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是西漢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孫子,這位將門虎子善騎射,身手不凡。年輕時即為侍中建章監,多次率輕騎出擊匈奴,屢立戰功,頗得漢武帝的賞識,不久被擢升為騎都尉。天漢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李陵自告奮勇率兵卒五千,出擊匈奴,不幸兵敗投降。對於李陵的變節投降,歷來受到譴責和唾罵。但近來有的學者提出新的觀點,認為對李陵不應全盤否定,就是對他投降一事,也應具體分析,分清責任,於是引出了熱烈的爭鳴。
兵敗的主要責任在誰？
提出新觀點的學者認為,李陵兵敗的原因在漢武帝,是漢武帝一手造成的。當李陵率領軍隊從酒泉出發,進擊匈奴,到達浚稽將軍隊駐紮下來後,考慮到這一帶地形複雜,為了及時取得後援,他即把路徑的山川地形繪製成圖,派快馬送回長安;在與匈奴軍隊遭遇後,他又及時將戰況報告給漢武帝,以便漢武帝調兵遣將指揮全局。但是直到李陵與匈奴血戰十餘日,輾轉千里,漢武帝卻一直不發兵相救。致使李軍在眾寡懸殊的險惡境況下,奮力死戰,終於“矢盡道窮”。
另據《漢書・李廣、蘇建傳》記載,在李陵率軍出征時,漢武帝同時派疆弩都尉路博德帶領一支軍隊在半路負責接應,路以謊言矇騙了漢武帝,沒有發過一兵一卒,造成李陵孤軍深入的局面。事後,漢武帝卻網開一面,沒有對路博德的嚴重瀆職進行必要的追究。
另一種意見卻認為,李陵兵敗是他個人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輕敵,同是《漢書・李廣、蘇建傳》記載,漢武帝本意只是派遣李陵統帥輜重部隊,配合他人與匈奴交戰,李卻執意要求:
“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
於是漢武帝輕信了李的豪言壯語,同意了他的請求。對此,李本人也感覺到了,在他兵敗臨降時,深覺對不起漢武帝,不無感嘆地說:“無面目報陛下!”。更況且,兵敗不能作為投降的藉口。我國古代的文天祥、史可法,近代的陳玉成等,都是在兵敗被俘的情況下,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就是與李陵同時代的蘇武,由一個使變成了囚徒後,受盡了種種威脅利誘和折磨,仍堅決不肯“屈節辱命”。
是真投降還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
持新觀點的學者認為,李陵投降匈奴是出於不得已的權宜之計。他“身在曹營心在漢”,隨時準備等待時機重返漢廷。還在李陵兵敗被困、走投無路時,他手下的一位軍吏曾這樣規勸道:
“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之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
李陵於是動了心;當年司馬遷得到李陵降敵的消息時,就冒死反覆向漢武帝陳述:李陵
“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
還說他一貫表現很好,
“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有國士之風”,
是不會輕易真心降敵的;當李陵表面上投降匈奴後,他和困居在那裡的蘇武之間,還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並對寧死不降匈奴的蘇武一再表示崇敬,尊稱他為“義士”。在蘇武生活十分困厄時,李又令自己的妻子送去幾十頭羊,使蘇武獲得了繼續生存的條件。
不同意見的論者認為,說李陵的投降是權宜之計,這是難以成立的。
首先,司馬遷確曾在漢武帝面前為李陵說情,但正像他本人承認的那樣,他和李陵雖“俱居門下”,但“素非相善也”。司馬遷並不真正瞭解李陵,他只是憑感覺確認李陵的投降是“權宜之計”,靠不住得很；
其次,李陵投降後,曾奉單于之命,到北海上置酒作樂勸蘇武投降,甚至赤裸裸地說:
“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
如果李陵不是死心塌地地投靠匈奴,他絕不會如此賣力地出馬勸降,更不會使用這種語言。
斷絕歸漢心是被逼出來的嗎？
有人認為,李陵最後絕了歸漢的念頭,徹底投降匈奴,是被漢武帝逼出來的。李陵兵敗一年後,漢武帝對自己當年沒有派兵救援李陵的過失有所悔悟,便派公孫敖率軍進擊匈奴,以迎回李陵。貪生怕死的公孫敖未曾與匈奴交鋒就撤了回來,並無端編造了讒害李陵的謊言。喜怒無常的漢武帝,不作調查,輕信讒言,下令誅殺了李陵的全家。對此李陵十分氣憤,他對漢朝的使者說:
“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
在送別蘇武的一次酒宴上,李陵唱了一首令人心裂的歌：
“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賾,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表明了對逼他斷絕歸漢後路的漢武帝的憤恨。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漢武帝生性殘忍,特別是在他的後期,求仙信神,封禪出巡,動輒株連族滅臣下,使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民怨沸騰。李陵斷然採取背離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對傳統忠君思想的反叛。
不同意見的學者卻認為,李陵身為漢將,對漢法是熟知的,投降匈奴就意味著拋棄了家族,犯下滅門之罪。漢武帝殺他的全家,這是意料之中的事,與他久留匈奴之地、徹底叛降沒有必然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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