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中，茶雖然位列最後一位，但其對於民生的影響同樣極為重大。正因如此，在古代，作為一種商品，茶葉的銷售量一直居高不下。

因此，茶葉專賣的收入經常被統治者視為鹽鐵以外最重要的稅收來源，以北宋為例，茶葉的銷售常常被官方所把持。

這種把持特定商品專營權的經營方式，是古代朝廷極為有效的斂財手段，如漢武帝時期的鹽鐵專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但是，北宋真宗時代，原本被朝廷專營的茶葉交易卻被朝廷讓渡給民間商賈，這種讓利於民的方式雖不能稱為絕後絕後，但仍然可以算的上極不尋常。那麼，北宋為何會這樣做呢？

筆者認為，與其說這是宋代對於商業的鼓勵，不如說是基於現實問題而不得不為的機避變之舉。

一、兩稅法：實物稅徵收困難與沿邊軍州補給之間的矛盾

宋代稅收制度沿襲於唐代兩稅法，這一稅制規定，人們需在每年的夏季和秋季分別繳納兩次稅賦，因季節不同被分別稱為夏稅和秋稅。

端拱二年宋廷曾下詔令：

“開封府等七十州夏稅舊以五月十五曰起納，至七月三十日畢......秋稅自九月一日起納，十二月十五日畢。自今並可加一月限，或值閏月及田蠶早晚不同處，令有司臨時奏裁”。

從時間上來看，這一稅收的徵繳於農事極為契合，這自然有助於提升政府收繳稅賦的效率。

但這僅僅只是浮於表面上的結論，詔令中之所以要特別提及增加一月的寬限期，正是因為兩稅法的租稅收繳與前代不同，經常因為效率的關係而滯後。

這在行政效率相對低下的封建社會其實是一種常態。行政機構只要有充分的政策準備和物資儲備，這種短暫的滯後，很難會對其產生太大的負面效應，但注意，這僅僅是一般情況，在戰爭衝突頻繁的邊境地區，物資儲備的匱乏，足以致使最精銳的部隊崩潰。

以北宋為例，沿邊軍州由於常年征戰，早已經失去了自給自足的能力。就連在唐代極為發達的河北同樣如此，甚至可以說，曾經因手工業發達而無比富庶的河北，就如歐陽修所說一般，“民不得耕者十八”。

但與唐朝不同，此時的契丹已經由一個不起眼的部落發展為足以問鼎中原的龐然大物，在這種情況下，北宋初期最重要的軍事對峙就發生於此，在劇烈的軍事衝突中，這一地區雖喪失了輸稅上供的能力，卻為北宋承擔了至關重要的軍事義務，宋廷從建立之初便在此地“屯兵馬、益將帥、當粟之飛拘，金帛之委輸，贍給賞賜，不可勝數”。

根據《長編》的記載，“河北歲費當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自餘悉仰給京師”。可見，這些需要仰給京師的部分，正是由兩稅法徵收後由全國各地所供給的。一旦這一份物資的輸送在徵收環節出現滯後，所產生的影響，足以動搖整個河北戰場。

二、豐饒的南方：潛力充沛和尚需調度的民間市場

而與沿邊軍州物資匱乏的現狀形成對比的，是相對充饒的內地民間市場，這一時期的北宋，其民間的商業發展開始迎來新的高峰，

這種充沛，同樣體現在數量上，宋代文人葉適，自其作品《水心集》中就曾經描繪過這樣一幅江南圖景：“江湖連接，地無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

如此來看，沿邊軍州軍糧輜重補給困難，並非宋朝整體生產力的下降，相反，當地未能溝通全國，形成統一的商品流通渠道才是關鍵。相較於由各軍州儲備難以保存、數量眾多的軍需輜重，國家通過貨幣調配供需關係，可能才是更加經濟也更為迅捷的解決之道。

而相比於唐朝而言，北宋建都汴京，也為解決邊軍運糧問題帶來了現實可能。

唐代雖然在早期以府兵制為軍制基礎，但隨著均田制的逐漸失效，到了開元年間，已經不得不用募兵補充軍卒，但募兵制的缺陷同樣使得唐朝的統治者頭痛不已，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唐朝也曾經以東南粟米補充邊地，但由於其建都長安，這些糧餉需要由江淮經運河水利輸送至東都洛陽，再經陸路運輸轉送至長安。

這樣的運輸路徑，水路兼程，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運河水運過程中的耗損和勞費，更是不可勝計。《新唐書》稱其“漕路多梗，船檣阻益……其得行曰少，阻滯曰多”。

而相比之下，北宋以汴京為都的好處便得以顯現，相比於長安，南方輸糧地的漕運線路更短，在路上的損耗同樣也能大幅度減少，在加上效仿唐代“轉般法”，“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納，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

在這種運輸環境下，南方與北方市場可以以較低的運輸成本相勾連，而原本困擾北宋的邊地糧草運輸問題，也有了新的解決思路。

三、三分法：國家以茶葉等商品轉嫁運輸成本的一次嘗試

在北宋建國之初，南方就已經成為其重要的輸稅來源，這些地區在五代時期曾經迎來了相對漫長的和平，因此，其經濟水平較北方更為優越。而淮南與江南，更是因為分佈於其上的茶園，成為北宋難得的產茶地，這些被朝廷把持的茶葉，成為北宋官方貿易活動中最為重要的戰略物資。

由於茶葉主要專營，在北宋民間市場尚未飽和之前，其產生的收入堪稱暴利。因此，為規範茶葉流通控制的榷禁之法開始出現。

但是，這一筆收入雖然誘人，但在優先級上卻仍然比不上近在眼前的沿邊補給問題。因此，自雍熙以後，朝廷開始逐漸放開茶葉專營之權，取而代之的是，是以茶葉入中貿易為核心的三分法。

《宋史·食貨》記載：

“募商人入中會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茶、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

由此可見，所謂的三說法，其實是以茶葉、香藥犀齒等物代替錢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購買機制。與直接用錢幣收購民間軍糧的“和糴”方式不同，這種類似以物易物的交易又被稱之為“博買”，又因為交易對象大部分為糧草，因此又稱為“博糴”。

相比於前者，博糴制度之所以興起，其實還與北宋一直遭受的“錢荒”現象有關。

“國朝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於王府，……乃自比年以來，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萬商束手……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 ？

在他看來，宋代錢荒的形成與宋廷一直以來對鑄錢的管控有關，這裡我們不在討論其觀點是否完全得當，但僅以事實而論，“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的情況，並不僅僅侷限於神宗一朝，早在太祖、太宗時期，北宋就早已陷入錢荒之中。而原本貧瘠的邊軍軍州，則更是缺乏貨幣來支撐供給。

可以說，正因如此，面對日漸嚴峻的邊軍軍糧問題，宋廷即使是想要以民間市場刺激輸糧商路形成，卻也無媒介可以借用。

沒有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來僱傭商人輸糧，即使是再成熟的河運體系，再龐大的潛在市場也無法調動。迫不得已，朝廷便只得將獲利頗豐的茶葉專賣權下放。

在三說法運行過程中，朝廷以遠高過糧食本身市場價的價格在邊地軍州收購軍糧，之所以有差額，則是為了保障商人運糧的積極性。而這些遠高於邊軍支付能力的貨款，則有朝廷通過授予茶葉交引提供。

這樣的交易模式對商人同樣有利，運糧商人在運輸糧草至邊軍軍州後，便可領取交引再到京城附近的“折中倉”兌換茶葉，這種交引以朝廷公信力作為背書，甚至可以在一些地方充當貨幣使用，這自然又進一步刺激了由汴京到沿邊軍州運糧商路的形成。曾經困擾北宋多年的軍糧問題，自此得到解決。

四、結語

專營貿易，是國家通過暴力機構所壟斷的重要收入來源，正因如此，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無不注重對專營貿易的保護。而茶葉作為專營內容的一種，同樣如此。

但對於北宋而言，河北地區的邊患問題，在優先級上要遠遠高於朝廷對茶葉利潤的攫取。正因如此，在軍糧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之時，原本被朝廷視為禁臠的茶葉貿易，開始以交引的方式有限讓渡給民間市場。

這並非是因為朝廷對茶葉專營的利潤視若無睹，只是因為，在邊防壓力下，經濟利益的獲取被統治者放在了更低一級進行考慮。

參考文獻：

1、《宋史》

2、《續資治通鑑長編》

3、《宋會要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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