的燈還亮著呢！”
兒子看到那個初中時早上五點半獨自跑到村後小樹林讀書、背書的父親，成績倒是提升挺快，史無前例衝進了全班前五。
那歡快的歌聲
陳紹青原本是法律門外漢，連取保候審期限都不清楚。甚至不能準確說出這個名詞。
1997年，浙江林學院畢業，分配到鄉鎮武裝部工作。徵兵徵糧、檔案歸檔，一眼看到頭。不僅學習四年的經濟林專業用不上，連社團學過的攝影、散打也無用武之地。
1999年，玉環法院招幹考試，他覺得“那是個神聖的地方，法官也是神氣的職業。”
他考進來了。法官夢卻很遠：自己一天沒學過法律，只能邊幹邊學。而報考1999年法院內部的法官考試已來不及，2000年開始取消內部考試。
法官門檻陡然抬高。2002年，國家開始統一司法考試，以其難度高、通過率低而被稱“天下第一考”。
陳紹青像高考一樣展開學習風暴。每天除了上班、吃飯就是看書，鐵打不動看到半夜。
其實，那一年，他剛剛“偶遇”了個姑娘。
農村出身的陳紹青考入法院後，租住在城區一幢自建房裡。樓梯上常常傳來歡快的歌聲。
那是陳瑛的表姐家。陳瑛是幼兒園老師，走起路來，哼著兒歌蹦蹦跳跳。
這歡樂的氣氛吸引了陳紹青。他們一起吃砂鍋、看電影，但臨近考試時，他說：“沒事不要找我玩，這考試比高考還難。如果可以幫我洗洗衣服。”
的確，那一年有些法院“全軍覆沒”。陳紹青過了，247分，像“范進中舉”般跑向陳瑛，第一次抱起她分享這份喜悅。
後來，陳瑛嫁給了陳紹青，日後要分享、分擔的還有更多。
第一次和“黑惡”交手
在法院20年，陳紹青每次轉崗好像都踩在點上。
“都出去抓人了，你來報什麼到？”1999年去玉環法院報到那天，門衛阿公和他說。
這一幕陳紹青記得非常清楚，有個被告人從羈押室跑了，全院出動找了兩天才帶回來。“刑事案件真是哪個環節都不能出事情！丟了被告人，法警被撤職不說，還可能被刑事立案。”
這一課受用一生。他2000年到了刑庭，這一年底全國首次開展打黑除惡專項活動，工作任務加重。當時，陳紹青做書記員，要做開庭記錄等輔助工作；做內勤，要統計數據。
那時的統計工作，都是手工作業。每月收、結案几件幾人，判決幾件幾人，案由、刑期分類如何等，都要通過翻閱立案登記本、結案登記本、案卷、執行情況表、罪犯結案表等，一個個“正”字數下去，分別手工統計和填寫。
刑事案件的統計量，分得還特別細。有時某鄉鎮跑來問：“我們鄉鎮多少人犯罪？犯什麼罪？”這都得一個個案件去翻，一個個“正”去算。
“三四百個案件還好，現在收案越來越多，怎麼翻？”陳紹青遇到難題了。
他又跑到新華書店，買了計算機的書研究，自學數據庫開始編程，2003年設計了刑事案件管理系統。
終於，只有內勤才有的那臺電腦，不僅可以打字，還能統計數據了，又快又準。
問題還有，陳紹青的樓上就是檔案室。每次去調看案卷，查詢就要根據檔案室登記本上面筆畫順序，非常難找。於是，他又幫檔案室編寫了檔案管理軟件。
這些軟件，一直用到2007年。那一年，浙江全省法院開始使用通達海的審判執行系統。
對審判執行，他比工程師清楚。他不斷提意見優化、升級，不斷修正系統bug。
窮則思變，困則謀通。這成為陳紹青面對問題的慣有思維模式，也讓他成為浙江智慧法院工程師團隊所說的“全省法院最懂我們的法官”。
文書送達要“防狗”
2007年春天，陳紹青晉升為中層副職，任命立案庭副庭長。
那一年，金融危機剛剛開始。接下來就是潮水般的案件湧向法院立案窗口。每年審判執行收案近2萬，立案登記壓力很大，送達任務更重。
玉環地處東南沿海，全境由大小135座島嶼組成。“外出送達就是去田間、山上、海島轉。”陳紹青說，不僅耗時，送達率還很低，而且要防狗！
有次，他帶著書記員去村裡一戶人家，門口叫沒人應。推開老臺門，狗就衝過來，咬破了腿。書記員轉身逃跑，又被狗咬了屁股。
結果文書沒送成功，他和書記員打了一個月的狂犬疫苗。
那時送達率不到30%，人員也不夠用。只能委託EMS送達一部分。每月來簽單時，費用幾十萬元。
登記立案、送達文書等問題，他開始琢磨問信息技術要生產力。2013年擔任立案庭庭長後，開始抓訴訟服務中心現代化，大力推廣律師服務平臺網上立案。又承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電子卷宗隨案生成、電子送達、智審系統、電子卷宗轉化電子檔案等四項全國試點工作。
“最熟悉審判系統的庭長”陳紹青天天給工程師提意見，把實踐中的問題轉換成程序代碼。
電子送達平臺通過與擁有大量用戶數據信息的支付寶、新浪微博、新浪郵箱等平臺合作，進行找人和送達，並在受送達人閱讀電子送達信息後，將回執信息進行反饋。
玉環法院還不斷探索電子送達渠道：與轄區內律師簽訂統一的“訴訟代理人送達地址確認書”、實名制搜尋當事人移動電話號碼，嘗試微信、短信等送達，使民商事案件送達成功率從三成提高到七成。
“我不是什麼專家，就是對信息化有想法。”陳紹青說。
正如法官助理王葉倩說：“庭長並不是喜歡信息化。他只是發現信息化能方便自己，也方便辦案。”
陳紹青經常說：“我們就是要不斷嘗試，解決實際問題。自己感受到了方便，再推廣給大家用，何樂而不為？”
爬到辦公桌下修電器
陳紹青就這樣不斷“佈道”，他先後帶領著蔡亞妮、應一豪、王葉倩等助理學習駕馭信息技術。即便此中有兩個第一反應是“我是女生啊，我是電腦小白呢”。
蔡亞妮現在成了玉環法院審管辦副主任，信息技術運用最熟稔的部門。
“其實這是他責任心所在，他總是想辦法去解決困難，而不會說‘你去克服一下’。”她說，陳紹青剛來立案庭，有次法院斷電後，自己辦公室有個電器元件壞了，陳紹青就直接爬到桌子下面去修，還真給搗鼓好了。
“如果等著技術人員來修，可能還要很久。”蔡亞妮一直記著這句話以及那個爬到辦公桌下面的身影。
陳紹青從來不會等、靠、要。他不怕做第一人。
2018年年初，他被調任刑庭庭長，發現書記員還在手工填寫文書。案件生效後，執行通知書和罪犯結案登記表，書記員一個個複製粘貼，一天最多能完成10個被告人的。
“還在這樣做，不行啊！”陳紹青要再次啟動刑事審判信息化智能化建設。
他再次從電子送達開始探索推進。當年3月就推出用短信送達出庭通知書，如果律師、檢察官提出需要歸檔，出庭時再打印。“全國首家，也許有風險，但能切實解決問題，我們直接就上了，只做不說。”
2018年5月，浙江政法一體化辦案系統啟動，也證明了刑事信息化大勢所趨。
陳紹青乘著這股東風，推行電子送達，試行網上閱卷。還首創“e助理”輔助刑事辦案智能化，目前已實現一鍵立案、一鍵送達、一鍵調警、一鍵結案、一鍵生效執行、一鍵轉檔等功能。
其中，案件生效後的執行通知書、罪犯結案登記表，“e助理”智能提取起訴書和判決書中相關內容，一鍵生成自動簽章文書，再也不用書記員一個個複製粘貼。
堅持審判需求和問題導向，陳紹青除了本職，還要做好全院信息化規劃。他不怕創新中的風險，只警惕辦案的廉政風險。
連家裡人都嚴把廉政關。開藥店的岳母喜歡這個女婿，人踏實、勤快，每回來還幫著在藥店收銀。但如果有人打聽案子的事兒，岳母立馬打斷人家念想：“我女婿他雖然在法院，但不是辦案子的，他弄機器人的。”
“我和黑惡的賬沒結清啊”
站在新建的訴訟服務中心，色調明快、寬敞明亮，還有智能機器人、智能雲櫃等“黑科技”……陳紹青用目光一個個愛撫、檢視，下午就要驗收使用了。
“三年也不會落後了！”他越驕傲，越戀戀不捨。好想留下來坐一天。
2018年1月的那個中午，他最後一次排查。
此時，他剛剛調任刑庭庭長。而全國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也剛剛開始。
玉環法院刑庭合影
“時隔十年回到刑庭，又趕上掃黑除惡，看來我和黑惡的賬還沒結清啊。”陳紹青自嘲地笑笑，十年間，刑法修正4次，刑訴法修改2次。
幸好，陳紹青有個好習慣：最高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下發的文件他隨手都下載收集，有空就翻翻。這也促使他快速進入角色，但也要抽時間學習。
立案庭白天再忙，晚上不會睡不著覺。但刑事案子影響太大了，何況他還沒有適應過來時，就要接手大要案了。
“這次掃黑除惡與上次打黑除惡，雖是一字之差，但廣度、深度和力度有更高要求。”陳紹青說，這次重點在農村在基層，對群眾反映強烈、問題突出的地區、行業和領域重點整治。
案子來得很快，成箱成箱的案卷推過來。作為庭長，白天工作千頭萬緒，案子只能晚上、週末集中精力去辦。
建訴訟服務中心時，那個意氣風發、走路帶風的庭長再也不見了。如今的陳紹青發際線不斷往後推移，人瘦得快要脫相，走起路來只能看到兩個褲管在晃。而臉上彷彿寫著一行字：“不要理我，我要辦案子！”
同是那一年來到刑庭的王葉倩憂愁地看著陳紹青，看他整天在辦公室加班。而她也開始做噩夢，有時還夢到庭長拿著案卷在後面追。
“哦，原來是我們庭長！”
王葉倩原本有其他選擇。當陳紹青找她談話：“刑庭很苦，你確定要來？”
她覺得苦就苦點。她曾看到陳紹青帶領的立案庭氛圍特別好，凝聚力強。她很羨慕那種家的感覺。
那時很多人羨慕立案庭。本來，成年人的世界，早就把情緒戒了。何況法官各辦各案，每個人活成一座孤島。
但陳紹青把這些島連起來了。他特別強調團結合作，要加班一起加、有歡樂一起享。成立活動基金，每月組織聚餐、出遊活動，可以帶家屬，費用自付。
蔡亞妮那時在立案庭跟著陳紹青學到很多領導藝術。“庭長是為你遮風擋雨的人，有事找他，絕不會推脫。交給人去做的事情，也絕對信任對方。”
立案庭與其他部門接觸較多，即便有些小委屈，庭裡的人也能消化。“我們內心知道，能爭取的他肯定會爭取，有些要接受的說明他已經努力過了。”
遇到同事吐槽，陳紹青鼓勵人家：“你不跳進坑，怎麼知道自己有跳出來的能力！”他帶動大家一起努力，挖掘自身潛力解決問題。
團結出幹部。從陳紹青身邊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五六個都提職成為玉環法院中流砥柱。
在傳幫帶上，他強調工作規範化。考慮到立案庭人員流動大，一個個去教耗時耗力，他編纂了立案大寶典，並每年更新。在他離開後，蔡亞妮承繼這份工作，繼續編書。
立案寶典
陳紹青要離開他精心打造的立案團隊，要離開他嘔心瀝血新建的訴訟服務中心時，恰趕上2018年新春聯歡，小夥伴們說，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呈現，全庭都參加！
每個人認真排練，拿出最好的狀態，女生舞動熱辣的短裙，男生臉上塗抹幽默的紅圈圈。歡快的音樂結束，動作定格在兩個男生把陳紹青騰空抱起，整個舞蹈傳遞著“職場也歡樂”的文化。
這種凝聚力哪裡來的？王葉倩帶著問號來到刑庭。
第一天，陳紹青給她一本《刑事辦案操作規範》，黑字、紅字，仿宋體、加黑體，風險點、關注點等，詳盡又可視化，從立案審查、換押送達、變更強制措施到移交執行、社區矯正等19項辦案流程事無鉅細。他自己整理的，又在進行規範化提升。
“你以後要當法官的，書記員是搭檔是助手。現在你要學會從書記員到法官的每一步，只有自己懂，你才能知道對方怎麼更好輔助你。”陳紹青告訴她。
以前書記員都是根據院裡要求，去完成工作。到刑庭後，王葉倩發現很多事情不需要自己動手，可以按圖索驥在模板裡找，這些事務性工作省去很多時間。
“這本書拿去看一下！”“這本書要去買一下！”她覺得又回到高中夜自修狀態，庭長就是那個班主任。
慢慢感受這種簡單的溫暖，王葉倩突然找到了答案：“哦，原來是我們庭長！”
一個案子瘦十斤
庭長給自己配了兩個辦公用品：按摩儀、血壓儀。按摩儀是辦台州掃黑第一案時買的。
28名被告人、53起違法犯罪活動、195冊公安卷宗。剛回刑庭不到半年，陳紹青接手了此案。
儘管內心忐忑，也要有庭長的鎮定擔當。他白天忙於協調對接，晚上埋頭於6大箱案卷中去，釐清事實、整理歸納證據。
為充分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為19名未委託辯護人的被告人指定辯護，全案辯護人共39人。為方便閱卷，提前掃描全部公安卷宗，製作成容量10G的U盤，向辯護律師發放。
台州掃黑第一案庭審
2018年10月23日開始，庭審持續了整整9天時間。法警靠喝紅牛支撐，法官連水也不敢喝，半天不能離席。
陳紹青就把按摩儀放在背後，防止身體僵硬，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控辯雙方都有太多話要說，要平衡，要引導他們圍繞證據三性、爭議焦點有針對性地發表意見，一刻都不能放鬆。”
9天都處於一種亢奮狀態，晚上也幾乎沒睡過一個整覺。
他很慶幸信息化支撐，否則書記員是無法完成9天的庭審記錄。法庭原有的語音識別設備只能支持8人。為此改造法庭佈置、購買語音識別設備，每個被告人、辯護人都設定話筒，最終形成65.8萬餘字庭審筆錄。
當這起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掛牌督辦的涉黑案件庭審結束，陳紹青發了條朋友圈：“5+2，白+黑，失聯9天的我回來了！”
台州掃黑第一案庭審
回首那時，他一臉苦澀：“辦黑惡案件，有時感覺堅持不下去了，被告人還沒有倒，法官先倒下來。”
那一案，他瘦了十斤。
“不要把審判權當作自己權力來展示”
“每份工作都有苦有樂。”陳紹青不會倒下，他覺得執著追求，才能體會那份痛並快樂。
當寫下110頁判決書，大快人心。陳紹青相信經得住歷史檢驗，既不降格處理，也不人為拔高。“定性黑惡，對一個家族影響都很大，輿論會為祖孫三代打上標籤。”
在這110頁判決書裡，被告人方建銘被公訴的犯罪事實裡，十幾年前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但已超過追訴時效，最終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辦案，有時會改變一個人的人生。”陳紹青說，對得起良心，才有成就感，“不能把審判庭當作自己權力來展示。”
還有一起判決改變了一個高中老師的人生。楊老師，才30多歲，在微信圈賣日本常用藥，未經批准在國內銷售。當時被定性為銷售假藥。爭議很大，如果定罪，楊老師就不再是老師。恰此時藥品管理法修改，但尚未生效。按新法，不認定為假藥。但這真空期，該如何下判。
陳紹青保持謙抑司法理念，認為按法律精神不應做假藥論處。檢察院最終同意撤回起訴。
“如果當時簡單下判，也沒錯，而且事後也無法救濟。”陳紹青說，這就是辦案的人才能理解的深意，才能體會的內心壓力，來自員額法官辦案責任制，也來自審判要對他人人生負責。
帶回家的“職業病”
陳紹青的“職業病”很嚴重，對自己規束多，別人也會覺得他“古板、不活絡”。
在家裡，家長意識強，對孩子家教也很嚴，注重獨立性培養。兒子剛上初一，陳紹青跟著騎了一次自行車認路，就讓他自己騎車上學。
十字路口多，騎車單程也要15分鐘左右。妻子陳瑛擔心，但陳紹青認定的事兒，沒有迴旋餘地。
“陳瑛總說我說話語氣太硬，我也會反思，但一遇到事情，就容易去講道理、去說教。”他說，批評完兒子後，喜歡問“你服不服”，其實是怕他憋著一口氣不說。
“服不服？”這口氣像極了當事人做最後陳述。
如今，陳紹青被工作、做不完的工作包圍。其實，上大學時，他也曾興趣廣泛，學習武術散打，學習攝影採風、暗房洗片。以前也會鍛鍊身體，每週打網球。但現在即便他關注區塊鏈等科技前沿，也不是愛好，只是為應用到工作中。
整個人像高速旋轉的乒乓球，很難照顧家裡，對兒子沒耐心，父子間互相不理解。他內心也有愧疚，開始反思自己是不是把工作看得太重，是不是自己效率不夠高。
那整箱整箱的案卷、複雜的大要案，都要去面對，精神和體力透支，有畏難情緒，都在所難免。
“但職責在身，你是庭長，你得把這擔子扛下來。”陳紹青不是為了那榮譽等身，而要給自己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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