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是什麼原因讓孔子代表的理論影響力超過諸子流傳,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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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孔子的理論是什麼時候超過百家上位的。實際上包括春秋戰國、先秦以來,不少國家的統治者一直是以法家思想為指導的,孔子及其弟子們雖然到處推行儒家思想,但是並沒有得到諸國的重用,甚至在漢朝早期也並沒有推行儒家思想。

戰國及先秦重用法家思想的原因

由於中國尚未統一,延綿了幾百年的亂世中,戰國時期各國統治者們最為需要的是能夠增強綜合國力的治國方針,從而能夠在對外戰爭中取得勝利。各國變法不斷,便是法家思想對周禮的一次次衝擊,主要如下:

1、法家主張“不法古,不循今”,很多具體措施都是向舊貴族開刀,既然要開刀,那就必須打擊舊貴族能夠世襲的理論基礎,也就是周禮。

2、戰爭時期容不得德治,國家內部嚴刑峻法,不講人情,這也與周禮以德行教化天下有所背離。

法家的思想確實增強了實施變法國家的國力,將從舊貴族手裡搶來的土地分給有功的人才,這也是為什麼變法最徹底的秦國最後統一了天下的原因。所以戰亂時期孔子“克己復禮”要求恢復周禮的那一套不吃香,國家存亡之際首先講的是實力,誰去給你恢復周禮,自然儒家思想行不通。

但是秦朝時由於六國初定統治基礎不穩,加上要抵抗北方匈奴入侵,修築長城,社會底層民眾苦不堪言,這時候有返古的思潮湧動,不少儒生借古諷今,在宰相李斯的建議下焚書坑儒,非要在一條道上走到黑,最終法家思想在秦朝演化成了國家威嚇主義,以刑去刑,可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最終秦朝被此起彼伏的起義推翻。

漢武帝時董仲舒順應時勢創立新儒家思想

直到漢武帝時期,漢武帝即位不久,算是社會初定,下詔徵求治國方略,漢武帝親自出題將自己對社會局勢的疑問拿來考試,由全國的人才參加考試答題,三問三答,廣川人董仲舒脫穎而出,這才有了標誌性的《舉賢良對策》,基本意味著儒家思想開始上位,開創了一千多年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

董仲舒的觀點主要如下:

1、提出了受命於天,天人感應。創立了所謂“天”這個概念,是“天”讓皇帝來統治國家,皇帝就是“天子”,皇帝要修自己的德行,順應天命,才能教化萬民,建立上下尊卑的秩序,但是皇帝如果倒行逆施,天也會把權力收回去。這一下子就建立了皇帝統治的理論基礎,漢武帝聽到這條自然產生了興趣。

2、陰陽說,董仲舒提出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就是德治,陰就是刑治。從春夏秋冬的運行闡述天道提倡德行而不是刑罰,刑不能任用來治理社會,就像陰不能用來完成年歲一樣。因此執政要順從天意,重用德行,而不只是刑罰。

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3、提出大一統,要罷黜百家。董仲舒認為如果放任百家爭鳴,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社會沒有統一的標準,法令制度多次改變,在下的百姓不知道應當怎樣遵守。因此要把凡是不屬於六藝的科目和孔子學術的學說都一律禁止,不許它們同樣發展。邪僻的學說消失,然後學術的系統可以統一,法令制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服從的學術了。其實這和秦始皇時期的焚書坑儒的理念如出一轍,不過推行手段沒有那麼暴烈。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董仲舒高明之處在於推銷思想時很講技巧,他以孔子的儒家思想為核心,夾雜陰陽五行學說,輔以法家,同時創立所謂天人感應、大一統、君權神授等概念,完美地契合了當時的社會局勢和統治需要,從而成為了歷代封建統一王朝所推崇的學說。不過這和孔子的儒家思想有了不小的差別,不知道孔老夫子在世的話,對董仲舒的學說又是一番什麼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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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知


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的核心思想孔子主張恢復“禮”。復興“周禮”,重建秩序。孔子主張為臣要“盡忠”。

總而言之,他的思想能夠幫助統治者更好的進行治理,這一點能夠讓各國君王去主動的宣傳,達到最大化。

其實在百家爭鳴的年代可能他並沒有正兒八經的超越各種言論,而是在罷黜百家之後才顯示出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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