亘古怀念说史

北宋到了靖康之变的时候，传九位皇帝（960—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享国167年。与南宋合称宋朝，靖康之变前史称北宋。公元1127年后称南宋。

靖康之变时，为什么当时的达官显贵们都选择了屈辱，尤其是掌权的文官都选择了乞求议和，而不去选择奋力抗争？最后都当了金军的俘虏？

这个现象，要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治国方针和北宋的国策说起。

显德七年（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定都东京开封府（河南开封） ，改元建隆。

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将兵权与财政权集中于中央，避免了中晚唐藩镇割据的乱象。 但也导致宋朝与辽国、西夏、金国的战争中失利。靖康元年（1126年）发生靖康之难，次年被金国灭亡。

北宋疆域东北以今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为界；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为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为界。宋神宗时通过熙河开边收复河湟，宋徽宗时期于青海北部置陇右都护府，并重金赎回幽云七州。

宋朝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采用分化事权方式，宰相职位由多人担任，还实行官衔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官吏任用制度，这些对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也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按照宋朝的权力设计，皇帝、宰执、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作出一项战略决策需要通过很多环节，接受很多监督，并非某些人头脑一热就能通过。但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与皇帝合作，压倒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灭辽这种战略明显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不可能通过，也只有皇帝、首相、总司令瀣一气时才能通过。明末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宋论》指出:人臣争胜是最大的祸害，会扰乱正常的纲纪，制造不和谐因素。新旧党争为“君子”和“小人”的争夺提供场所，焉能不有靖康之祸？

到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土地兼并加剧，人民生活困苦，岁币和军费开支有增无已，国家财用日绌，国内危机不断加深，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

在内扰外困的情况下，1043年，宋仁宗责成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蔡襄、王素、余靖等人有所更张，施行新政，以图太平。史称“庆历新政”。

由于新政强调澄清吏治，对官吏和商人构成威胁，而守旧派朝臣习于茍安，反对新政，宰相范仲淹被迫自行引退。庆历新政最终以失败收场。

庆历初年，是北宋政坛风云激荡，政局剧烈摇摆时期。北宋的边防开支突然膨胀。政府为了扩大收入，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

1043年至1044年，宋军对夏战争惨败，内部动荡已是山雨欲来之势。

宋朝重文轻武是因为之前的五代十国是重武轻文，所以宋朝有些矫枉过正了，因此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局面。

北宋的重文轻武的国策导致了一些性格刚强的勇武之人没有实权，那些文管执朝钢，在朝庭拿着高薪，养优处尊，一到国难之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出路和以后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北宋最高层长期缺少勇钢之气的风气！导致国破时的高级官员（文官）宁愿做俘虏也没有一死报国的勇气！

北宋国破时，随钦微二帝一起做俘虏的高级文官几乎包揽了整个朝庭的百官，没有一个鼓起勇气自杀之人，这些文官确实也是被朝庭养优处尊惯了，守着万贯家财好死不如赖活着！也不知他们被金军押着一路北上的路上怎么想的？

这里所受的屈辱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金军头目可以随时使唤这些高官的女眷到帐使用！

　　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皇帝，在开国以后，就会总结之前朝代尤其是前朝的亡国原因，借鉴之前朝代制度上的优势，以参考其失败之处，来完善本朝的制度，所以越到后面，往后的朝代参考的越多，制度自然越完美，因此明清被称之为君权高度集中朝代。

　　而在这个借鉴过程中，一般来说前朝对于本朝影响最大。以明朝来说，明朝为什么有刚明之称呢，很大原因在于明朝开国以后，主要借鉴了唐宋的得失，虽然前面是元朝，但主要借鉴了宋朝的利弊之处，因为宋朝对外太过软弱，大量使用文官，排挤武官，北宋皇上每天担心又有一个黄袍加身的事发生！

明朝的武官是有发言权的，他们看到宋朝文官繁荣了中华民族的诗词，但也看到发生了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事件，靖康之变这一奇耻大辱！

所以明朝对外是绝不让步，宁死不屈。

　　自古以来新朝皆以前朝为殷鉴，所以秦始皇以春秋战国的同袍混战而推行郡县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汉高祖刘邦又戒秦亡之孤立而大封刘姓王，让汉虽亡国，但不失天下。所以在读史实切记不可专注于一个朝代，而是可以多个朝代一起看，眼光放长远一些，如在读宋史之前，多去读读晚唐、五代史，这样对于宋崇文抑武的做法就会理解许多。

　　宋是根据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步入仕途的。于是出面了所谓宋真宗在《劝学诗》所描写的"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局面，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了"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的风气。士人们对科举考试的狂热追求，让这些士人知识分子倾毕生精力专注于追求科举功名，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这样底层平民阶级就不会对统治阶级造成威胁。

　　根据《宝佑四年登科录》所记载：宝佑四年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的184人，平民阶级就有417人。可见，在当时社会，平民百姓如果要进入仕途，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

　　尽管终宋一世，武将不得志，但也不失儒将。很多行军打仗的将领都有着非常高的文化素养，如辛弃疾、岳飞等。但是宋的重文轻武的国家意志，把宋人的三观都改变得很彻底，在五代当兵是一种光荣的事，而到了宋朝以当兵为耻，以靠功名为荣。这要是放五代，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连坟都找不到。

　　但是宋之不振，并不能全归因于重文轻武，因为这种国策不过是对五代十国弊端的一种纠正。具有很强的进步意义，也适应了时代的发展。

　　虽然宋朝因为重文轻武，在今天被很多人骂的狗血淋头，但就当时的五代十国重武轻文的背景来说，宋朝如果不重文轻武，那么恐怕又是一个短命王朝，结束不了五代十国大乱世，还不知道五代十国又要乱到何时。可以说重文轻武还是有着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限制了武将的权力，使武将不能犯上作乱，宋朝不至于走上之前老路，因为武将谋反成为短命王朝。宋朝也因为自身的稳定，方才结束了五代十国大乱世，大致统一了中国。

金军第一次南下，东路军虽快速进抵东京，但西路军受阻于太原，斡离不见好就收，议和撤兵。第二次粘罕终于困死了太原坚城，两路大军会师东京。各路宋军接到传檄，陆续赶来救援，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被金军分别击破。

靖康元年十一月，金军进围东京。宋廷又派康王赵构为使议和，在路上遇到百姓拦住康王哭泣道:“我们本以为二太子（指斡离不）是守信义的人，结果肃王一去不复返，你此去也必遇害。”副使王云力主康王议和，呵斥百姓，被乱拳打死。知磁州宗泽、知相州汪伯彦在本州整顿兵马抗金，都力邀康王前往，最终康王没有到金营求和。东京城内宋钦宗率领军民也在勉力支撑，城内只有3万近卫，而当时的东京开封府是一座奇大无比的城市，这3万兵分守各门后更显薄弱。宋钦宗亲自登城劳军，各营无不奋勇杀敌。中途，南道都总管张叔夜率兵入城，是唯一进城的勤王部队。钦宗又诏令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集结各地兵马勤王。

十一月底，宋军消耗殆尽，金军攻入东京。最后关头，张叔夜试图带兵保护钦宗突围，但没有成功，只能向金军求和。粘罕、斡离不在金国属不同势力，又都不是最高领袖，破城后宋钦宗正式议和，他们却拿不定主意，只是派萧庆入尚书台接管事务，并奏请勃极烈大会定夺。时间很快进入靖康二年，形势又有变化，在没有得到朝廷支援的情况下，河北人民自发起来抗金，聚集了数十万众。康王在相州开大元帅府，统领河北义军，向金军发起反击，副元帅宗泽率兵13战皆捷，攻破金军三十余砦。宗泽非常急切地想要解东京之围，要求继续进军，都统制陈淬认为现在金军毕竟势大，元帅府的这些混成部队毕竟不能抗衡，应该先稳一步再图后举。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军事方案，但宗泽进士救国心切，认定陈淬逗挠，差点将其斩首，强令其进兵，然遇到金军主力来援，义军大败，失去了解救东京的希望。不过当金军准备消灭元帅府时，宗泽慷慨陈词，以报国励士，诸军无不舍生奋战，斩首数千，保卫了帅府，为南宋的重建保留了火种。

靖康二年二月，金军终于等到金太宗诏令废宋太上皇、皇帝，另立异姓为帝，作为金国的附庸国。四月一日，金军撤出东京，将宋朝宗室和重臣千余人及财宝席卷一空，带回北方。由于宋徽宗文化修养极高，其珍藏的艺术品和典籍非常多，全部被金人付之一炬，也堪称后世遗憾。金国立原宋太宰张邦昌为帝，国号楚，作为其在中原的代理人宋朝宗室近支只有宋哲宗皇后孟氏、康王赵构流落在外，幸免于难。不愿屈服的臣民们拥立康王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即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尊孟氏为元祐皇太后，后又改称隆祐皇太后，重建宋廷，史称南宋。

造成靖康之难确是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首都的地理位置缺陷，金军铁骑可以通过开阔的华北平原长驱直入；其次是主力部队的布防问题，当时宋军的战斗力过分集中在陕西军，又被西夏所牵制，无法及时救援京师等。但除了这些次要的客观理由，宋廷毁约灭辽、不对金国加以戒心无原则信任降将郭药师这一连串人为的弱智决策才是真正的主观原因。现在很多人将靖康之难归咎于徽宗朝的政治黑暗，事实上，很多有识之士都认定祸首就是—王安石。

现在看来，靖康之难应该算是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但它无疑是中原人民的一场大劫，更是宋王朝的百年国耻。这个国耻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终得洗雪，南宋和金国之间的百年战争遍布关陕黄土、秦岭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两岸，远比沙漠中打转的宋夏战争更加激烈震撼！

　　唐末五代时，由于皇权衰微，兵权旁落，因而兵变不断，不仅祸乱朝政，而且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造成了先秦以来的儒家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使得当时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发生改变。

　　自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来，宋朝以文治国的基本基调就算是定下了。尽管军事上宋被周边国家暴揍了个遍，但在经济、文化、科技上都达到了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无法企及的高度，所谓"登峰造极于赵宋一世"就是如此。

　　虽然宋的灭亡要一定程度上归咎于他的"重文轻武"的国策上，武将的地位堪比看门狗，简直惨不忍睹。但是以武立国的宋也不一定见的国祚长久，看秦、隋两代，均是以武治国，结果二世而亡，大汉延绵数百年也是内乱不断。因此可见延长国祚都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崖山之后无中华"大宋的灭亡令无数人惋惜，有人认为丢了燕云十六州的大宋是瘸了脚的大宋，也有人说大宋是生错了时代，在大宋弱，而是当时的蒙古、金、辽太猛，宋的强在与他们相比之下反而是一种弱。

　　在以往，中原王朝面对来自北方的威胁不过是一群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战斗力有限，基本就是靠着抢劫式的打法来中原王朝抢一波就走，而宋面对的是一群已经汉化了的，有着自己固定领土的农耕国家，他们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也有着完备的战争机器。他们对待战争的方式也已不再是抢了就跑，而是攻一城，占一城，然后消化其资源，同化其人口。

　　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后，"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已经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赵匡胤看着皇帝像走马灯一样换的同行前辈们，不禁问自己，今天我造别人反，别人以后就不会造我的反吗?那该怎么办?只要武将没兵就可以了嘛，宋太祖于是"杯酒释兵权"，彻底解除当初的老下属们的兵权。

　　不仅作为皇帝认为五代十国这个乱世容易莫名挂掉，文人、武将、百姓也是这们认为，文人觉得大乱之世不仅自己的身家性命难以保障，而且齐家治国的理想根本难以实现。别以为刀口上舔血的武将们很乐意处于乱世之中，武将们打仗的目的世什么?还不是荣华富贵吗，而现在的皇帝愿意给自己荣华富贵，那么谁还想胆战心惊的过日子不是?百姓们更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所以重文轻武是社会各阶层的共识。

　　宋朝重文轻武是因为之前的五代十国是重武轻文，所以宋朝有些矫枉过正了，因此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局面。

　　重文轻武政策，为宋朝的稳定和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没有什么政策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一味抱守残缺，必然陷于失败。对于宋来说：兴也"重文轻武"，亡也"重文轻武"!

重文轻武的北宋，通过一百多年的这一国策造就了一批贪生怕死的高级官员！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贪享的风气，达官显贵们没有勇武精神！选择了屈辱也不为奇，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小家没有国这个“大家”！

靖康之耻”是被文官坑出来的？有史学家这样说。

北宋将领种师中战死之悲剧

种师中（1059—1126年）是北宋名将种世衡（985—1045年）之孙，与乃兄种师道名震西北。此前金人南侵，姚古出兵援太原，种师中则率军自河北援中山、河间。接到新的旨意之后，种师中一路鞍马劳顿，赶去增援，“闻命即行、奋不顾身”。他率军出井陉（今河北省井陉县北），与姚古军遥相呼应，结为掎角之势。

本来姚古一支部队就令金军竭力应付了，如今再加上种师中的三万生力军，银术可所部金兵数量有限，一时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狼狈不堪。当时有谣言称西路金军疲于应付，准备北撤。结果这一谣言却被宋廷采信，新任同知枢密院事许翰(?—1133年)更是信以为真。他数次派人督促种师中出战，“且责以逗挠”。许翰催促种师中出战的文书甚至“一日六七至”，警告种师中必须解太原之围，才能洗清他养敌自重的罪责。

“逗挠”，按宋军律是大罪。宋廷有着完备的军法体系，战时军法十分严厉。宋代官方编修的重要军事著作《武经总要》中的“罚条”就是针对贻误战机的将领所制定的。比如第二十九条规定：“贼来，可出军而不出者，斩！”第四十条规定：“不服差遣者斩！”

宋代枢密院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都是文官担任，具体掌管兵籍、军队之教阅、招补、拣汰、俸给、升迁、换官及制定有关军事法规和赏功罚过之事，同时也具有军事司法监督及审判案件的职能。许翰的同知枢密院事是正二品高官，是“佐枢长协理枢密院事”位尊权重的职务。宋廷虽然设立了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司，命种师道为宣抚使负责救援三镇之事，但种师道手下却并无一兵一卒，只徒有虚名地驻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而已。

至于制置使则是武职，受宣抚使直辖，只限定于某路、某州，掌管边防军旅及从事征讨、捍御军事。鉴于种师道有职无权，所以姚古、种师中所部由枢密院遥控指挥。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宋廷忌讳种氏兄弟，担心武夫拥兵自重、尾大不掉。面对当时如此严峻的形势，宋廷考虑的仍是如何压制武人，真是令人感叹。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种师中担任河东路制置副使，自然得奉许翰号令。许翰督促种师中作战，虽有越级指挥之嫌，却符合宋廷“以文抑武”的祖宗家法。

史载，面对着严刑峻法和长官逼迫，“老成持重”的种师中扼腕长叹道：“事之不济，天也！逗挠，兵家大戮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忍受此为罪乎？”于是，种师中一面派人与姚古约定同时进军，一面率军向太原进发。因为匆忙，种师中等不及辎重赏军到达，就匆匆出发。《孙子兵法》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种师中正是在后勤保障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被迫出兵。

当时，金军的防御重点在潞泽，没有料到种师中率军从平定（今山西平定）进攻，所以金军仓促迎战失利而走。种师中乘胜收复了寿阳等县，他挥师而进，距离太原城仅三十里。哪知道姚古并没有率军如约而至，种师中担心孤军作战，再加上宋军“已乏食三日矣”，他只好“回趋榆次（今山西晋中）就粮”，在距榆次三十里的胡林休整。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许多，但后勤补给无疑是很重要的一点。金人可以烧杀掳掠、“因粮于敌”，宋人只能依靠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悲哀的是，北宋末年军政荒废，根本没有建立起适合战时的后勤保障体系。后勤补给的不到位，严重影响了勤王部队的作战士气，进而影响了战事的结果。

本来，宋军勤王之师的后勤补给，多是依靠地方沿途供应。但北宋末年军纪大坏，这些勤王之师到了地方，时有纵兵大掠的事情发生。对这些行为的放任，导致勤王之师经过，许多地方州县“多不听入城”。

结果种师中所部宋兵，因为缺粮每天的口粮只有豆一勺，官军上下无不面有菜色。据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考证，宋时，“十天的口粮，大致上可说是军队自带粮食的极限”。按宋军“人食日二升”的供给标准，这一勺豆子少得可怜，连塞牙缝也不够。皇帝不差饿兵，宋军饿着肚子行军已经是强人所难了，如何要求他们上阵杀敌？在入援太原的途中，许多士兵已经“未尝被坚执锐”，随身器甲“悉委傔负之”。可以说，种师中选择休整、等待后勤补给，也是无奈之举。

可就在宋军懈惰之时，金军突然掩杀而至。所幸在种师中的指挥下，宋军很快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迅速投入战斗。

宋军配备的制式武器有多种，其中专门克制辽人、西夏铁骑的就是各种弩。《武备志》载：“中国之利器曰弓曰弩，自汉唐以后虏弓日强，遂不可复及，唯弩之用为最。”

北宋从建国之始，一直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因为宋军马匹短缺，很难在野战战场上与游牧民族抗衡，因此除了多多修筑城池严防死守，也十分重视武器的生产与革新。这之中，弩因具有“射坚及远、争险守隘”、攻防兼备的特点，被宋廷格外重视，当时的弩有白桦弩、黄桦弩、黑漆弩、跳蹬弩等数种。

宋初，“京师所造兵器，十日一进，谓之旬课”，赵匡胤亲自检阅，尤其对弩的检查绝不放松。赵光义也经常检阅弩手的训练情况，当看到有禁军“挽强弩至一石五斗，连二十发而有余力”，十分欣慰。

北宋单兵弩的标准拉力是两石五斗至两石八斗，宋一石为九十二点五宋斤，一宋斤约合现代一点一市斤。抗金名将岳飞“挽弓三百斤，弩八石”，着实是神力惊人。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一个叫李宏的人发明了一种名为神臂弓的新武器。据《宋史·兵志》记载，神臂弓名为弓，其实是一种重型弩。一个合格的宋军士兵必须有三百斤左右的臂力，才能娴熟地使用神臂弓。神臂弓“身长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射三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神臂弓的弩身由坚硬的山桑木制成，弩梢采用檀木，“马面牙发”（扳机）则以铜制，弦用麻绳，在弩的前端装有协助装填的“干镫”。宋时一步约为一米五余，三百四十步的最大射程即为五百一十多米。在有效射程里，神臂弓可以穿透榆木，深入半只箭杆，显然是威力巨大的杀人利器。神臂弓是宋军的主战兵器，金兵对之十分忌惮，攻宋急先锋金兀术曾心有余悸道：“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

宋军与敌对垒时，一般是牌手在最前。宋军使用的盾牌分为步、骑两种，步兵使用的盾牌由木材制成胎骨后，在外面蒙上皮革增强防护力。其形制是平底尖首，中间有纵棱，在里面安有枪木。持放在地上，士兵可以将整个身躯躲避在盾牌后面。

南宋名将吴璘曾经总结过金兵的作战特点：“金人有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如果没有步兵的牌手在前遮挡，金军的弓矢势必会给宋军造成大规模杀伤。

盾牌之后，就是手持长枪的步兵以及使用弓弩的射手。按北宋军制，弓弩手在军中所占比例至少有五成。宋军一般等到敌人进入神臂弓的射程后，先发一弩，如果射入敌阵，则神臂弓开始齐射。当敌人冲得更近些时，其他弓弩再轮番射击。此举缩短了弩的发射间歇期，达到了“弩声不绝”、“发发相继”的最佳效果。这种以弩手为核心战力的战术，是兼顾各种弓弩的优点而创，是宋军以步制骑、克敌制胜的法宝。

当时金兵的战术一般是：“凡敌人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阵，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通常情况下，为了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术效果，金兵会使用轻装骑兵对敌方发起突然冲锋，以击溃军心不稳、立足不定的步兵，但在精干、训练有素的弓弩兵面前就会败下阵来。

银术可率领的金兵一开始没有料到宋军会迅速组织起防御，结果金军的贸然冲锋，被一顿乱箭射得死伤惨重，丢下无数尸体狼狈逃窜。战后打扫战场，种师中要奖赏立功的将士，才发现“辎重未至”。军兵失望之余，“皆愤怒，相与散去”。如此一来，种师中所部战斗力又大打折扣。

五月初九，休整后的金兵卷土重来，“悉兵来攻”种师中的右军。金兵这次改变了战术，派出了足以抵御宋军强弩的轻重甲骑兵混编队伍，“每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金军的重甲骑兵“皆重铠全装”，“被两层铁兜鍪（头盔）”。金军的重甲究竟有多重，参照宋制可知：宋轻甲为“三十七斤十两”，重者“五十八斤一两”，金兵的重甲分量应该超过宋军。金兵身着数十斤铠甲，头戴两层兜鍪还可以来回冲杀，战斗力实在是剽悍至极。

宋人沈绾曾到过金营，载金人“兜鍪极坚，只露两眼，枪箭所不能入”。当时宋军的神臂弓其实已经很难将金人重甲射穿。直至南宋初年，宋人不断增加弩的射程与穿透力，才使改良后的神劲弓、克敌弓纷纷涌现。它们虽然踏张困难，发射间隔长，但“每射铁马，一发应弦而倒”，成了宋人克制金兵铁甲重骑的有效武器。

见金兵杀至，种师中派出先锋“招安巨寇”杨志迎敌。宋军根本抵挡不住金兵铁甲重骑的冲锋。杨志很快败退，宋军“右军先溃”、“前军亦奔”。

不过，虽然《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杨志不战而走，但依其他史料所载，战后杨志由三十八级的“武节郎”连升两级成为“武德郎”，杨志又似乎有功无过。

种师中率麾下竭力抵御，然宋军伤亡惨重，死尸相枕，一片狼藉。从早晨战至近午时，浴血奋战的只剩下百余军兵，种师中身被数创仍力战不息。最终，种师中寡不敌众战死疆场，时年六十八岁。此役，三万宋军侥幸逃脱的最多二三成而已。

由此可见 宋朝靖康之耻 如此之悲剧在于宋朝统治者懦弱 眼界狭隘 长期以来防内胜于防外 以文抑武，文人相轻 徒于内耗 包括后来被排挤走的李纲，真是历史之悲剧。

徽钦二帝和他们的文官是真的天秀，女真第一次南下，王禀三千西军就拖住了女真西路军，结果搞内讧把自己活活玩死！

看历史，以史为鉴！任何朝代，都不能矫枉过正！

当权者的言行和实行的政策都会对社会有最大的导向性，在北宋这个朝代，武官处处受到高位文官的打击和排挤，整个社会都是唱诗诵词，达官显贵们以保全自己为先，舍不得放弃万贯家财，耻辱自然也就落在他们的身上！

现代人看历史

不是他们选择了屈辱，而是屈辱选择了他们。

在金国大军攻陷东京汴梁之时，作为权贵的他们就已经无路可走，他们和被虏获的皇帝一样，成为了任人宰割的鱼肉。

只有一种方法能够逃脱这种屈辱，那就是死亡。

然而害怕死亡是每个人都存在的本性，要知道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怕死的普通人，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像文天祥那样留取丹青照汗青的伟大人物。

求生是最本能的欲望，即便是屈辱的活着，他们也不想死。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尊严、理想与信念早已被抛诸脑后。

当时被虏获的人绝不在少数，包括皇帝以及更重朝廷重臣，在这种情况下，屈辱就成为了一种氛围。

所有人都在受屈辱，但反抗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人都秉持着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态。

连皇帝都忍受着这种屈辱，他们benjiu又怎会有勇气为国守节尽忠。

他们自己受着屈辱和折磨，但别人也受着屈辱后人折磨，这能给人一种虚假而又真实的安慰，这种同病相怜的屈辱支持着他们继续活下去。

久而久之，他们甚至都忘记了尊严是什么，只求能够苟延残喘地活下去。

谁也没有资格要求他们选择尊严而放弃生命，因为他们有求生的本能和权力，在生存的威胁面前，活着才是第一要义。

试想一个街边的乞丐，缺衣少食，受尽欺凌，尊严尽丧，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活着。

或许活着本就不需要坚持，只需要拥有对死亡恶恐惧就足矣。

对于一个乞丐，当他受尽欺凌依然为了生存而忍受屈辱地活着时，他们有何尊严可谈。

的确有那些有尊严的乞丐，他们要不是被人赏识而不再成为乞丐，就是早已经被饿死了。

而被金国大军虏获的达官显贵和那些受尽欺凌、尊严尽丧的乞丐又有何区别，他们屈辱的活着这件事情又有何区别。

何必上升的民族大义的高度，他们的确没什么骨气，但他们只是像乞丐一样单纯地在求生而已。

然而作为活在社会中，活在历史中的人类，他们的屈辱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屈辱，还是一个民族的屈辱，一个国家的屈辱。

他们贪生怕死，受尽屈辱的历史已经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很少有人会去理解他们，也很少有人对他们报以同情的态度，因为生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更加在乎历史上民族和国家的屈辱，而无法对这群受尽屈辱的人产生共鸣。

死亡和屈辱二选其一，多数普通人都会选择屈辱，因为怕死虽然虽然会失去尊严，但活着就有可能找回尊严。

不怕死是一件崇高的事情，但怕死不应当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为人人都拥有求生的本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变得崇高，那些普通的怕死的人的存在，才能更好地凸显出那些不怕死的人的崇高。

不要站在上帝视角对历史人物做道德评判，那些宁死不屈、虽死犹荣、守节尽忠的话语可以作为伟大人物的评价，作为对自己的要求也好，千万不要以此来要求他人，因为不是当事人又不用承担选择的后果就没有替当事人做选择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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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也就是说，即使某个士兵无能，也只是他一个士兵而已；但是到将领就不同了，如果将领无能，将会影响的是整个部队。同样这句话用到国家上也是相同的道理，北宋靖康之变时，选择逃避、接受屈辱的岂止达官显贵而已，国家的最高当权者（宋徽宗、宋钦宗）都选择了乌龟政策，以至于在身边形成一批投降派。

宋徽宗，这个已经坐了二十六年宝座的皇帝，在金兵南下相继攻克燕山府、真定府、信德府、中山府，距离京城尚有十日路程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充分利用时间组织有效抵抗，而是想着弃国南逃。面对主战派李纲、吴敏等大臣的反对，宋徽宗都急的晕了过去，醒过来直接甩锅给儿子，让太子赵桓即位，也就是宋钦宗。

退位做了太上皇的宋徽宗，在听说金兵渡过黄河之后，直接带着蔡攸及内侍数人，以“烧香”为名，匆匆逃出东京，一路南下。皇帝在前面跑，自己的亲信大臣童贯、高俅也带着军队和禁卫在后面追。君臣们一路向南，留下老百姓给金兵蹂躏，这时长久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愤怒和仇恨，一起迸发了。

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童贯集团的罪恶。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指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为六贼，说“六贼异名同罪”，请把他们处死，“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面对指责，宋钦宗只好舍卒保帅，蔡京被流放后死于流放途中，王黼被罢免后派武士斩杀，童贯被流放后被派监察御史斩杀，梁师成被赐死，李彦被赐死，朱勔被流放后被派监察御史斩杀。

宋钦宗，这个在关键时刻接锅的皇帝，在性格上软弱无能，依然没有树立坚决抵抗的决心。就在金兵兵临城下的时刻，宋钦宗竟然撤销李纲、种师道主战派的军权，任听投降派的建议下令不得得罪金兵，甚至出现了一个炮手在开炮之后竟然被枭首处死的混账决定。

投降派，这些面对金军腿的变软的奴才，比如李邦彦、李棁、张邦昌等人身居宰臣高位，一心想着的都是屈膝求和来渡过这次难关。为了讨好金人，投降派竟然作出了出卖同胞的举动，姚平仲军劫完颜宗望营寨被全歼一事，就有人指是投降派李邦彦、李棁为逼主战派李纲、种师道议和而有意无意透露给奸细邓圭所致。

面对如此局面，面对这些祸害，估计在金人将宋徽宗、宋钦宗及这些投降派们掳掠北上的时候，老百姓就当送瘟神的心态也未可知。

安定郡小书生

皇帝能忍，大臣为什么不能忍？

宋朝迟早得有这一天，只是这场败仗实在太惨了！

一，两国交战，败者能有什么选择的权利？

就连皇帝都成了俘虏，大臣又有什么？皇帝连国都丢了，大臣有什么不能丢的？

而且，他们成为俘虏，并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战败的结果，在军事不如金军，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当俘虏也是无奈之事！

二、皇帝没死，大臣没有权利去死！

君尚在，你臣子先死，你什么意思你？还没到殉国的时候呢，对不？封建社会自有其伦理思维！

当然，纸醉金迷的生活，也消磨了这些人的意志，他们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和能力，只能选择了屈辱地活着。

三、好歹不如赖着活

金兵没有当即杀害他们，而是千里迢迢把他们带回去，那就更不会杀害了，不然费那个劲干什么？谁说没有转机呢？

凭什么要求他们去壮烈呢？是不是他们全部自尽，才显然更悲壮？更不屈？更有“美感”？更能体现爱国？

难道这些被俘的人就没有家人？没有妻儿老小？白发高堂？难道他们不想活着回去？心里有牵挂，为什么要去死？谁敢说将来没有回朝的机会呢？那些成天要求别人壮烈、牺牲、付出的人，更坏！

脂肪故事

那要从北宋末年的官场整体状况说起了。要说官员的奢靡程度，恐怕没有那个朝代能超过宋朝，尤其是北宋末年那批官。

官员腐败不看，皇帝除了写字画画，别的本事也不行。

高官都是蔡京、王黼之流，你说能有啥气节可言。

咱先说说这些高官的代表人物王黼吧。这老兄的家修建的跟皇宫一样，可有一间房比皇宫的牛，那是一间特别巨大的卧室，卧室中间设有一张超大的床，大床周围另设近二十几张小床，每晚王黼便在这间大卧室中与妻妾恣意淫乐。每晚与二十几个妻妾一起睡，估计也就明朝的朱厚照能跟他拼一下了。

所以这样的高官被俘，你就别指望他怒骂敌国，慷慨就义了。

孤山老叟

不屈辱不行呐。这些皇宫贵族达官显贵平时就声色犬马，骄奢淫逸。尤其是宋徽宗，提笼架鸟，舞文弄墨还可以。但一说到打架，血腥抗争，立马怂了。他们老赵家，一直采用重文轻武的策略。打压了多少武将，这些武人就是他们平时认为干脏活粗活的粗人，根本没当回事儿。所以说指望他们，像宋太祖一样拿起武器反抗，或者自行了断。自杀殉国是万万办不到的。因为他们走的路线是宋太宗，赵光义的路子。阴柔寡断，缺乏男儿的血腥。他们认为活着哪怕是屈辱，都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荒原漫步者

靖康之变，又称靖康之耻，这次事件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是出了名的事件，为什么呢？靖康二年四月，即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宋朝首都东京（即为现在河南开封），直接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这父子俩，整个朝堂都被一窝端了，甚至包括皇帝，包括大量的后宫嫔妃与贵卿，当然还包括一众朝臣，总共揽络了三千多人，直接被金军押解北上。

那时候宋徽宗这家伙非常器重蔡京和大宦官童贯，朝野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宋江和方腊即是此时起义的典型代表。其实早在被俘北上之前，宋徽宗和宋钦宗就已经受了很大的凌辱，《宋俘记》中记载，俘虏人数共计一万四千余人，其中包括三千多人为皇室宗亲和大臣。

这一路算是极为惨绝人寰，尤其是女性，一路任人摆布非礼，好多妇女因此蹂躏而死，有些不堪凌辱，自杀者也甚多，这其中就包括徽宗的郑皇后和钦宗的朱皇后，好多妇女被卖掉为娼妓，金人还为这父子俩皇帝起了讽刺性的封号，宋徽宗为“昏徳公”宋钦宗为“重昏侯”。

在那时就连宋徽宗、宋钦宗这两人都难以苟且存活，这些同被俘虏的达官贵人，自然也就不得不接受屈辱了，那时，只有两条路，要么苟且的活着，要么舍身就义，没得选，而大多数人，就选择了屈辱。

關鍵字: 历史 达官显贵 靖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