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曾国藩均为晚清咸丰时期的一代名臣，都为同治中兴立下汗马功劳。曾左二人都为湖南同乡，共事10余年，交情甚厚，称兄道弟，道德文章不分伯仲，军政配合默契。然而自同治三年，二人割袍断义，再无书信来往。两人究竟为何绝交呢？
初次见面想见恨晚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12月21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其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湖南巡抚张亮基是如何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
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氏的“正派”，“肯任事”，让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首次合作顺利共创“湘军”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因此，对左宗棠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
曾国藩俯察天下大势，判定清王朝正规军队已经彻底腐败，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必须赤地立新，编练一支全新的武装。所以到长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后来被认为是湘军成立之标志的奏折：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就在曾国藩上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抚张亮基也上过一道内容相似的折子。所谓张亮基的折子，其实就是左宗棠的折子。可以看出，在创建湘军这一点曾国藩左宗棠两人是英雄所见略同。除此之外，二人还在另一个问题上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加强湖南防卫，应该从扫清湖南境内的土匪入手。这样，如果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才不会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应。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曾左计议已定，具体事务由曾国藩来操作，而左宗棠则在调人用兵和办公经费多方协助。这段时间，曾左往来信函极多，曾国藩探讨军务的信件干脆不再寄给巡抚张亮基，而是直接写给左宗棠，对左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尊兄”变成了亲切的“仁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左宗棠来帮助自己。令曾国藩万万不想到的是，左宗棠回给曾国藩一封极为冷淡的信，明确拒绝。左宗棠不愿做曾国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在长沙期间的合作，使他觉得曾国藩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不是大将之才。况且当时曾氏以在籍侍郎练兵，非官非绅，地位尴尬，没权没钱，左宗棠不认为他是能大有作为的靠山。
再次合作不欢而散
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为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高参。而此后不久，湘军宣布练成，开驻长沙，准备进行长沙保卫战。曾左二人自然再次开始打交道。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曾国藩对这一战寄予极大希望，以为自己费尽心血打造出的这支劲旅肯定会旗开得胜，不料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虽然对曾国藩的才干不以为然，但左宗棠很清楚，像曾国藩这样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见，这支新练成的湘军已经是大清天下为数不多的希望，曾国藩的生命安危已经关乎天下大局。左宗棠急忙去看望曾国藩，见面便大骂曾国藩为“猪子”（湖南话笨蛋之意），骂他这么点小事都转不过脑筋来，实在笨得像猪。不久湘潭大捷消息传来，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一消息立刻使曾国藩转悲为喜，从床上跳了下来。
湘潭大捷确立了湘军的声望。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此后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
然而性格上的冲突却导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湘潭大捷后，湘军又连获武昌、半壁山、田家镇三处大捷。在官兵处处望风溃逃、不堪一击之际，湘军却一枝独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国藩因此难免踌躇满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态。而一直冷眼旁观的左宗棠却认为，连胜之后的湘军全军上下都已经显出骄态。将士皆骄，是军事之大忌。所以他致书曾国藩，批评他存在轻敌思想，说湘军此时“将士之气渐骄，将帅之谋渐乱”，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闪失。左宗棠的出发点当然十分良好，但问题是他的书信风格一贯是满纸批评，“书辞傲诞”。而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今非昔比，已经是大清王朝的救星，不免“颇露骄愎之气”。所以对左宗棠的几次居高临下式的指点，他一字未回。
不久，曾国藩的湘军于咸丰四年年底果然大败于江西湖口。曾国藩仓皇逃跑，又一次试图投水自尽。太平军湖口之战的胜利，一举扭转了西征的整个战局。至此，曾国藩沿江东下的攻势被瓦解，迅速占领江西的计划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败，曾国藩内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国藩。左宗棠甚至公开骂道曾氏用兵呆滞，“非办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
笔墨代替口水对骂绝交
曾国藩与左宗棠真正关系破裂在天京城被攻克，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的笔墨官司。
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6月21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又上书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诸东流。
此后左宗棠在出任陕甘总督过湖北遇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时，曾谈到他和曾国藩绝交的原因，他说过错在曾文正者七八，而己亦居其二三。这话不无道理，曾国藩太看重自己的名声，而左宗棠一贯语无遮掩，这是他们关系破裂的根由。
然而名臣毕竟是名臣，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个关系由衷而做的评价。此后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思。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定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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