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征律师

这首诗是诗人杜甫在深入接触当时下层贫民的苦难后，于天宝十四年写的，次年唐朝便爆发了安史之乱。

天宝年初（公元742年），当时的皇帝正是唐玄宗李隆基，此时的唐朝正处于开元盛世，经济繁荣，军力强盛，唐朝的国力空前强大。这就让唐玄宗觉得整个大唐已经尽在自己掌握之中，可以放松一下了。但实际上此时唐朝最大的危机已经到来。

此时的唐朝虽然经济繁荣，但实际上整个唐朝的财富呈两极化趋势发展，整个唐朝几乎八成的财富被权贵、官僚和富商掌握，这些人的生活奢靡至极，酷爱珍贵玉器，平时乘坐的车辆也要用珠玉装扮，一些贵族官僚还喜欢攀比，奢靡成风。但与之相比的普通民众，十之八九都是贫民，饱受饥寒。“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可以说是当时一些贫民的真实写照了。

除了权贵阶级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还有就是当时唐朝官僚权贵互相勾结，侵吞土地，圈地囤地，使得大部分民众无地可种，无粮可收。就算是这样，唐朝的富人们还千方百计的逃避税赋，将这些税赋转到贫苦百姓上，使得没地种的百姓所交的赋税比那些富人的还要多。

种种原因使得唐朝后期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使得社会矛盾愈演愈烈，最终成为了唐王朝覆灭的原因之一。

正如孔子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

三点水的汪

我觉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唐朝，还存在于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从夏开始，到清结束，每个朝代贫富分化都很严重，这是由当时的体制决定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诗出自诗圣杜甫所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全诗很长，真有五百字，在此就不照搬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

杜甫和同一时期的很多诗人不同，别人写诗，抒发感情，云里雾里。杜甫写诗，虽然也抒发感情，却没有那些虚无缥缈不知所云的话，他是现实主义诗人，写实派。他的诗描述的都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状，被称为“诗史”，意为可以当历史去看待。

这首长诗初创于天宝十四年（755），当时杜甫被授予“河西尉”这种职位，但杜甫不愿意，说“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朝廷便改任他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同样是个小官，职责是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

大家想一想，一个像杜甫这么有才华的人，朝廷却让他担任类似保安的职务，这是何等的不公。一肚子的才学无以施展，杜甫内心很苦闷，却迫于生计，不得不接受朝廷的任命。而且此时他已到长安十年，仕途却毫无进展，现实已经容不得他任性。

当年十一月份，杜甫去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儿，刚进家就听到了妻子的哭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杜甫悲痛万分，结合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下了这首著名的长诗。

这首诗不只是文学作品，真的可以当作史料去研究。杜甫的个人感慨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诗中揭露了统治阶层的荒淫腐败，普通百姓的艰难困苦。上层还在醉生梦死，底屋已经衣食不继。可以说贫富之间的差距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尖锐的社会矛盾必然爆发。

果然，诗成不到一个月，安禄山起兵造反了，百姓更处于水深火热中。安禄山无疑是个不顾百姓死活的野心家，他反唐可不是为了百姓，而是为了他个人的欲望。他不为民，民也不为他，所以他以及后来的史思明注定不会成功。

如果有人对安史之乱的起因还有疑惑的话，可以看一下杜甫这首长诗，也就有答案了。贫富差距大到这种程度，哪怕安禄山不造反，也会有别人造反。

有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安史之乱中，已经把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的杜甫听说太子李亨在宁夏灵武即位为帝，极为振奋，赶去灵武投效，路上被叛军抓了，押到长安，和王维关到一起严加看管。

不过，因为官职太小，叛军没怎么在意杜甫，让他找机会跑了。王维却被叛军逼迫着出任伪职，平乱后险些被斩。幸而他被俘时曾作《凝碧池》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可以被看为“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他的弟弟王缙平乱有功，为其赎罪，王维才被宽恕。

总之，盛唐时的贫富分化的确很严重，由此造成各种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长此以往，大唐王朝必有一乱。这也算是“盛极必衰”的真实写照吧。

【我是一粒沙，喜欢就关注我吧！】

缥缈峰下一粒沙

盛唐背影:繁华落尽的晚景，竟然如此凄凉。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名句出自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自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诗写于公元755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前夕，此时的唐朝，已经不能再算作盛唐，而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

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人们想起唐朝，第一印象肯定是繁华，第二印象可能是强盛，第三印象是既繁华又强盛。提起唐朝，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唐太宗是如何如何的开明，武则天是如何如何的霸气，唐玄宗是如何如何的宠爱杨贵妃。人们想起的总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似乎恢弘大气的盛唐气象就是唐朝的全部。

实则不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在伟大的朝代也避免不了衰落，避免不了灭亡。兵马强悍如秦汉者，也阻挡不了历史的浪潮，将其淹没，文化昌盛如两宋者，也阻挡不了是写的金戈铁马将其摧毁，建立在封建社会时期的唐王朝自然也不是一个不可破灭的神话。他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盛世之后，余下的晚景，照样无限凄凉。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是盛唐以后两极分化的一个缩影。到了中唐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就更加肆无忌惮。“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白居易《观刈麦》）贫苦的农民在饱受统治者的剥削之后只能拾卖为生。更有甚者，只能“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聂夷中《田家》）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已经困苦到这种程度了，但是腐朽的统治者对于人民的剥削仍然意犹未足，“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张藉《山农歌》）既然官府的粮仓之中粮食多的都已经化为了尘土，为什么不能分给贫苦的老百姓一些呢？只因“官场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料朝朝入君口。”（曹邺《官仓鼠》）

盛唐之后，贫富差距究竟如何？老百姓的生活究竟如何？通过以上这些诗句，逼着相信不用我多说，各位读者也都一目了然了。而这就是开元盛世结束之后，唐朝社会的真实状况，比之秦朝末年“贫者无食相易子”和汉朝末年“千里无鸡鸣”，是不是同样的惨烈？比之宋朝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清朝末年又能好得了多少呢？唐朝再辉煌也是封建专治独裁时代，唐朝不仅有神话般盛唐，也有无限凄凉的中唐和晚唐。 对于历史我们不能选择性失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寂寞天宝后，无人话凄凉。

旧事旧人历史说

贫富两极分化是唐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十分引人关注的历史现象。一方面，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寸土之地;另一方面，富者生活奢华、纵欲享受，贫者却衣食如牛马，甚至破产流亡、成为佃客。富者何以富与贫者何以贫，成为研究过程中的首要问题。总体来看，唐代贵族官员等富者，依靠政治经济特权，兼并田产、经营工商业，疯狂聚敛财富，导致富者愈富。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产业利润低，加之天灾人祸、赋役繁重、政治腐败、富人侵逼等外在因素，致使广大农民丧地失田、生活贫困，贫富两极分化日渐严重，最终引发下层贫农的抗争和李唐王朝的崩溃。

一、唐代的贫富分化

唐代民众以资产高下分为九等，其中上三等户是富裕阶层，而下三等户是贫农阶层。武周时，李峤说:“天下编户，贫弱者众”文宗时，韩愈也说:“所在百姓，贫多富少”据张泽咸先生研究，天宝年间，贫农占全国总人口的90％左右可富者仅为全国人口的10％。虽然唐代贫富阶层之间的人口数量对比悬殊，但二者的财产占有与消费水平，却呈现出倒金字塔的结构，差距极为巨大。

（一）田产占有

在农耕社会，田产是各阶层间争夺最激烈的资源，也是贫富分化最明显的表征之一。唐初，各阶层间的田产数量虽有差异，但尚未出现严重不均的情形。高宗、武后时期，贵富阶层势力壮大，“高户之位，田业已成”，他们“皆籍外占田”同一时期，关中地区“丁壮受田，罕能充足”。江南西道的彭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准例常年纵得全熟，纳官之外，半载无粮。”贫富阶层之间差距极大。

安史之乱后，贵富集团的土地兼并积聚进入了毫无羁绊的发展阶段，规模巨大的田庄大量涌现，土地资源所有在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差距更加巨大，贫富分化天壤之别。唐末，这一现象更加严重，如懿宗咸通时，“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反映了田产不均、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

（二）生活水平

唐代的贵族、官僚和富商，坐拥巨额财富，消费能力惊人，他们“尚纵骄奢。器玩犹擅珍华，车服未捐珠翠”，享尽人间奢华。与之相比，贫农的生活可谓凄苦，甚至不时面临着衣食无着、穷困潦倒的窘境。

武后、中宗、睿宗三朝，诸王公主生活上极尽奢靡。唐后期，王公高官注重生活享受。贵族高官还竟作高宅大舍、相互竞争。唐后期，在战事、重赋和天灾的摧残下，农村生产日益萧条，民不聊生。

村闾间十之八九皆是贫农，饱受饥寒之苦。如《卖炭翁》诗云: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闻，生活凄苦于此可见一斑。更甚的是，旱涝灾害、衣食无着之际，贫农之家只得卖子鬻女，以图存活，连妻女都无法养活、保障，生活十分凄惨。

由上文可知，唐代贵富阶层的奢华生活具有相当普遍性，可谓是无官不奢、无将不侈。与此同时，贫民的凄苦之态更胜前朝。“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方是唐代贫富阶层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唐代贫富分化的动因

唐代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方面，需认识到贫富分化是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和必然结果，正如颜真卿所言:“弱之食，强之取，饥寒颠沛而渔夺之不厌，则亩亩之民，若之何能求其安也?自古为民之病者多类此”。但是，唐代尤其是中后期，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极端贫困，并非是社会正常发展的必然。事实上，农业收益的低下、税役繁重且不均、贵富官员的欺凌等，都是贫农日益穷困的推手。

(一)产业收益不一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云: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司马迁言简意赅地指出，农业、工业、商业之间的经济收益，存在明显的行业差距嘲。司马氏此言虽描述西汉之社会场景，但放在唐代仍有借鉴意义。白居易《策林》记云:射时利者贱收而日富，勤力穑者轻用而日贫阳。

舍本业趋末作者，非恶本而爱末，盖去无利而就有利也。牛希济《治论》记云:农人之家，恒苦时弊;工之属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贾之利独便于时，…所以今之世，士亦为商，农亦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

农业虽为民生之本，却处于弱势地位，其投资较大，而且生产周期长，加上赋税、天灾、物价等因素影响，生产收益极为低下，农民辛苦终年，最后甚至难以养家糊口，以致天下农民“贫弱者众、“贫多富少”

(二)存在特权阶层

唐朝初年，国家按照贵族、官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高低，规定他们可以占有数额不等的永业田产，贵族官僚可以占有的田产数额巨大，

但是，贵族官员等特权阶层并未满足，他们往往利用政治经济特权，额外占田、肆意侵占田产，兼并国用土地和普通农民土地，这成为他们积累财富的主要路径。

唐代始终秉持“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的禁令，因贵族官员身份特殊，拥有政治特权，极易以权谋私、侵夺下民。“但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是屡禁不止，王朝国家颁布的禁令得不到切实的和真正的执行，而是不断地走向废弛和失效，贵族官僚们藐视禁令甚至无视禁令，从事多种工商业经营和高利贷盘剥，贪婪攫取资产，疯狂积累财富，不断加剧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天壤差距，推动社会经济关系的日趋恶化、经济结构的日渐倾斜和阶级关系的日益激化”贵族、官员等经商贸易、攫取财富，却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急剧加大。

要之，唐代的贵族官僚，利用政治权势，侵吞田产、经商贸易，进而广建田庄，收取高昂田租，以此谋取财富。唐代“足谷翁”、“地癖”等等出现，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官吏欺凌百姓

地方州县官员对普通农民的生产生活影响较大。但由史料可知，唐代地方官员中不乏腐败者，他们巧取豪夺、舞文弄法，普通农民备受其苦。

唐后期，地方官员侵逼百姓的现象有增无减，其中危害最大的是额外征税。

（四）贫富之间税负不均

沉重的税负，致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化，与富户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更关键的是，豪富地主千方百计地逃避赋役，将其承担的税负转嫁到贫农身上，造成“州县差役不均”的困局，出现“与富而夺贫”的社会问题，结果“赋税不均，居者日困”。

唐前期，在贫富日益分化的形势下，按丁征税的租庸调制越来越脱离社会的现实，加之富者逃税避役，税负严重不均，以致“孤茕者资有厚敛，豪富者贷以轻徭”，将贫农推行贫困的深渊。

富者勾结官吏、专家赋税，出现“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以输县官的历史场景。导致广大“贫下户纳两税”造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的社会困局，导致贫富分化越来越大，贫民的经济负担沉重，生活条件不断恶化。

(五)富者为富不仁

唐代的豪富阶层唯利是图、为富不仁，为了肆意攫取财富，不惜控制货币、操纵物价、滥放高利贷等，以此侵夺贫民、借以肥己。

唐代恶钱屡禁不绝，刘秩说:“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事实上，豪富阶层从江淮地区专门换取恶钱，进而将其运往长安、洛阳等地打乱当地市场，牟取暴利，史谓“至於商贾积滞，富豪藏镪，兼并之人，岁增储蓄”，而“贫素之士，日有空虚。以致“贫窭日困，奸豪岁滋。唐代的息利本钱或高利贷。

然而，高昂的利率使其成为贫民的噩梦，同时造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历史局面。

国仔见

我觉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唐朝，还存在于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从夏开始，到清结束，每个朝代贫富分化都很严重，这是由当时的体制决定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诗出自诗圣杜甫所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全诗很长，真有五百字，在此就不照搬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

杜甫和同一时期的很多诗人不同，别人写诗，抒发感情，云里雾里。杜甫写诗，虽然也抒发感情，却没有那些虚无缥缈不知所云的话，他是现实主义诗人，写实派。他的诗描述的都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状，被称为“诗史”，意为可以当历史去看待。

这首长诗初创于天宝十四年（755），当时杜甫被授予“河西尉”这种职位，但杜甫不愿意，说“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朝廷便改任他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同样是个小官，职责是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

大家想一想，一个像杜甫这么有才华的人，朝廷却让他担任类似保安的职务，这是何等的不公。一肚子的才学无以施展，杜甫内心很苦闷，却迫于生计，不得不接受朝廷的任命。而且此时他已到长安十年，仕途却毫无进展，现实已经容不得他任性。

当年十一月份，杜甫去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儿，刚进家就听到了妻子的哭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杜甫悲痛万分，结合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下了这首著名的长诗。

这首诗不只是文学作品，真的可以当作史料去研究。杜甫的个人感慨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诗中揭露了统治阶层的荒淫腐败，普通百姓的艰难困苦。上层还在醉生梦死，底屋已经衣食不继。可以说贫富之间的差距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尖锐的社会矛盾必然爆发。

果然，诗成不到一个月，安禄山起兵造反了，百姓更处于水深火热中。安禄山无疑是个不顾百姓死活的野心家，他反唐可不是为了百姓，而是为了他个人的欲望。他不为民，民也不为他，所以他以及后来的史思明注定不会成功。

如果有人对安史之乱的起因还有疑惑的话，可以看一下杜甫这首长诗，也就有答案了。贫富差距大到这种程度，哪怕安禄山不造反，也会有别人造反。

有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安史之乱中，已经把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的杜甫听说太子李亨在宁夏灵武即位为帝，极为振奋，赶去灵武投效，路上被叛军抓了，押到长安，和王维关到一起严加看管。

不过，因为官职太小，叛军没怎么在意杜甫，让他找机会跑了。王维却被叛军逼迫着出任伪职，平乱后险些被斩。幸而他被俘时曾作《凝碧池》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可以被看为“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他的弟弟王缙平乱有功，为其赎罪，王维才被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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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讲一讲

那是玄宗后期，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所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唐玄宗开元盛世将唐朝推向历史巅峰。但是唐朝的衰落也是从这里开始。玄宗后期养成骄奢淫逸的习惯，很少将精力放在国家大事上。从而造成了李林甫，杨国忠先后把持朝纲。更破坏了出将入相制度！李林甫可以长期担任宰相，结党营私，中饱私囊。边将，安禄山可以借此做大，最终造成安史之乱的惨剧。这场动乱过后，唐朝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国家的实力再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政局更加混乱。百姓流离失所……杜甫的这首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荒原漫步者

二、唐代贫富分化的动因

唐代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方面，需认识到贫富分化是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和必然结果，正如颜真卿所言:“弱之食，强之取，饥寒颠沛而渔夺之不厌，则亩亩之民，若之何能求其安也?自古为民之病者多类此”。但是，唐代尤其是中后期，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极端贫困，并非是社会正常发展的必然。事实上，农业收益的低下、税役繁重且不均、贵富官员的欺凌等，都是贫农日益穷困的推手。

(一)产业收益不一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云: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司马迁言简意赅地指出，农业、工业、商业之间的经济收益，存在明显的行业差距嘲。司马氏此言虽描述西汉之社会场景，但放在唐代仍有借鉴意义。白居易《策林》记云:射时利者贱收而日富，勤力穑者轻用而日贫阳。

舍本业趋末作者，非恶本而爱末，盖去无利而就有利也。牛希济《治论》记云:农人之家，恒苦时弊;工之属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贾之利独便于时，…所以今之世，士亦为商，农亦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

农业虽为民生之本，却处于弱势地位，其投资较大，而且生产周期长，加上赋税、天灾、物价等因素影响，生产收益极为低下，农民辛苦终年，最后甚至难以养家糊口，以致天下农民“贫弱者众、“贫多富少”

(二)存在特权阶层

唐朝初年，国家按照贵族、官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高低，规定他们可以占有数额不等的永业田产，贵族官僚可以占有的田产数额巨大，

但是，贵族官员等特权阶层并未满足，他们往往利用政治经济特权，额外占田、肆意侵占田产，兼并国用土地和普通农民土地，这成为他们积累财富的主要路径。

唐代始终秉持“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的禁令，因贵族官员身份特殊，拥有政治特权，极易以权谋私、侵夺下民。“但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是屡禁不止，王朝国家颁布的禁令得不到切实的和真正的执行，而是不断地走向废弛和失效，贵族官僚们藐视禁令甚至无视禁令，从事多种工商业经营和高利贷盘剥，贪婪攫取资产，疯狂积累财富，不断加剧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天壤差距，推动社会经济关系的日趋恶化、经济结构的日渐倾斜和阶级关系的日益激化”贵族、官员等经商贸易、攫取财富，却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急剧加大。

要之，唐代的贵族官僚，利用政治权势，侵吞田产、经商贸易，进而广建田庄，收取高昂田租，以此谋取财富。唐代“足谷翁”、“地癖”等等出现，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官吏欺凌百姓

地方州县官员对普通农民的生产生活影响较大。但由史料可知，唐代地方官员中不乏腐败者，他们巧取豪夺、舞文弄法，普通农民备受其苦。

唐后期，地方官员侵逼百姓的现象有增无减，其中危害最大的是额外征税。

（四）贫富之间税负不均

沉重的税负，致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化，与富户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更关键的是，豪富地主千方百计地逃避赋役，将其承担的税负转嫁到贫农身上，造成“州县差役不均”的困局，出现“与富而夺贫”的社会问题，结果“赋税不均，居者日困”。

唐前期，在贫富日益分化的形势下，按丁征税的租庸调制越来越脱离社会的现实，加之富者逃税避役，税负严重不均，以致“孤茕者资有厚敛，豪富者贷以轻徭”，将贫农推行贫困的深渊。

富者勾结官吏、专家赋税，出现“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以输县官的历史场景。导致广大“贫下户纳两税”造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的社会困局，导致贫富分化越来越大，贫民的经济负担沉重，生活条件不断恶化。

(五)富者为富不仁

唐代的豪富阶层唯利是图、为富不仁，为了肆意攫取财富，不惜控制货币、操纵物价、滥放高利贷等，以此侵夺贫民、借以肥己。

唐代恶钱屡禁不绝，刘秩说:“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事实上，豪富阶层从江淮地区专门换取恶钱，进而将其运往长安、洛阳等地打乱当地市场，牟取暴利，史谓“至於商贾积滞，富豪藏镪，兼并之人，岁增储蓄”，而“贫素之士，日有空虚。以致“贫窭日困，奸豪岁滋。唐代的息利本钱或高利贷。

然而，高昂的利率使其成为贫民的噩梦，同时造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历史局面。

三、结语

唐代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经历了日益恶化的历史进程，并构成唐王朝最终覆灭的原因之一。在帝制王朝统治下，特权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拥有难以约束的强权，他们借此肆意侵夺百姓和国家利益，损人利己、聚敛财富。同时，官员政治腐败、富者为富不仁，以及农业生产的低效益，更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助推器。

尽管唐朝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曾采取了种种举措和改革但实际效果其微当然不仅唐代加此整个帝制王朝时期，贫富两极分化一直难以根除。这一现象的存在，很大意义上是帝制王朝的体制缺陷和管理弊病所致。

關鍵字: 唐朝 历史 朱门酒肉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