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歐洲的疫情簡直是一天一個變化。
意大利21日累計確診突破5萬（53578），死亡人數超過中國（4825），死亡率高達9%。
前幾天歐洲第二還是西班牙，然而根據實時更新的統計來源（Roylab Stats），德國已經反超西班牙（25554 VS 25496），成為歐洲第二疫情重災區。
誰也沒有想到德國會增長得那麼快：
3月1號破100
3月9號破1000
3月18號破10000
3月21號破20000
3天翻一番，9天翻10倍……
疫情早期，德國以較早出現病例、但保持“長期零死亡”贏得世界讚譽。
但如今，德國確診數量超越伊朗、法國、西班牙，死亡率雖低（0.37%），但總死亡人數正在直線拉昇：
作為歐洲醫療條件數一數二的大國，我們不禁要問：德國怎麼了？
更讓人感到擔憂的數字是：現在德國跟西班牙都是2萬多確診，但西班牙治癒2125例，德國僅治癒290，不到西班牙的七分之一。
德國人口（8315萬）接近西班牙（4673萬）的兩倍，說明人口規模更大的德國，現在還處在疫情發展早期。
德國人能遏制住疫情爆發的勢頭嗎？
看到他們最近的表態，我表示深深的懷疑。
前幾天英國首相拋出“群體免疫”理論，引來全世界罵聲一片。
現在英國人不敢提“群體免疫”了，防疫工作也更積極了，首相宣佈倫敦封城，改口說：我們必須像“戰時政府”那樣抗擊疫情！
而德國呢？默克爾執政15年來史無前例地發表了電視講話，稱這是德國“自二戰以來最嚴峻的挑戰”。
“我知道，目前採取的限制措施有多麼劇烈：不再有大型活動，不再有展會，不再有音樂會，甚至中小學、大學、幼兒園都必須停課，兒童遊戲場停止使用。我知道，聯邦和各州一致採取的這些關停性限制措施都對我們的生活帶來了衝擊，這在德國曆史上前所未有。”
看起來很嚴肅也很負責，對嗎？
現在世界各國都在“抗擊”疫情，力爭“消滅”病毒。
可是隻有德國，疫情剛起步，就直接把大目標定成了“延緩”疫情。
在電視講話裡，默克爾說：
“我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制定我們的行為準則：減緩病毒的傳播，爭取贏得幾個月的時間來研發藥物和疫苗，也為患者儘可能贏得治療時間。”
3月10號，默克爾公開講話：“60%-70%在德國的人將會感染新型冠狀病毒。”
德國《圖片報》稱，當默克爾拋出了這個驚人數字後，會場陷入一片沉寂。
英國政府說“讓”這麼多民眾感染獲得免疫力，而德國政府說的是“會有”這麼多民眾感染。
就差這麼一點，所有人都忙著錘英國，沒有人來錘德國。
有人說當然不要錘了，人家德國是“做最壞的打算”，你不要斷章取義，其實默克爾原話更嚇人，她說：
“當病毒已經到來，而國民對這種病毒尚無免疫力，也不存在疫苗、特效藥時，如果這種情形一直延續下去，那麼該人群就面臨較高的感染比例——專家們預計可達到60%-70%。”
8300萬德國人，70%就是5800萬人感染！
我們信不信不重要，反正德國政府是把這個“即將到來”的感染總數當成了此後一切行動的前提。
德國政府認為，在疫苗到來前，消滅疫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讓疫情“悠著點來”、“慢慢來”，可以“細水長流”，但不要集中爆發，這樣醫療系統就不會過載、崩潰。
為了“生動”演示集中爆發和“細水長流”的區別，德國聯邦政府發佈的官宣圖如下：
這張圖下面還有一行字：
Je langsamer sich das Virus ausbreitet, desto besser.
病毒傳播得越慢越好。
德國最權威的疾病防控研究機構RKI負責人稱，德國疫情很可能要持續兩年。
德國病毒學家、素有“德國鍾南山”之稱的德羅斯滕教授說：
“如果按照現在的傳播速度，預計德國在三個月內到達發病高峰期，即使入住重症監護病房的重症病人只有2％，我們的重症監護能力仍然存在問題。”
“但是隻要“把這三個月的時間延長到六個月或九個月，德國醫療體系就可以應付了！”
只要拖慢傳播速度，不要讓所有人同時感染，衛生系統就有機會倖免於難。
德國政府給自己定下的最高目標，不是消滅，不是遏制，而是“延緩”：
讓疫情的峰頂始終位於德國醫療系統所能容納的範圍之內，直到疫苗的出現。
“德國鍾南山”還說：“這不是一次衝刺跑，而是一場馬拉松。”
“除非2/3的人已因感染而暫時免疫，否則病毒還會繼續傳播。”（Das Virus werde sich erst dann nicht weiter verbreiten, wenn zwei von drei Menschen zumindest vorübergehend immun seien, weil sie die Infektion schon hinter sich hätten, sagte Christian Drosten, Direktor des Instituts für Virologie der Charité。）
至此，德國群體免疫，實錘。
你再看一眼上面那張圖，如果我們好好算一下的話，
綠色（延緩）部分的面積，還真不一定比紅色（爆發）小，甚至可能還大得多。
翻譯一下就是：即使“延緩”疫情，導致累計更多德國人感染，更多人死去，德國政府也依然會選擇“延緩”。
因為他們的最高目標不是挽救多少條生命，而是始終不讓醫療系統崩潰。
奇怪了，難道一臺機器的平穩運轉，比機器本身服務的目標還重要嗎？
前幾天還是“模範生”的德國，他們的響應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一開始，德國疫情應對得的確堪稱完美。
可是因為開場秀太完美，之後的每一步，德國不是踏錯，就是踏慢一步。
1月27號，一家德國公司的中國員工在上海確診，之前他在德國總部培訓了幾天，所以德國總部開始排查，結果一次確診14例，還有從武漢接回的德國人有2例確診，這些人和他們的親密接觸者都被嚴格地隔離起來。
德國政府迅速切斷了傳染源，這16個人都是輕微症狀，兩週後痊癒出院，再無新發病例。
之前對新冠有些緊張的德國人見狀，
便開始覺得中國人“小題大做”了。
有德國人說，這玩意還不如流感呢，小病小病。
2月中旬，德國開始了狂歡節，很多德國人休了假開始聚眾狂歡，還有去意大利旅遊滑雪的。
2月24號，意大利突然新增上百病例，死亡6例，同一天，德國小鎮Heinsberg一個去過狂歡節的男性被送入重症監護室，確診感染新冠，此後當地病例數量翻倍增長。
當地長官說“傳染鏈已無法追蹤”，卻拒絕封鎖該區域，甚至拒絕隔離所有可能和病人接觸過的人，“否則我的危機應對團隊一半的人都得被隔離”。
1月27號後時隔近一個月，德國出現了第二輪新冠疫情。
而這一次，“輕敵”的他們不再幸運。
當1月中國疫情爆發時，德國漢莎航空迅速中斷往來中國航班，對入境的中國遊客嚴格檢查，入境後還要自我隔離14天。
（圖：德國外交部發出前往中國的旅遊警告）
而當意大利疫情開始爆發時，德國人什麼都沒做，旅遊警告、入境檢測、自我隔離一個也沒有。
德國跟意大利雖然不接壤，但邊境最近處距離僅60-70公里。
當意大利發佈北部“封城”的新聞後，大量意大利人從北部“逃往”德國，而德國就默默地看著。
事後發現德國很多病例，都是從意大利帶過來的。
3月初，疫情擴散蔓延，德國政府呼籲各地取消1000人以上的活動。
3月9號，曼海姆音樂學院舉辦了999人的音樂會，檢票員數著人頭放人進來，還給“多餘”的觀眾辦理了退票——可以說非常“嚴謹”了。
（圖：音樂會現場）
而更荒唐的是，3月初，1400個醫生聚集在科布倫茨，開起了急診救援討論大會，會場熱鬧非常。
關於口罩，衛生部官方給出指導意見：“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證明顯示，一個健康的人可以通過戴口罩降低被感染風險。”
德國專家紛紛站出來說，普通的一次性外科口罩沒用的，
“外科口罩的作用就與絲巾的過濾功能相當。”
如果你戴的方法不正確，或是你因為戴了口罩而產生懈怠的話，反而是有害的。
所以戴不好不如不戴。
求全責備，因噎廢食。
而媒體也在為德國人“放飛自我”推波助瀾：
德國的電視新聞報道“意大利的封城限制措施沒起作用。”
德國國家二臺的報道標題是：口罩“完全沒有意義”。
於是本來就不愛戴口罩的國老百姓就更放心不戴了：
在默克爾電視講話前，德國教育部長和衛生部長一致認為，德國不需要全國停課，理由是停課了醫生護士警察還得在家帶孩子，會影響防疫工作的。
（德國沒有全國停課）
衛生部長還說，不用關閉邊境，因為“恐懼產生的後果可能更大”。
3月12號，久未露面的默克爾召開發佈會，說了3件事：
1）建議取消所有沒必要的活動。
2）是否關閉所有學校和幼兒園，各州按實際情況各自決定。
3）儘量減少社交，少接觸。
“建議”、“儘量”、“各自決定”，就完事了。
從2月底到3月中，德國的感染人數是坐著火箭漲上去的：
3月1號，60例；
3月9號，999人音樂會當天，1139例，並首次出現了2個死亡病例。
3月12號，默克爾發佈會當天，2078例。
3月18號，默克爾電視講話當天，10082例。
3月21號，昨天，20099例，累計死亡84例。
如果我們追問一句：德國為什麼行動遲緩，為什麼病例暴增，為什麼死亡率偏低？
答案全在“分散”二字。
面對疫情，德國“中央”的衛生部門沒有實權，只能發佈建議和指導信息，真正的決定權在各州衛生部門自己。
默克爾電視講話後德國各地開始的禁足、公共場所關門停業、學校停課等措施，
也是她要事先跟所有州長商量好，最後由各州自己去執行的。
所以到現在德國各州在停工、停產、停學方面都還是稀稀拉拉、步調不一致，德國在家辦公的人剛剛超過50%。
德國檢測病毒也不靠“中央”實驗室，
各地都分散著可以進行快速檢測的地方實驗室，所以德國檢測確診的速度比很多國家要快得多——這當然值得肯定，但也帶來了負面影響。
（圖：德國薩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頓，醫務人員通知民眾排隊檢測新冠病毒）
尚處在疫情早期的德國，由於“分母”迅速擴大，加上醫療條件較好，呼吸機充足，所以死亡率（死亡數/確診數）一直不高。
而且之前的死亡病例最低67歲，最高99歲。
但也正因為前期做得太好，死亡率不高，反而讓德國很多年輕人更不把這個病放在眼裡了，覺得得了也沒啥，就是臺“老年收割機”罷了。
輕敵。
總理都說了，60-70%的人都得感染，反正早晚要得，無所謂。
於是就在已經宣佈進入“災難狀態”的巴伐利亞州，慕尼黑民眾竟然還在公園快樂地扎堆曬太陽！
（圖：慕尼黑警察在英國公園驅趕一夥年輕人）
德國的醫護人員心急如焚，他們手舉標語拍照：
“我們為你們留在這裡，
請你們也為我們留在家裡！”
然而就在柏林的酒吧，收到週六晚必須關門的消息，很多人決定做“最後的狂歡”。
一名年輕女子作出衝別人臉打噴嚏的動作，引來滿堂大笑。
幾天後，柏林衛生官員表示，42人在柏林酒吧感染了新冠病毒。
（圖：社交網絡上亦真亦假的病毒派對，地址真實存在，是一個酒吧，但名字卻惡作劇般地寫成“重症監護室”）
聯邦政府的“呼籲”“建議”，乃至地方上的“禁令”“禁足”，收效甚微。
默克爾說：“我們沒有將萬事萬物集中於一個部門，這是一種優勢。”
但面對新冠疫情時，德國人開始反思這種“優勢”到底還是不是優勢了。
德國《時代週報》發表文章《危機模式下的聯邦制》：別的國家在新冠危機中實施強有效的措施，德國政府只是給建議——聯邦制不行了嗎？
在德國人看來，這種“地方分權”管理可以有效避免中央政府“一刀切”、“反應過度”的風險，但不可避免地也會帶來地方“各自為政”、響應滯後的問題。
德國人不是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是80年前他們辦了一次，不光害了全世界，自己也遭受滅頂之災。
所以他們長了記性，樂於接受現在這種分權管理的“保守”模式，十分事情七分做，七分事情三分做，絕不做過頭。
這在德國政治制度中被稱為“相對原則”（Verhältnismäßigkeitsprinzip）。
如果你覺得默克爾電視講話後德國採取的措施已經達到十分，那麼說明在政府眼中疫情嚴重程度已經超過了十分——
一旦宣佈封城，就意味著承認為時已晚。
開局過於順利導致的麻痺大意，加上這種保守響應體制的嚴重滯後，才讓德國迅速成為今天歐洲疫情最嚴重國家的TOP 2。
前幾天網上漫畫#各國對於疫情的應對錶現中，有關德國的那張是這樣的，非常形象：
疫情不嚴重的時候，不作為；
疫情蔓延開的時候，建議各州可以作為（愛做不做）；
疫情遏制不住的時候，請大家“慢慢得病”，不要扎堆讓醫療系統過載。
有人說，德國這樣保守分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是碰上疫情，在平時也還挺好，地方充分自治，同時限制了聯邦政府的過度干預。
但問題在於，這樣的制度會裹挾一股巨大的力量，讓德國社會“保持原狀”，讓任何自上而下推動的變革都會遭遇巨大阻力，乃至流產。
德國社會觀察家、記者伍倫韋伯說：
“相對於其他國家試圖改善現狀的態度，德國則更側重於維持現狀。穩定性是德國政治的核心。每個德國政客的最高目標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保住現有的社會成就。”
舉個例子，德國其實是一個貧富差距非常懸殊的社會，打個比方來說：
拿一張A4紙，豎向每隔1釐米畫一條線，每條線代表了5萬歐元的財富，畫到A4紙頂端大約代表了150萬歐元（約1100萬人民幣）。
德國超過50%的人位於這張紙的底部，基本沒有任何財產；
德國99%的人都在這張紙上。而1%的富人，也就是90多萬名頂級富豪，他們的財富“溢出”了這張紙。
德國最富有的那個人該把線畫在哪兒呢？一米外？十米外？答案是：3.5公里之外。
如果刨去自有住房（不動產），只計算金融資產，最富有的5%掌握著全德國75%的財富。
我們知道一個社會，貧富分化過於懸殊，很可能引發社會動盪和災難。
而德國靠什麼維護社會穩定的呢？一般來說，讓底層人民脫貧致富，跨越階層，最有效的手段是
教育——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但德國沒有選這條路，而是走了一條給窮人“直接撒錢”的道路——高福利。
（圖：德國前農業部長在慕尼黑“免費食品發送處”為需要者發放蔬菜）
自1970年以來，政府財政中社會福利支出的增長速度是教育支出的4.5倍。
德國在“扶危濟困”問題上做了跟疫情中“救死扶傷”一樣的選擇：
提供好的教育，能“預防”一個年輕人變窮；
而直接給窮人救濟，是“補救”一個已經潦倒末路的人。
德國的選擇依然是“保守”的：用福利救濟來“事後補救”、“亡羊補牢”來撫慰窮人，實現社會穩定。
就像在疫情裡“拉長戰線”、請大家“慢慢得病”一樣，如果你對貧富不均心懷不滿，我每個月都給你“撒幣”撫慰，讓你的不滿沒有“峰值”，讓你在漫長的生活裡慢慢捱，把不滿稀釋在時間長河裡，這樣整個“社會系統”就不會過載、崩潰。
什麼叫“保守治國”、“佛系抗疫”？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圖：柏林火車站附近的一名無家可歸者）
而我們中國人還有一句話，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國家一旦選擇“保守治國”，就會有一堆人圍繞政策的“保守”來開發“生意”，最後反過來綁架德國，讓它在高福利的失控軌道上越走越遠。
你可能想象不到，社會救助產業是德國這個工業國最大的產業，從業人員在200萬人左右，是德國汽車業人數的3倍，年產值1150億-1400億歐元，而救助行業的增速是國家經濟增速的7倍。
德國納稅人交的每5歐元裡，就有1歐元最終流進了救助機構的腰包。
進入21世紀，德國越來越多的健全人被認定為精神病人，越來越多的孩子患有學習障礙，柏林一個區有13.2%的兒童被鑑定為殘疾，怎麼回事？
不是德國人身心健康水平下降了，是救助機構鑑定一個人“需要救助”的門檻越來越低。
只要一個孩子被鑑定患有“殘障”，那麼他就可以被送進“特殊學校”學習，經營這些學校的私人救助機構生源越多，他們就能拿到更多的政府撥款。
而這些學校的教育水平令人堪憂，76%的學生離開特殊學校時沒能取得普通中學畢業文憑。
對於下層階級的孩子來說，一旦他們遇到困難，很容易就會被自動鑑定為殘疾人，然後以救助的名義從普通孩子的行列分流出去，而一旦出列便終身不得歸隊。
而這對社會救助行業來說又是一個利好消息，因為沒有畢業證書的殘疾人在勞動力市場得不到任何機會，還得領失業救濟金，就還得來找救助機構。
等他們老了，還得安排住進養老院，到時候還有機構來“幫扶”你。
這就是德國“高福利”“廣救助”的真相：只要你是下等人，只要你有難處，只要你肯點頭做個“殘疾人”，
救助機構可以管你一輩子到死。
而所有救助需要的錢，絕大部分都來自德國政府撥款，只有少部分來自社會人士捐款。
“殘疾人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賺錢的工具。”這就是一個
只進不出的社會救助體系。
德國很多學經濟出身的人，從諮詢公司或銀行業，轉而投身社會救助產業，因為“這個產業已經和其他的行業沒什麼大的區別了。”
社會救助行業雜誌《慈善內刊》出版人伊利斯•勒蒂希說：
“貧窮對這個產業來說簡直是個絕妙的概念。‘相對貧窮’也就是低於平均水平60%的收入，這一標準保證了貧窮會永遠存在。”
就在機構們發愁，德國國內的“窮人”和“殘障”快開發殆盡的時候，敘利亞難民危機來了。
好些人都納悶：德國為啥吃飽了撐的喜歡接收難民？
一部分是德國政府想要外來勞動力填補國內的空缺，但是結果弄巧成拙。
還有一部分是媒體的推波助瀾，讓歐洲人在前幾年普遍患上了聖母病。比如這張改變世界的照片：
當德國敞開大門接收難民成為“民心所向”的時候，德國的救助機構也迎來了上百萬的“新客人”：
難民們要在德國落腳安家領錢辦手續，需要救助機構；
要找工作，需要救助機構幫著聯繫；
他們要回家，需要救助機構辦返程手續，德國因為實在“養不動”了 ，還得出錢請他們走（每人給1000歐元左右）。
而這裡面每一道“救助”都會給機構帶來新的佣金、手續費和政府撥款。
一個叫哈拉爾德的人創辦了家流浪漢救助機構，結果他被曝出年薪40萬歐元，擁有別墅，以及一輛瑪莎拉蒂公務用車。
德國救助產業忙活半天，救窮仍窮，助富愈富。
（圖：在慕尼黑免費食堂中進食的低收入者）
你說德國救助產業難道不能被遏制、縮減嗎？沒人敢這麼做。
德國擁有最多員工的企業，不是大眾寶馬、德國電信，而是明愛會，這個宗教救助組織的僱員人數超過50萬人。
你把它滅了，誰來安排這50萬人就業？別忘了，這個產業總共有200萬人。
那難道就任由他們為所欲為，挾窮人以令政府，不能管管他們嗎？
對不起，這個真沒有，“在社會救助市場上存在著愈演愈烈的監管空白。”
更實在的真相是，政府官員不願意管。
在社會救助企業中兼任高層職位的聯邦議員，佔全部聯邦議員人數的 35%（218席），比議會最大黨席位（193席）還要多。
救助企業的利益已經和立法行政官員的利益深深捆綁在一起，誰會去動他們？
柏林的一位市長說：“我們的街道和學校為什麼遲遲得不到維護？因為我們把錢都付給了救助企業。”柏林的紐克爾恩區，全區年財政支出的40%最終都落入社會救助企業的腰包。
（圖：在德國的敘利亞難民）
就像當年印度人飽受眼鏡蛇肆虐之苦，印度總部頒佈法令：向當局提交一條死蛇可以獲得一盧比的獎勵。
於是印度人開始養蛇，成批成批地拿去換獎勵，蛇災毫無緩解。
一位德國教授說：“德國的社會救助體系正是這一現象的重演，我們所獎勵的偏偏是我們希望消滅的事情。”
這就是德國為了“維穩”，採取保守福利措施之後，自食惡果的真相：
高福利制度沒有幫更多德國人擺脫貧困，反而讓貧窮和殘障成為德國社會最穩固的存在。
社會基礎設施得不到維護，底層的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卻養肥了一大批吸食福利制度“鮮血”的機構和政商人士。
為什麼講德國疫情，我們講到了救助產業上？
因為在我看來，“套路”都是一樣的：
如果德國接下來真的對疫情采取“保守”措施，跟新冠病毒耗上2年，任由幾千萬人感染的話，德國很快就會發展出一個新的產業——“新冠”產業。
既然這是接下來1-2年的“新常態”，那麼所有想要從中牟利的人就都不會閒著，他們可以像利用“貧窮”一樣，利用“新冠”來開發新生意。
這樣的“好生意”已經開始了。
比如這些天德國在邊境扣押了瑞士、美國、意大利的口罩手套防護服等物資，都扣上“非法出口”的罪名予以沒收，德國跟意大利交涉後放行，卻說：您的83萬隻口罩找不到了。
這3次扣押裡有多少貓膩油水，交不交“過路費”，咱不知道。
但我從德國留學生那裡拿到的一手消息是：德國海關已經開始扣留學生從中國購買自用的口罩，必須交重稅才肯清關放行。
德國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KIT）的中國留學生爆料：
有人100個外科口罩被收了70歐元（531元）的稅，比口罩還貴；
有人30個N95+250個醫用外科口罩，總計41.48歐的稅（315元）：
最離譜的一個，買了幾百只一次性口罩，海關按10歐一隻的價值，稅25%，也就是每100只口罩要交250歐（1896元）的稅。
沒有王法，坐地搶錢。
只要德國法律還沒規定這樣做“犯法”，就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利用德國的“新冠”疫情常態化牟利。
在新冠籠罩下的骯髒產業，完全可以把觸角伸向生活必需品、醫療物資供應、邊境通關檢查、難民救治等各行各業，最後定會反過來侵蝕毒害德國社會自身的利益，而這才是德國遲鈍、保守的政客們應該警醒的。
一個國家社會面臨新問題，無論是病毒爆發還是貧富分化，政府都不應該逃避問題、“怕一時應付不過來”就破罐子破摔，能耗一天是一天——結果是最後小病拖成了大病，短痛長成了再也割不掉的長痛和毒瘤。
更何況，最新研究顯示：德國政府和專家的“如意算盤”很有可能打錯了！
如果政府繼續採取“延緩策略”，結果可能是更嚴重的失控。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最新權威報告表明：如果採取“延緩策略”，最終可能導致英國有25萬人死亡，美國則是110-120萬人死亡。（沒有提德國）
在延緩策略下，疫情的蔓延會有所放緩，但是仍會造成醫療資源的擠兌。模型預計，高峰期ICU床位需求高出醫療系統能力的8倍——這完全與德國“緩釋需求”的臆測相反。
研究的最終結論是，英美兩國別無選擇，只能轉向“阻斷”，而不是“延緩”，因為這是目前扭轉疫情的唯一可行方法。
在世界各國紛紛“醒悟”，採取積極措施抗疫的當下，我們強烈呼籲（好吧，我們也只能“呼籲”）醫療資源發達的德國，不要再當“縮頭烏龜”，不要再消極怠惰地實踐英國人已經拋棄的“群體免疫”！
1968年，德國有了一套自己的《緊急狀態法》，然而半個世紀過去了，這部法案從來都沒有啟用過。它可以賦予聯邦政府更大的權力，接管醫院和醫療設施、集中控管所有緊急服務、實施隔離並設置路障。
如果德國政府還把8300萬老百姓的人命當回事的話，就該拿出一個歐洲大國應有的“精氣神”來，不要再像一幫散兵遊勇一樣“混日子”。
德國《今日新聞》節目發佈消息說，德國今晚18點會在德國全境響起貝多芬的《歡樂頌》，以鼓舞民眾“士氣”。
希望德國人終究能像他們的先輩那樣，緊緊扼住病毒的咽喉，絕不屈服。
不要讓德國，成為第二個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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