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曾國藩均為晚清咸豐時期的一代名臣，都為同治中興立下汗馬功勞。曾左二人都為湖南同鄉，共事10餘年，交情甚厚，稱兄道弟，道德文章不分伯仲，軍政配合默契。然而自同治三年，二人割袍斷義，再無書信來往。兩人究竟為何絕交呢？
初次見面想見恨晚
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首次見面，是在咸豐二年（1852）12月21日傍晚。
曾國藩回湖南本是為母親辦喪事。沒想到恰逢太平軍橫掃兩湖，皇帝命他出任幫辦湖南團練大臣。曾國藩墨絰出山，這一天趕到長沙。到了館舍，換過衣服，匆匆洗了把臉，曾國藩就坐下來，與前來迎接的湖南巡撫張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開長談。
論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為卑微，其出身僅是一個小小的舉人，身份不過巡撫的師爺。然而談起話來，左宗棠卻成了主角兒。他不等張亮基開口，就詳細介紹起長沙的防務安排，指手劃腳，滔滔不絕。一聲不吭的張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兒。曾國藩也只有俯耳靜聽的份兒，一時插不上話。
然而曾國藩卻並不覺得不舒服。相反，他越聽，越覺得這個左宗棠確實名不虛傳。此次會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對曾國藩來說已經如雷貫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紹過這位“湖南諸葛亮”是如何卓絕特出。湖南巡撫張亮基是如何派人三顧茅廬，把他請出了山，通省要務，概以任之。交談之中，左宗棠之頭腦清晰，氣概慷慨，議論明達，言中款要，確實令曾國藩頗為歎服。
在見面以前，左宗棠也聽許多朋友誇讚曾國藩學問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見面，左宗棠並沒有失望。人言曾國藩“向無大僚尊貴之習”，此言確實不虛。二品大員曾國藩沒有一點官架子，他看起來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著簡樸，神態謙遜。而曾國藩言談中所表現出的強烈擔當意識，更讓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官員們以敷衍塞責為能，在這種黑暗汙濁的大背景下，曾氏的“正派”，“肯任事”，讓他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首次合作順利共創“湘軍”
曾國藩雖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開闢一番事業，其實並不容易。因為他畢竟是在籍官員，而不是實任官員，如果湖南地方官員不大力配合他，無職無權的他寸步難行。因此，對左宗棠這個小小舉人，曾國藩極為尊重，言必稱兄。不論大小事情，無不虛心請教。
曾國藩俯察天下大勢，判定清王朝正規軍隊已經徹底腐敗，要想平定太平天國，必須赤地立新，編練一支全新的武裝。所以到長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後來被認為是湘軍成立之標誌的奏摺：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要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仿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就在曾國藩上這道著名的摺子前三天，湖南巡撫張亮基也上過一道內容相似的摺子。所謂張亮基的摺子，其實就是左宗棠的摺子。可以看出，在創建湘軍這一點曾國藩左宗棠兩人是英雄所見略同。除此之外，二人還在另一個問題上不謀而合，那就是要加強湖南防衛，應該從掃清湖南境內的土匪入手。這樣，如果太平軍再次進入湖南，才不會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應。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曾左計議已定，具體事務由曾國藩來操作，而左宗棠則在調人用兵和辦公經費多方協助。這段時間，曾左往來信函極多，曾國藩探討軍務的信件乾脆不再寄給巡撫張亮基，而是直接寫給左宗棠，對左的稱呼也從客氣的“尊兄”變成了親切的“仁弟”，顯示出兩人關係的日益親密。
可惜的是，這段蜜月為期過短。咸豐三年，張亮基調任署理湖北總督，左宗棠也隨之北上武漢。這兩個人一走，曾國藩在湖南馬上就寸步難行，處處碰壁。恰在此時，張亮基調離湖北，左宗棠也歸鄉隱居。曾國藩聞訊大喜，立刻寫信請左宗棠來幫助自己。令曾國藩萬萬不想到的是，左宗棠回給曾國藩一封極為冷淡的信，明確拒絕。左宗棠不願做曾國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在長沙期間的合作，使他覺得曾國藩書生氣重，拘執生硬，不是大將之才。況且當時曾氏以在籍侍郎練兵，非官非紳，地位尷尬，沒權沒錢，左宗棠不認為他是能大有作為的靠山。
再次合作不歡而散
咸豐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為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高參。而此後不久，湘軍宣佈練成，開駐長沙，準備進行長沙保衛戰。曾左二人自然再次開始打交道。
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親率湘軍首次出師，進攻駐紮于靖港的太平軍。曾國藩對這一戰寄予極大希望，以為自己費盡心血打造出的這支勁旅肯定會旗開得勝，不料結果卻是大敗而歸。曾國藩沮喪羞憤之下，投水自盡，幸被部下救起。雖然對曾國藩的才幹不以為然，但左宗棠很清楚，像曾國藩這樣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見，這支新練成的湘軍已經是大清天下為數不多的希望，曾國藩的生命安危已經關乎天下大局。左宗棠急忙去看望曾國藩，見面便大罵曾國藩為“豬子”（湖南話笨蛋之意），罵他這麼點小事都轉不過腦筋來，實在笨得像豬。不久湘潭大捷消息傳來，這場勝利是太平軍軍興以來清軍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這一消息立刻使曾國藩轉悲為喜，從床上跳了下來。
湘潭大捷確立了湘軍的聲望。曾國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轉，此後曾國藩與左宗棠同處長沙，兩人過從甚密，“無一日不見，無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駱秉章的高參，也成了曾國藩的高參。
然而性格上的衝突卻導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湘潭大捷後，湘軍又連獲武昌、半壁山、田家鎮三處大捷。在官兵處處望風潰逃、不堪一擊之際，湘軍卻一枝獨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國藩因此難免躊躇滿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態。而一直冷眼旁觀的左宗棠卻認為，連勝之後的湘軍全軍上下都已經顯出驕態。將士皆驕，是軍事之大忌。所以他致書曾國藩，批評他存在輕敵思想，說湘軍此時“將士之氣漸驕，將帥之謀漸亂”，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閃失。左宗棠的出發點當然十分良好，但問題是他的書信風格一貫是滿紙批評，“書辭傲誕”。而此時的曾國藩已經今非昔比，已經是大清王朝的救星，不免“頗露驕愎之氣”。所以對左宗棠的幾次居高臨下式的指點，他一字未回。
不久，曾國藩的湘軍於咸豐四年年底果然大敗於江西湖口。曾國藩倉皇逃跑，又一次試圖投水自盡。太平軍湖口之戰的勝利，一舉扭轉了西征的整個戰局。至此，曾國藩沿江東下的攻勢被瓦解，迅速佔領江西的計劃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敗，曾國藩內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國藩。左宗棠甚至公開罵道曾氏用兵呆滯，“非辦賊之人”，以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國，要拯救大清王朝，還需要別人出手。
筆墨代替口水對罵絕交
曾國藩與左宗棠真正關係破裂在天京城被攻克，兩人就洪秀全的繼承者幼主洪天貴福是否已死的問題，向朝廷打起的筆墨官司。
同治三年，湘軍攻克天京。曾國藩向朝廷奏報克復金陵，所有悍賊被一網打盡，並特別指出，城破後，偽幼主積薪於宮中，舉火自焚。這就凸現了曾國藩對太平軍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稱據金陵逃出難民供出偽幼主洪天貴福於同治6月21日由東壩逃至廣德，被太平軍將領黃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偽幼主名號，召集太平軍餘眾。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報後，對曾國藩大為不滿。曾國藩平生自認為以誠信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則無異於欺君罔上。於是曾國藩上折反駁左宗棠稱洪天貴福可能已死而黃文金為糾合太平軍餘眾偽稱尚存，這是古來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虛張聲勢，不過是邀功請賞。左宗棠看到此奏後，又上書為自己辯解，對曾國藩言詞激烈，口誅筆伐。至此曾左二人的關係已不可挽回，十幾年的交情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諸東流。
此後左宗棠在出任陝甘總督過湖北遇見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時，曾談到他和曾國藩絕交的原因，他說過錯在曾文正者七八，而己亦居其二三。這話不無道理，曾國藩太看重自己的名聲，而左宗棠一貫語無遮掩，這是他們關係破裂的根由。
然而名臣畢竟是名臣，當曾國藩離世時，人們紛紛猜測左宗棠可能不會致祭，左宗棠卻送來了他的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欺無負平生”。這是左宗棠對曾國藩和他們兩個關係由衷而做的評價。此後他在給兒子的家書中說：“‘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句話也久見於我寫給朝廷的奏章中，並非我從前對他詆譭今天對他讚譽，孩兒你應該知道我的心思。我與曾國藩所爭的是有關軍國大計方面不同的意見，而不是爭權競勢所能比的。對那些心術不正、妄加評定之詞，何不一笑置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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