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清廷上下瀰漫著濃烈的排外情緒，慈禧太后向山西巡撫毓賢下達了殺絕洋人的密令。一場殘酷的屠殺拉開了序幕。僅在7月9日這一天，太原府衙門邊的街道上，就有55名外國人慘遭斬首，其中包括好幾個孩子。直到傍晚，血腥的屠殺才結束，來不及移走的屍首被棄置在原地，死者的細軟被洗劫一空。凝固在地上的暗紅血跡與殘陽相映，慘烈而沉寂。
中國很快就為這次屠殺付出了更慘痛的代價。八國聯軍用槍炮擊碎了清帝國的大門，然後長驅直入，直抵京城，慈禧太后偕光緒帝倉皇奔逃，帝國的顏面被無情拂落，泱泱大國的尊嚴掃地，骨子裡的孱弱也暴露無遺。清廷意識到，這一次，洋人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在兩宮西逃之前，李鴻章就被緊急召喚，委以直隸總督兼議和全權代表之職，進京議和，收拾殘局。
1901年春，八國聯軍兵分三路，直指娘子關、龍泉關、平型關，這些都是進入山西的重要關隘。為了儘快與聯軍議和，避免戰火燒入山西境內，李鴻章想到了英國人李提摩太。這位大鬍子洋人曾在山西從事傳教、賑災等活動，時間長達十多年。
李提摩太出生在英國威爾士南部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自小信仰基督教，成年後熱衷於海外傳教事業。他從神學院畢業，受浸禮會委派，於1870年來到中國，起初在山東煙臺、青州兩地傳教。六年後，山西大旱，他入晉賑災。他的善舉贏得了山西百姓和官紳的普遍好感。
李提摩太與中國的淵源遠不止於傳教和賑災。他在1890年赴天津，擔任《時報》主筆。一年後，他來到上海，接任廣學會總辦，主持《萬國公報》。這份報紙是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1868年9月創辦的，原名《教會新報》，後更名，內容也逐步演變為非宗教性質，以介紹西方新思想為主，受到中國知識界的歡迎，成為中國人瞭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清廷的政要和普通讀書人都是它的讀者。康有為、梁啟超曾借用“萬國公報”這個名字出版報紙，宣傳他們的思想。
《萬國公報》對晚清乃至民國的影響巨大而深遠。該報最高發行星高達5萬多份——這簡直是天文數字，要知道，《新青年》雜誌在炙手可熱的時候，發行量也沒有突破2萬。中國人通過它，第一次知道了馬克思、《資本論》和社會主義。除此之外，李提摩太還翻譯出版了書籍130餘種，小冊子1000餘種。其中，《泰西新史攬要》一書介紹了19世紀歐美各國變法圖強的歷史，出版後成為超級暢銷書，總計發行3萬多冊。據說，在戊戌年間，這本書被光緒帝作為重要的參考書。
李提摩太出面斡旋，獲得中外雙方的首肯。他沒有令眾人失望。
1901年5月底，他將一篇題為“上李傅相辦理山西教案章程”的文章呈送到李鴻章面前。這份解決方案沒有堅持“以牙還牙、以血還血”，而是主張從寬追究，只懲辦匪首，不牽連無辜百姓。李提摩太認為，雖然很多百姓參與了迫害傳教士與教民，但他們是受到官員指使和拳匪迷惑的。百姓輕易被別人利用，是因為他們愚昧無知，所以，為了杜絕此類悲劇重演，應該興辦教育，開化民智。因此，他在這份章程的第三條陳述了籌建—所西式大學的建議。
這份山西教案的解決方案總計七條，措辭謙遜，字裡行間處處體現了李提摩太的善意和愛心，李鴻章讀後，極表贊同，據說，他只改動了—個字。李鴻章將開辦大學之事全權委託給李提摩太。當年十月，接替毓賢擔任山西巡撫的岑春煊派周之鑲赴上海，與李提摩太商議開辦大學的具體事宜。經過一個月的協商，周之鑲代表山西省，與李提摩太達成一致：山西省籌銀五十萬兩，分十年交付李提摩太，由李提摩太主持開辦“中西大學堂”，在十年任期內，學堂課程設置、聘請教習、選拔學生等事務均由李提摩太全權負責，十年期滿後，學堂資產與主權一概移交中方。周之鑲與李提摩太鄭重地簽署了合同。
不過，事情並沒有像李提摩太預想的那樣順利。當他帶領中外教習一路風塵從上海抵達太原之後，驚訝地發現一所名為“山西大學堂”的官立大學已經籌建完備，再過幾天就可以正式開學了。這所大學與李提摩太擬辦的“中西大學堂”僅一字之差，是岑春煊在晉陽書院和令德書院的基礎上改造而成的。山西大學堂的籌建工作快速而低調。身在上海的李提摩太完全不知情。
李提摩太意識到情況不妙。在—座城市開設兩所大學，不僅耗費資源，而且極可能因惡性競爭而損害中外和睦——這一點與創建中西大學堂的初衷完全相悖。於是，李提摩太主動與岑春煊協商，建議將山西大學堂與他擬辦的中西大學堂合併。岑春煊在確定教育自主權不會旁落，也沒有傳教嫌疑之後，同意合併，合併後沿用山西大學堂的校名，分設中學專齋和西學專齋。李提摩太擬辦的中西大學堂變成了西學專齋，縮水為山西大學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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