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湖北已經封鎖近兩個月了。伴隨著整個湖北省咸寧市患新冠肺炎的人數已降至個位數，縣已經近兩週實現0病例了。
武漢的櫻花開了
然而，湖北解封卻遙遙無期，這種無力感，跟當初大家不把新冠肺炎當回事的感覺是一樣的。個體的感受，在時代面前無足輕重。人控制不了外在，控制的唯有內心，我心即宇宙。
媳婦已經懷孕近3個月了，我們依舊相隔兩地，且不知道還會分開多久。我們兩個的心都是雜亂的，此刻共讀就變得格外重要。
《簡讀中國史：世界史座標下的中國》一書是我和媳婦一起共讀的第二本書，也是第一本歷史書籍。我們原計劃讀《自控力》一書，繼續在心理學領域“深造”，結果讀了序言之後，兩人都很累，讀不下去。
讀書，尤其是兩人共讀，快樂最重要，如果沒有交談，那麼書也會讀得沒有意思。因此，我們創造了一個選書的標準“談論量”，談論地越多，就越說明是在擴大我們的共識。
本書的作者是張宏傑，曾寫過《飢餓的盛世》一書，作者邏輯邏輯嚴密，行文流暢。整本書，讀起來很順，讓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有了一個提升。
作者將中國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先秦時代，秦朝到清朝，民國到現在。
一、“苛政猛於虎”與郡縣制
對於“百家爭鳴”，只要學過歷史的人，都對其無比推崇，只要談起這個時代，無不自豪的將其稱為中國文化成熟的關鍵時期。但是，往往只是知道結果，卻不清楚戰火紛飛的春秋戰國時期，為何讓中國文化從少年，走向青年。
春秋戰國變化的核心就是由分封制轉變為郡縣制。中學歷史書常常把周朝定為奴隸制，秦朝到清朝是封建制。其實，這種劃分很經不住推敲。
封建制最重要的特點是：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這是周朝的特點，而不是秦以後王朝的特點。
周朝的分封，是以血緣為基礎。全國共分封72國，有52是姓姬，越是跟周天子血緣近的人，分封的離都城越近。
然後分封制有一個巨大的問題，就是軍事實力不行，天子需要靠諸侯帶兵過來勤王。張宏傑先生認為，“烽火戲諸侯”裡“狼來了的故事”是假的，因為各地諸侯遠近不同，得到天子的信息不同。
真正的原因是封建制國家動員能力太差，難以應對遊牧民族的外族入侵。西周被西北部的草原民族犬戎滅掉之後，周平王即位，並遷往洛陽。周平王是被諸侯擁戴上位的，周天子的威嚴開始掃地，逐漸控制不住諸侯。
由此，開啟了春秋戰國時代。春秋時期，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天子無法控制諸侯，諸侯無法控制卿大夫。卿大夫為了發展自己，開始嘗試各種社會改革，其中就有郡縣制的雛形，即卿大夫開始派遣家臣直接管理各個領地。
最終，春秋和戰國的分水嶺就是三家分晉以及陳氏代齊。三家分晉是指春秋霸主的晉國逐步被六個卿大夫架空，最終魏趙韓三家脫穎而出，成為新的諸侯國。
齊國也非常類似，卿大夫陳氏取代姜氏，成為齊王，並改姓為田氏。由此，姜氏齊國變為田氏齊國。
春秋戰國時期，正是孔子活躍的時候，因此孔子一直在說“克己復禮”，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這時候，孔子已經敏銳地察覺到郡縣制取代封建制的過程中，統治者對民眾的汲取能力日益提升，從而給民眾帶來沉重的負擔。由此，發出那句名言“苛政猛於虎”。
到了戰國時期，各國期間，先後掀起了郡縣制的改革，各個國家也都因為改革強盛一時。但最終，還是秦國最沒有歷史包袱，開始全面地推行郡縣制，從而走向一統天下的道路。
為什麼郡縣制成為戰國期間改革的主流呢？因為郡縣制大大加強了諸侯們汲取社會力量的能力，從而形成更強大的軍事力量，從而攻佔鄰國。
二、分封制和郡縣制帶來社會改變
所謂“成也郡縣制，敗也郡縣制”，郡縣制的優點是讓國家變得更加強大，缺點是讓民眾變得更加弱小。統治者為了維持自己獨一無二的權力，會自然而然不斷汲取百姓的力量，從而官逼民反。
中國曆朝歷代，不論皇帝賢、愚，兩千年來從未走出這個怪圈，每兩三百年便迎來一次王朝更迭，根本原因就是郡縣制。
分封制有點類似於後來的地主，民眾向領主交租子。在封建制中，民眾是可以跟士大夫們“談條件”的，甚至是用腳投票，這逼得士大夫不得不善待封地的百姓。
這種底層邏輯，造成了春秋乃至戰國時代有兩個特點：第一，君視臣為手足，則臣視君為心腹。君視臣為草芥，臣視君為仇寇。第二，家大於國，《大學》裡就提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想要治國，先得齊家，家大於國。
伍子胥的例子就非常典型，楚平王將伍子胥的父兄都給殺掉了， 伍子胥趁夜逃出了楚國，跑到了吳國。在吳王的支持下，伍子胥厲兵秣馬，帶來軍隊直接攻佔楚國的國都，將楚平王的屍體挖出來，鞭屍三日。
故事到這裡，還沒有結束，幾乎所有人都在讚頌伍子胥的行為。包括後來的屈原，以及後來的楚王，《史記》中司馬遷對伍子胥也都是大為讚賞。這個時候，完全沒有後來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社會現象。
更不會出現，宋高宗趙構冤殺岳飛的事情，要按照伍子胥的版本，岳飛的兒子應該投降金國，滅掉南宋，然後殺掉趙構。先秦時候，家大於國，不存在“忠孝難兩全”，一定是忠大於孝。
封建制典型的特點就是整個社會是由下至上的，郡縣制則相反，完全是以上御下。這也是儒家和法家的區別所在，孔子主張恢復周禮，回到封建時代的小國寡民中。法家則是隨著郡縣制發展出現的一個新流派，主張君主集權和嚴刑酷法。
此後，中國兩千年，無不是“儒皮法骨”，表面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是以儒學包裝的法家師兄。因為，法家的根基是郡縣制，儒家的根基是封建制。後來的儒學，跟先秦的儒學已經有本質的不同了。
三、郡縣制導致王朝頻繁滅亡
為什麼中國古代王朝會頻繁滅亡呢？在中學歷史書上說，是因為王朝滅亡晚期土地兼併，這種說法其實很站不住腳。
第一，只有中國發生了嚴重的土地兼併嗎？其實不然，英國在工業革命前期，就發生了圈羊運動，土地不斷被集中，最終反而誘導出工業革命。不能說，是土地兼併導致工業革命，但可以說明，在英國土地兼併並沒有導致王朝覆滅。
第二，最新史料記載，在唐末、明末、清末，土地兼併不嚴重，自耕農很多。一方面，民眾致富聚集土地；另一方面地主不斷分家產，土地又不斷地分開。所謂富不過三代，土地並沒有一直兼併的趨勢。
第三，自古戰亂多出於北方，而非南方。按道理講，南方的地主更多，並沒有出現南方率先發生動亂，反而是北方的自耕農因為天災人禍，乾旱、洪水發生造反。
綜上所述，王朝的滅亡只有一個原因：官逼民反。那麼，為什麼會出現官逼民反的問題，為什麼王朝末年，就有那麼貪官汙吏呢？
以明朝為例，朱元璋是農民出生，他一輩子最恨貪官。洪武皇帝在位三十一，對貪官的懲罰不可謂不嚴重，但是到了明末，一樣是貪官橫行。
洪武帝在不斷地加強自己皇權的時候，就註定了貪官橫行。因為官吏的權力，都是皇權的一種體現，至高無上的皇權離不開無孔不入的官吏，正如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沒有青藏高原，也成不了最高峰。權力是一個金字塔，塔尖越高，基座就越厚。
明末農民起義，起義軍造反攻佔縣城第一件事是殺官史，屠盡朱姓皇室。無論是官吏，還是朱姓王爺，都是皇權的化身。
李自成攻佔開封后，把福王頭給砍了，指甲給拔掉，開膛破肚，和鹿一起煮了，稱為“福祿宴”。這是什麼仇什麼怨，才能做出這樣“喪心病狂”的事情。
那麼，貪官汙吏真的是因為體制不健全，缺乏糾錯制度麼？還是說，王朝後期大家的品德就壞了呢？
朱元璋設置錦衣衛，朱棣設置東廠，按理說明朝的糾錯制度應該很完善。而且，明末的官員真的就是個個品德敗壞嗎，為什麼到了清朝初年，這些官員又“良心發現”呢？
真正的原因還是官僚體制會自動的膨脹。每個王朝在剛開始時，官吏都不會很多，但這個官吏會不自然的增多。因為在治理國家的時候，會不斷遇到新的問題，就會不斷產生更多新的部門。
用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只要官吏擁有特權，就會不斷地有人往那個地方走，導致官吏不斷增多。而官吏的權力沒有制約，想辦法保住自身已有的利益，就會不斷向外汲取。
官僚們也不會放棄已得的利益，會聯合起來共同對抗皇權。明朝的嘉靖皇帝、萬曆皇帝多多少少都是因為拿文臣沒有辦法，只得用不上朝的方式來對抗大臣。而崇禎皇帝更是留下遺言說，“天下文臣皆可殺”。
與官員類似，王爺也同樣是越來越多，自耕農卻是越來越少，最後必然導致民眾的剝削日益提升，最終導致官逼民反。
換句話說，也就是整個朝廷的支出不斷地增多，而全國的農業稅收卻是一定的，最後必然導致“官逼民反”。
四、中國古代為何要重農抑商
為什麼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們那麼“憎惡”商業呢？按道理說，早在《史記·貨殖列傳》裡，司馬遷就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對於商業的作用，歷代皇帝、文臣不可能不知道。那麼為何還是會重農抑商，原因很簡單，因為商人不好統治。
在《商君書》中就有提到治國之要，在於弱民。只有百姓弱了，才會更加依賴朝廷，才會唯命是從。秦國的百姓，只有種地和戰爭兩條路子。
其實，古代朝廷也不是真的要抑制商業，他們是想要抑制民間商業，扶持國有企業。官營不是為了民生，而是想要換種方式收稅。
最典型的例子是鹽鐵專營，這兩個行業官營的結果是，老百姓用不起鐵器，最後只能用石器耕地。鹽的例子就更突出了，中國按道理來說，不應該缺鹽，沿海地區可以曬鹽，內陸地區則由鹽井、鹽湖。
然而實際上，到了民國時期，一個壯勞力幹一天活，也就只能掙4兩。自古以來，鹽都是特別金貴的事物。
中國古代的商業，都是為皇權服務的，明朝末年經商的無不是皇親國戚，或者文官武將的門人。商人們沒有一丁點權益可言，不過是待宰的羔羊罷了。清朝中後期則有皇商，商人們可以當官，本質上還是官，而非商業。
因此，中國是不可能靠自己發展出資本主義的，也不可能發展出現代科學，不可能大航海。因為皇帝的意志大於一切，皇帝的目的是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所謂帝王心術，不是發展生產力，而是激發身邊的人內鬥。如果大臣們保持一致，皇帝就該睡不著了，皇權也會被極大的削弱。
商業的本質應該是為消費者創造價值，而中國傳統商業，整個的目的是為了如何不動聲色從老百姓那裡獲得利益，以滿足日益膨脹的官僚階級和皇帝的慾望。
五、全球化和現代化
中國的歷史，走到清朝末年，終於迎來了轉機，鴉片戰爭強行打開了全球化之旅。在中學歷史書，寫到中國近代史，無不是悲憤異常，話裡話外透露出中國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
在歷史考試中，無不是哪一年簽訂了什麼條約，這個條約賠了多少錢，歷史事件的意義無不是“開始變成了殖民地”還是“完全變成了殖民地”。
那真實的歷史又是什麼樣子，如果問我情願穿越到“康乾盛世”當老百姓，還是願意到清末當老百姓，那我肯定願意到清末。原因很簡單，清末百姓的收入更高。
一個典型的例子，在慈禧太后統治的清朝，遠比乾隆時代的人口增長率更高。更令人驚訝的是，整個戰亂的民國時期，竟然是中國近代人口增長最快的時候。
“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中國古代每次發生朝代更迭，都會人口銳減。而清末和民國，走出了這個歷史怪圈。其背後，離不開全球化和工業化。工業革命，讓人們走出了馬爾薩斯的人口陷阱。
然而，工業化就是現代化麼？不一定。顯然，當社會發展到一定時代的時候，服務業必然會更加佔據上風。而服務業，主角是顧客、是消費者。
當代的中國，是古代中國政治、文化、經濟和起源於歐美的現代化社會的結合。兩種力量相互交織、撕裂。
也許，這個歷史什麼都沒有變化，但是現代的“讀書人”，相比於古代儒生來說，多了一種思路。在古代儒生，只能想“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然後想象著“三代之治”能夠匡扶天下。
現代人，可以投身科學，可以投身商業，哪怕只是一個普通人，也可以通過學習各種知識，保證自己不被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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