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由陳薇院士團隊研製的重組新冠疫苗獲批，正式進入臨床試驗階段。經過嚴格篩選，最終有108名志願者分組進行疫苗接種和隔離觀察。
27歲的志願者朱傲冰說：“嚴格來講我們屬於第2批疫苗（接種）者，陳薇院士他們專家組已經接種了疫苗，我們是臨床試驗的第1批志願者。”
由陳薇院士領銜的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科研團隊研製的重組新冠疫苗一期臨床試驗正在進行，009號接種者朱傲冰是一名退伍軍人，是最先接受試驗的志願者之一
要說中國的疫苗研製與外國有什麼不同，除了早期物質條件大不一樣以外，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中國的每一種疫苗在進入臨床研究之前，首先要在研製者甚至家人的身上試用，證明安全之後再上別的人。
這在其他國家是沒有的，有的國家臨床研究甚至不在本國做，要到外國去做。以身試藥，如傳說中的神農嘗百草一樣，充分體現了中國生物製品工作者為人民的獻身精神，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1955年，湯飛凡在世界上首次分離出沙眼衣原體，攻克了流行數百年的沙眼病
據現有文字資料顯示，中國生物最早以身試藥的人是湯飛凡。1928年，日本著名微生物學家野口英世從患沙眼的印第安人眼中分離出顆粒桿菌，宣稱找到了沙眼病原，一時在世界上成為定論。
但湯飛凡認為野口的證據不充分，通過國際組織要來野口親自分離的顆粒桿菌，冒著被感染的危險把它種到了自己眼中，反覆幾次都沒有患上沙眼，從而推翻了野口的結論。1957年，湯飛凡和助手黃元桐、聞仲權、李一飛等分離出沙眼病毒（衣原體），為證實它確實是沙眼病毒，他把病毒種到自己眼中，果然患上了沙眼，一直堅持到典型症狀出來，這才宣佈找到了沙眼病毒。
1980年春，84歲的齊長慶在圖書館
我國牛痘苗的生產用的是齊長慶和助手李嚴茂分離出來的“天壇株”。這個毒株用到1954年的時候，毒力變弱了，必須增強才能用於生產。要增強毒力，靠動物是不行的，必須在小孩身上進行。
原北京所副所長張永福回憶說：“當時找了6個本所員工的小孩來做，其中一個就是我的兒子。”他說得輕描淡寫，但誰的孩子誰不心疼？經這樣增強毒力，“天壇株”又用於生產了。
1952年，顧方舟（右一）與蘇聯醫學科學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生同學
脊髓灰質炎疫苗完成臨床研究後，課題組首先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試驗。課題組長顧方舟逝世後，這件事才被公眾所知，在網絡上引起強烈反響。其實，當時課題組每個有孩子的人都讓孩子試服了疫苗，在他們看來這不足為奇，非常平常，因為所有的疫苗都是這麼做的。
郝成章是原長春所流腦室主任，在接受採訪時，他女兒說：“那時我還很小，有一天爸爸把媽媽、哥哥、姐姐和我領到一個封閉的屋子裡，關上門，然後開始噴霧，讓我們跟他一起坐在那裡，不準出去，不知道他要幹什麼。”說到這裡郝老露出詭秘地一笑，說：“那是為了檢驗噴霧劑流腦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怕不保險，我只好用自己和家人先做試驗。”
郝成章，中國生物長春公司流感室原主任，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
即使是已經證明安全並有了操作規程的單採血漿法，原成都所在運用之前也慎之又慎，先做動物試驗然後再到自己人身上試驗，從黨委書記帶頭，全所數百號人在大禮堂裡排著長隊，一個一個接受試採。如此試了一遍，證明確實安全，才敢用在獻漿員身上。
以身試藥的精神被一代一代傳了下來。基因工程重組宮頸癌疫苗試製出來後，從研究室主任張靖博士開始，全課題組的十幾個年輕人不分男女，都一人給自己先來一針。
在中國生物，如果你問他某種疫苗是否先在自己身上做過試驗，他們往往會說：“這是必需的，還用問嗎？”
【本文內容摘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書《中國疫苗百年紀實》，標題略有改動。該書電子版內容，已在“學習強國”、“人民讀書”、“咪咕閱讀”、“亞馬遜”、“掌閱”等多個APP上線，開放讀者免費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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