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者是一個在英國讀高中的深圳孩子，於3月17日回到深圳，目前正在接受14天的隔離。在經歷了24小時不吃不喝後，終於回到家門口，以下是她一路坎坷回深的真實經歷。
直到三月初，我和許多中國留學生一樣，仍做著留在英國的準備。
焦慮的氛圍從年前開始不斷加深，那時歐洲人對於中國的局勢還沒有明顯的同理心，“新冠”依舊是外媒口中的 “武漢肺炎”。沒有人想到，歐洲會如此迅速成為第二個重災區，更沒有人想到連高考也沒能逃過一劫。
過去三個月，作為站在歐亞分界線上縱觀全局的一員，不能說我們對現在的局面毫無預感。可是，沒有人敢想象停學會帶來什麼。作為被大學申請的壓力籠罩的應屆畢業生，我一邊努力按耐著心中的焦躁，一邊繼續自己的學習任務。
二月中旬的時候，有小部分留學生家長飛到了英國，把孩子接到了校外的出租屋，一邊照看孩子的起居，一邊為緊急狀況做準備。現在想來，雖然不過是兩週前的事情，但直到二月末，疫情的緊迫感在英國還是及其淡薄。我曾和朋友在週末外出採購洗手液和消毒水，那時超市裡的貨架還豐滿到可以任人挑選，可一進入三月，很多商品就已經斷貨了。
國內疫情爆發的那段日子，學校正好在進行高考前的模擬考試，學習壓力和媒體上的噪音混雜在一起，令人無法專心。物理距離讓我們對於國內的局勢感到了極大的無助，迅速更新的新聞分不清真假，只是滿滿的焦慮。
我曾對一些白人朋友提起過國內的嚴峻局勢，卻沒能夠引起太大的共情。學校在二月左右第一次就疫情做出了反應，他們對校內的亞洲學生進行了仔細調查，確認大家有沒有湖北武漢居住史、旅行史以及有沒有與中國內地的人員進行接觸。
整個二月，個別同學不規律地被校方“隔離”，遣送回家；然而，校方對他們離開校區後的行蹤並無關心，許多人回到倫敦後還是正常上街與人群接觸，幾日後再返回學校便可。雖然生活節奏依然鬆弛，但是同一時間，網絡上販賣醫用口罩的平臺已經開始緊張起來。
▲2月1日 英國倫敦喧鬧的卡姆登區商業街（攝影：張赫）
二月末的短假期，我取消了回家的機票，搬到了在倫敦臨時預定的酒店。那時我因為稀缺的物資，將同一副口罩已經戴了將近五天。好不容易在唐人街的中藥店看見了販賣口罩的標識，進去詢問後，卻得知一隻普通的醫用口罩已經賣到了兩磅五，也就是二十人民幣的價格。付完款從藥店出門，我和朋友不約而同地苦笑道：“這個世界瘋了。”
隨著疫情逐漸發展到歐洲，他們對於亞洲人的歧視情節也逐漸嚴峻起來。3月9日，英國的病例突破300例，我和一些亞洲同學開始佩戴口罩上課，為此收到了不少訝異的目光。
我被父親苦口婆心勸說之後，原本已經下定決心獨自留在英國；但當時自己想要回家的心情與之前相比已經相當明顯了。在疫情全球化的陰影下，獨自一人在海外的處境還是相當令人不安的，身邊冷漠的環境更是叫人疲憊。高考作為唯一支撐我們的目標，留住了許多和我處境相同的留學生。
模擬考試結束一週後，一名香港同學首先提出了提早回國的打算。學校在同一時間推出了被評為“隔離觀察對象”的重點國家，提出從名單上國家返英的學生，必須在兩週隔離的前提下返校。
這份名單包含了大多數亞洲國家，卻隻字不提歐、美這兩大重災區域。這一舉動遭到了許多亞洲學生和家庭的反對，不少家長開始向學校寫信投訴，也有亞洲學生開始聯名請願書。
校方在遭受強壓的同時，英國政府對第一、二類國家的分類進行了重新調整，學校也在同一時間修改了名單，取掉了除中國內地和南韓之外的所有亞洲國家，添加了歐洲以及中東地區的個別重災區。
那是三月初，國內在經過兩個月有餘的抗疫和居家隔離之後，新增病例已經降到每日不出百例的時候。對比歐洲一天百例有餘的增長率，在失望和不滿的驅使下，我和另外幾位亞洲同學找學校高層直接對峙過一次。但不等校方作出新的調整，情況已經極速惡化起來。
三月初，我在和任課老師確認過課程進度後，和父母商量並決定提早回國。可當時，買機票已經相當困難。意識到狀況之後我和父母都不免焦躁起來，每天放學後，我們都在不斷地刷新機票網頁直至深夜。
在父母入睡後，我很少可以靜下心來學習。無法回國的可能性嚴重干擾著我，我也意識到，如果錯過這次機會，等待我的可能就是在異國長達數月的隔離。那個星期幾乎所有的亞洲學生都在反覆跟父母通話，反之，對待高考嚴肅的態度已經消散了。
冥冥之中，大家都開始感覺到，疫情在不久後一定會產生大規模的影響。我在一個星期裡反覆購買、退換了六張機票，每一張的平均價格也從先前的一萬出頭迅速漲到近兩萬。那時微信上流傳著留學生組織包機回家的消息，不過那驚人的天價對於普通學生來講根本稱不上一種選擇。
經過幾天的努力，我買到了一張幾天後直飛香港的機票。我在網站上反覆查詢已經到達深圳的留學生提供的“返深教程”，一手準備上飛機需要的物資。那時候，在英國想要獲得防疫工具已經幾乎不可能，我通過聯繫一些國人的學生家長才臨時拿到了口罩和洗手液。
沒想到政策很快就出現了變化，香港在19號頒發的面向入境人員的隔離政策給我們帶來了新的麻煩，購買機票的持久戰被迫再次拉開。我和父母放棄直飛，開始查詢中轉航班，卻依舊是一無所獲。那時國內已經復工一段時間，父母因為第二日的工作任務先下線睡覺，大家暫時決定使用原定機票飛到香港後再做轉折。
三月中旬，買到機票的朋友都已經將行李收得七七八八，宿舍樓裡的房間也一個接一個空了，往日熱鬧的廚房變得無人問津。大家把自己悶在房間裡，在走廊遇見也只是無奈地閒聊幾句，盡是些不好的消息。
在這場逐漸膨脹的恐慌中，唯獨在學校的教堂前能看到春天的按時到來。乾癟了一個冬天的梨花樹抽出新的枝芽，在頂端掛滿沉甸甸的白色花苞，在陰沉的氛圍下浪漫得有些不合時宜。有個聲音在我的腦海裡叫道，夏天就快要到了。人們期盼著高溫和熱潮能擊退病毒，帶回一個正常的夏日。但更加緊迫的危機感，令我無暇顧及這小小的希望。
3月16日，在父母入睡後，我滿懷挫敗感地再次刷新機票網頁，沒想到竟看到了一趟合適的行程！
來不及通知學校，我當夜搬空宿舍，第二天就出發去到了機場。放眼望去，候機樓裡做好保護措施的幾乎只有亞洲和個別的中東人。不少歐洲人依舊輕裝上陣，坐在咖啡館裡談笑風生，像是什麼都沒發生一般。
我已經記不起上一次毫無防備和朋友外出遊玩是什麼時候，這兩個月，每一次踏進公共空間都是一場新的精神戰役。我在出發前被朋友和家人千叮嚀萬囑咐，到達機場以後更是大氣都不敢出。周圍鬆弛的氛圍，令我緊繃的神經又多了不少迷惑。這世界彷彿被一分為二，而我就像是站在疫情爆發前普通生活的對立面。
回程的路上結識了一些國人朋友，他們中有人原定的機票被取消，有的是從相當偏遠的地區趕來乘坐早間航班。在飛往多哈的路上，飛機裡意外空敞，我獨自坐一排，疲憊中將前夜漏下的睡眠都補了回來。
在多哈候機的四個小時裡，我在機場看到了不少亞洲人的身影。不只是中國乘客，就連韓國、日本乘客也大批地聚集在候機廳裡。對比前半程，飛往香港的航班滿得驚人。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環顧四周，腦海裡彷彿已經能夠看到病毒在空氣裡飄散的畫面。除了忍耐沒有其他的辦法，我在七小時飛行中既不用餐，也不喝水，戴緊口罩在座位上僵直地坐完了全程。
終於，飛機降落的時候，我已經餓到不行。降落後我給家人發送的第一條微信是一串長長的零食清單，記滿了我在路程中飢餓難耐時想到的每一樣美食。
去往口岸的路途很順利，到達後我們由工作人員分流，指導填表，引導到正確的位置。經過長達一週的戰鬥和一天的旅途，我的身體有些難受。對於自己的頭痛和胸悶感，我也分辨不出究竟是“中了招”還是普通的身體疲勞，只是在心裡瞎想得難受。
▲深圳灣口岸，各區配備的大巴車，分流處配備翻譯人員、外事專幹
檢測、入境、填寫表格，我經過數道關卡才終於到達對岸。父母已經提著零食和水果在那頭等了好一陣了，看見我以後，就像小學時代在開放日上令你很難為情的家長一樣喊著我的名字跑過來。我們，雙雙被保安攔下。
我收下家人送來的東西，在指定的區域坐下，深圳晚春的風一吹，只覺得渾身都鬆懈了下來。在手機上一條一條回覆大家發來的關心，突然覺得自己從來沒有這麼想念過自己長大的城市。
這是深圳最舒服的季節，海濱城市潮溼的春天被人詬病，我卻格外喜歡這裡水靈靈的空氣。熟悉的口音也好，夜裡京基100的姿態也好，就算病毒肆虐，這座城市的一切依舊令我安心。我前所未有地意識到我度過了多麼身心俱疲的兩個月，也後知後覺地為自己趁一切惡化之前回到了家鄉感到慶幸。
自從進入酒店隔離以後，留學生面對的局勢更加嚴峻了一些。身邊遭受著同樣困擾的學生們，有些考慮到學業堅定地留在了異國，有些則繼續為了回到祖國奔波。在路途上偶遇的那些國人朋友，雖然相知甚短，但都成為了掛念擔心的對象，到現在也保持著日常的聯繫。
▲國內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留學生從海外採購成箱的口罩寄回國內。
疫情之下，我們無法再輕易地定義受害者和加害者。只要還有任何一位惶惶不安的留學同胞滯留在異國，中國的抗疫就還未結束。
我所期望的，是這座美好的城市和愛著她的人們，一齊平安地迎接夏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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