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3月2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表示，包括髮布“緊急事態宣言”在內，將加緊推進立法，以便可以採取與《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同等的措施。
記者/吳雪
關於新冠肺炎，可能大部分日本人都比中國國內知道得要早。1月6日，相當於中國衛健委的日本厚生勞動省就已經發布注意通告，要求醫療機構和各地的保健所關注病情。新聞也開始相關報道，當時的用詞還是“武漢肺炎”，日本市民與中國留學生聊天時會說“聽說你們武漢那邊有很厲害的肺炎啊，很為你們‘心配’呀。”
日語中的“心配”一般用在別人身上，指擔心、害怕，而“不安”則更近似於恐慌。隨著日本和韓國發生了確診病人暴增的情況，日本民眾情緒也開始由“心配”到了“不安”。據日本放送協會最新報道，截至3月2日20時，日本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確診總數上升至976例，累計死亡人數為12人(其中郵輪“鑽石公主”號乘客6人)。
於是，社交媒體上開始出現了各種傳言，一方面詬病安倍政府這種“不緊不慢”的態度和採取的舉措，另一方面質疑是否存在“檢測門檻過高”“檢測無門”的做法。日本政府機構為何不採取強制防疫措施？日本民眾是否陷入恐慌？確診少只因檢測少的說法是否有其合理性？
東京不安 大阪淡定
隨著撤僑、禁止湖北省護照入境、奈良司機被確診，“鑽石公主”號等事件接連發生，日本人漸漸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開始“不安”了。1月中下旬，情況發生了微妙變化，日本很多部門開始發出指示。東京杏林大學綜合政策學部教授劉迪在接受《新民週刊》採訪時說，1月28日，學校網站上發佈通知，要求全校教員除了非緊迫情況，不要出國出差。
特別是2月13日以後，日本出現了國內首例因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一天之內6地確診8名患者，多路感染路徑不明，以及萬人像沙丁魚一樣聚集的“岡山裸祭”，更加劇了民眾的不安與擔憂。從市民的角度看，東京一些歐美外企也開始居家辦公或分散出勤時間，部分學校也開始調整學生的上學時間。
劉迪教授還說了一個非常直觀的變化，每天他乘坐山手線路電車接駁，相比之前，擁擠的電車上有80%的乘客都戴了口罩，而正值花粉時節又加上華人此前的瘋狂採購，日本街頭常開的超市和藥妝店，大部分用光了3個月的庫存，而口罩和消毒水的貨架長期處於缺貨狀態，且進貨時間未定。
東京大學在讀大二學生文和（化名），主要活動範圍在池袋到八王子這一段。他告訴《新民週刊》，此前他曾幫國內親戚購買口罩，由於限購、脫銷的緣故，口罩大多數被店員藏在店裡很難找的地方或者收銀臺下面，得會說日語問店員才能拿到，採購的數量也從剛開始的一人買3份，到後來的一人買1份，再到現在基本買不到了。
在東京千葉縣的王菁家，小兒子剛開始上保育園， 2月28日，日本政府向全國各都道府縣發出中小學停課通知時，學校暫時還未有所行動。目前雖然正常生活，但她也開始擔憂。王菁丈夫所在IT公司開始錯峰上下班，而日本類似的大中型公司在經歷過2011年“311地震”等突發事件的長期摸索，通常都設立了危機管理部門，一旦出現情況，會按照既定計劃進行腳本演練，避免公司陷入混亂狀態。
相比之下，在大阪工作3年的江蘇人小方，感受則不同。雖然身邊的日本朋友開始擔心疫情發展，但小芳說，並未看到大家尤其是年輕人的實際行動，可以說，除了少部分人戴口罩之外，足球比賽、堂吃午飯、同事聚餐，逛街購物，大家的生活似乎沒有特別大的改變。
小方因為了解國內情況，內心相對更擔憂。1月24日，小方的妻子從中國來日本過年，出去玩的時候，周圍很多華人，當時他們就很警覺地戴了口罩。而在公司戴口罩，則會被同事調侃：“多慮了”。在日本市民眼中，新冠肺炎在中國的死亡率並不是很高，病故患者不少有基礎疾病且年紀較大，況且大阪目前只確診了一例，應該無礙。
大阪現在的一些公司也開始實行“錯峰上班”的模式，但小方身邊的朋友會利用錯峰上班的時間去健身房鍛鍊，對於他們來說錯峰似乎並不是為了防控疫情。而目前大阪還未採取類似公共場所測量體溫等更多的防控措施。文和也告訴記者，學校速報裡會提示有發熱情況的學生，請自行在家隔離，會提供診所聯繫電話，但需大家自行聯繫。
整體的感覺是日本將疫情的防控寄希望於企業和個人自身的決定，以至於大家也並不特別清楚要怎麼做。日本歌手西川貴教2月26日還在網上抱怨自己不清楚演唱會到底是否要繼續，批評政府沒有給到民眾明確的信息。最新情況是大阪市從2月29日開始，高中以外的學校開始停課，但針對這些決定，大家更多的是抱怨。
被詬病的日本公共衛生體系
事實上，疫情危機始於一個月前。1月20日，一名80歲的中國香港男子在橫濱登上了載有約3700人的“鑽石公主”號郵輪，在離船後6天，他於2月1日被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彼時，“鑽石公主”號正在返回日本的途中。
2月3日，郵輪提前抵達橫濱港，由於船上已有人出現感染症狀，日本政府決定禁止全船人員登陸，取而代之的是留在船上隔離14天。從一開始，就有專家對隔離的做法提出了質疑，認為將乘客和船員留在郵輪上的決定反而“加劇了疫情”。
日本感染病專家神戶大學教授巖田健太郎在公開視頻中描述，郵輪在感染控制方面做得很不夠，連基本的安全“綠區”和汙染“紅區”都沒有區分。“人們穿著防護裝備到處走來走去，戴著防護手套在同一個地方吃飯，一些工作人員發燒了，去醫療中心時也沒有任何保護措施。”而對於沒有明顯症狀、檢測陰性的人員，沒有隔離，下船後也乘坐交通工具離開。
歷來以嚴謹出名的日本，公共衛生系統真的如此不堪嗎？日本主管健康和醫療的機構，是厚生勞動省（簡稱厚勞省），從1950年開始，日本逐漸形成了一整套公共衛生體系，民間醫療也非常發達。在日本的公共場所，即便在平時，洗手液、酒精消毒也均有配備，日本基本從幼兒園開始就普及衛生健康知識，至今形成了全民習慣。
至於為何對下船後的乘客不採取隔離措施，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須軍認為，日本是民選政府，權力受到極大限制，所有的決定和行為均要有法可依。根據法律規定，只能勸說但不能強制做檢查。日本政府更沒有權力強制取消集會、讓企業放假，或強制讓公民待家裡。
“只能勸告、建議，但不能強制，除非國家宣佈緊急狀態，目前充分調動資源的能力確實有限。“須軍告訴《新民週刊》，如果把下船的人，集中放在日本境內隔離，一下子隔離3700人，依照日本目前的床位數量基本也不現實，而且不能徵用賓館、私人醫院等。可以說，日本的“佛系”政策，一定程度上來說，也算是一種無奈之舉。
“日本實際確診人數並不知道有多少，這與檢測門檻高有一定關係。”須軍說，日本一位四個孩子的母親2月21日在推特上發文，稱兒子連續發燒咳嗽6天，去地區保健所要求醫生給孩子進行新冠肺炎檢測但被拒絕，理由是並不符合檢測條件。
雖然日本政府承諾對已確診患者，不分國籍，一律公費治療，但在厚勞省給出的就診指引上，官方確實設置了就診門檻：建議37.5度以上、持續發燒4天、有強烈的倦怠感或呼吸困難的人，才需要到醫院進行相關檢查。甚至去醫院前，要先給歸國者諮詢中心打電話，確認是否需要檢測，檢測時還需有公立保健所的介紹信，不然費用很高。
日本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2月26日在國會發言中稱，2月18日至24日期間，日本平均每天為約900人次進行新冠病毒檢測。這一實際檢測數字遠低於此前強調的最大檢測能力的3830次。加藤勝信對此的解釋是，因為初期的檢測能力主要集中於乘包機歸國人員，但這一說法並不被在場在野黨議員所信服。
須軍認為，日本將進行核酸檢測的門檻提高，可能是想通過“少檢測少確診”的方式減小疫情的“動靜”。“減小動靜一方面是因為日本政府可能沒有充分認識這種疫情的嚴重性，有一定僥倖心理；另一方面就是想盡量保住奧運、保住經濟，在醫療充足情況下，政府過度考慮經濟預算和政治問題了。”
東京奧運會延期還是取消
進入3月份，日本人的生活似乎“一切如常”，但變化也正悄然發生。2月24日，小芳把一週前定的聚餐地點改為了宿舍，並在席間勸說日本朋友戴口罩。劉迪所在的杏林大學防控措施更明顯了，3月份的畢業典禮取消了。日本各種招聘、跳槽、入職說明會包括新天皇上位後的第一個誕生日慶祝活動都延期或取消。
核酸檢測的批准權力，即將從保健所下放到各個醫院。日本政府2月25日公佈《方針》中提到，就診者目前是否進行核酸檢測，將由各地醫療機構的醫生判斷。也就是說，從這周開始，患者不必再得到保健所批准，也不會出現醫生認為需要檢測而保健所不同意的情況。唯一的不同是，檢測費用不是由國家全額支付，患者自己需要付10%至30%左右。
加藤勝信27日也在眾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新冠病毒檢測最快將於下週適用公共醫療保險。東京都地區通過委託民間機構，每天核酸檢測能力從120人份增至約340人份，目前關於15分鐘出結果的新冠肺炎檢測新技術，也可能在下個月投入使用。
同時，疫情對日本實體經濟的影響也正在逐步展現出來，中國作為日本最大的遊客來源國，日本超過30%的遊客來自中國。受此次疫情影響，日本1月至3月的旅遊業收入或將減少13億美元。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的測算結果顯示，如果疫情持續一年，訪日遊客將同比減少34%，日本的GDP將被拉低0.45%。多家日企也紛紛表示，企業的生產鏈和物流鏈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2020年的營收預期都大幅下調。
從中期看來，最讓日本政府擔心的，莫過於今年7月份將在東京舉行的夏季奧運會和殘奧會。日本為東京奧運會籌措了許久，預計耗資1.35萬億日元（約合124億美元）。日本民眾還曾捐500萬臺手機回收金屬只為鑄造5000枚獎牌。而這個關口，日本政府也希望通過這次奧運會，至少能復甦經濟並解決一部分就業問題。
此前網上曾一度傳出由於疫情關係，東京奧運會將取消的謠言。日本奧委會很快就出面否認了這一說法。國際奧委會也發聲表示，相信日本正在妥善應對疫情。就目前來看，奧運會仍在持續推進中，比如奧運會主會場和室內球場已經在今年1月竣工驗收；奧運選手村也開始佈置室內設備；2月15日，東京奧組委還按原計劃舉行了火炬傳遞的彩排活動。
不過，有評論指出，在奧林匹克百餘年曆史上取消發生過三次，但都因為戰爭，考慮到奧運會涉及環節眾多，且其他簽過合同的賽事也難以為其“讓路”，東京奧運會很可能面臨取消而不能延期的命運。3月3日，日本奧運事務大臣櫻田義孝稱，根據東京與國際奧委會簽訂的合約，東京可以將奧運會推遲至今年年底舉行。當然，在新冠肺炎疫情有全球擴散危險的背景下，東京奧運會的命運也並不掌握在東京奧組委，乃至國際奧委會手中。
奧運會開幕前日本本土和全球的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才是東京奧運會真正的“判官”。除了一連串的經濟、產業影響，苦練數年的競技運動員影響最大，畢竟他們已經等不起下一個四年。像費德勒、納達爾都已經進入了職業生涯的暮年，就算延期一年，一年之後呢，他們能否保持現在的狀態，仍是一個未知數。
3月1日，中國政府在向日方提供檢測試劑盒之後，又向日本政府捐贈了5000件防護服和10萬隻口罩；而3月2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表示，包括髮布“緊急事態宣言”在內，將加緊推進立法，以便可以採取與《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同等的措施。安倍晉三說，要常作最壞的打算，提前作好相應準備至關重要，但願接下來的兩週會迎來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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