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暉 北京報道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戰役下，如何通過提振消費激活內需市場活力，正在成為經濟穩增長的重要議題。
《中國經營報》記者注意到，3月以來，包括南京、合肥、浙江、濟南等全國10多個省、市政府先後推出了消費券等鼓勵性政策，涵蓋餐飲、文旅、體育等多個方面。日前，廣西宣佈已籌措超億元財政資金，結合廣西傳統節日“三月三”，通過支付寶發放給公眾，以提振消費信心，促進消費回補，推動全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現恢復性增長。
消費券拉動消費的效果到底有多大？如何保證發放的效率和公平？消費券和數字基建結合又能產生哪些新的化學反應？
消費券“重現”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前兩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2130億元，同比名義下降20.5%。其中，餐飲收入4194億元，同比下降43.1%；商品零售47936億元，下降17.6%。
3月13日，發改委等23部門聯合發佈《關於促進消費擴容提質加快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共19條舉措。在此背景下，各地消費刺激政策開始陸續落地，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作為提振措施之一的消費券“重現”市場。
3月15日，南京電子消費券啟動預約，不到24小時，預約人數超百萬。據瞭解，南京發放消費券總額度3.18億元，其中5000萬元來自財政資金，採用多批次網上搖號方式面向全體市民公開發放。此後、濟南、寧波、河北、遼寧、廣西也陸續推出消費券以刺激市場活力。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在特殊時期採用消費券刺激經濟已經成為國內外共識。從經濟學角度看，消費券對經濟的刺激，是一個從需求-生產-就業-收入再到需求的循環鏈條，只有消費端被激活，生產端才能保持正常運轉。
根據2009年發放消費券效果顯著的浙江省官方調研數據看，當年消費券拉動效應達到了1︰1.3，是直接發放現金的2倍。
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為，隨著國內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當前有針對性地使用“消費券”恰逢其時。但發放“消費券”需要注意結合疫情控制的實際情況，分場景、分品類、分階段，有針對性地安排實施“消費券”政策，兼顧穩增長與保民生。
根據統計局和社零數據，疫情發生以來，以餐飲、文娛、旅遊和實體商超為代表的線下服務和零售消費因為場景關閉而遭受衝擊。可選品類整體受到較大影響，汽車、家電等大件耐用品消費明顯被抑制，服裝、奢侈品、汽車、地產相關消費同比降幅均超30%。
對此，沈建光就建議：消費券政策既要考慮照顧餐飲、文娛、旅遊等受衝擊較大的行業，以穩定服務業增長；也要發揮一定民生保障作用，重點向困難人群的生活保障需求傾斜。
如何發放是關鍵
3月18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佈會上，國家發改委就業收入分配和消費司司長哈增友就表示：“支持地方結合自身實際有針對性地推出一批務實管用的政策措施。”同時，其也提出，地方出臺政策要把握好兩個方面，一要考慮地方的財政承受能力，二是要讓市場主體和廣大的人民群眾真正受益。
這也指明瞭“消費券”措施在實施過程中最重要的兩個環節：誰來發、如何發。
按照傳統，消費券發放對象、發放期限很大程度依賴於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對於一些經濟相對落後地區，大量消費券發放顯然會增加財政負擔。如何科學安排“消費券”的發放金額和資金來源是關鍵。
沈建光建議可以2019年時期杭州發放消費券的經驗為參考：不單一依靠財政，而是通過設計不同種類的消費券，配合適當的分擔及促銷機制，以財政資金作為支撐，調動了社會多方面資金參與。“對一些受到疫情衝擊嚴重地區，困難人群集中地區，需要中央層面進一步協調好央地財政的分擔機制，對重點省份和地區給予必要的財政支持。
盤和林則認為，可以根據不同產品的需求彈性，與企業進行比例分攤，既可以有效幫助企業恢復生產，又能減輕政府的負擔，保證居民的生活。“但需要注意，在落實過程中，需要關注政企合作的消費券的比例分配和消費券使用解釋權歸屬。”
記者注意到，目前已經有一些地區在嘗試上述“分擔機制”，以北京為例，就是通過商務局牽頭，通過國美、北京蘇寧、家樂福等企業發放消費券，變相和商家促銷結合起來。而合肥市廬陽區以及廣西則是與阿里、支付寶合作發放消費券，也是通過政府補貼和企業讓利相結合。
不過，針對以“券”刺激經濟還是以“現金”刺激消費動力更為有效，市場觀點並未統一。記者注意到，在疫情發生後，香港地區財政部門就是通過向每位18歲以上市民派發一萬元港幣形式進行補貼。
法國SKEMA商學院（蘇州校區）客座教授於寶山來自香港，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就表示：消費券形式和現金相比，刺激作用並不一定精準高效。“從歷史經驗和統計情況看，消費券是否能真正讓需要幫助的群體受益要打問號。依靠抽籤形式獲取消費券，有可能抽到群體並不需要相關消費，或者沒有相關領域的消費障礙，此外目前與2009年情況不同，是客觀環境不允許旅遊餐飲等消費，因此這種刺激效果並不明確。”
哥本哈根大學區塊鏈與電子市場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員韓海庭認為，報復性消費的支撐在於收入，疫情嚴重影響了企業經營，更嚴重影響了個人收入，可消費空間有限。“此外，經驗表明傳統消費券刺激方式最終通過零售等渠道回籠，意味著消費券的刺激方式在食品、快消等領域更有傾向性，而這部分往往又是剛需，因此會影響行業普惠和重點行業傾斜目的。”
數字基建精準助力？
值得注意的是，與2009年金融危機時期相比，當前市場內外部環境和數字化環境已有鉅變，使得“消費券”的派發形式、價值效果均在發生改變，也讓上述消費券發放過程中的指向性、精準度、刺激效果等問題有可能得到不同程度改善。
上述發改委等23部門發佈的《意見》指出，鼓勵線上線下融合等新消費模式發展。完善“互聯網+”消費生態體系，大力發展“互聯網+社會服務”消費模式。
記者注意到，在此輪消費券發放中，發放形式從紙質消費券走向電子消費券，發放平臺走向支付寶、微信、蘇寧、國美等一類電商和支付工具入口。
支付寶方面向記者透露，目前包括廣西、南京、江西、浙江、合肥、銀川等多地均已開始支持通過支付寶線上派發消費券。依託實名認證、區塊鏈等技術,線上派發可以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商業佈局、消費者需求等，精準制定不同行業、不同金額消費券，實現“一城一策、按需定製”“靈活可調整”“公平可追溯”，在刺激消費的同時實現助推商家數字化升級。
記者從微信支付方面獲悉，騰訊目前僅在青島城陽區上線消費券，下一步將支持更多省市政府發放。其優勢與支付寶類似，消費券可根據各地需要精準定製不同行業、面額，通過多種方式直接發放至用戶微信卡包，消費券還可結合公眾號、小程序等能力進行發放、領取和消費。
在業內人士看來，通過“數字基建”去發放消費券或可解決傳統消費券發放的一些不足。
盤和林認為，傳統的消費券的發放大都會通過單位或者企業發放，而通過全民性應用去派發，可以突破職業、年齡、數量限制，讓每個人都有獲取消費券的機會。
在韓海庭看來，數字化、網絡化的流轉渠道最主要解決兩個問題——消費限制和消費跟蹤，增加消費券發放消費的透明性，提高消費券應用的場景管控能力，也解決了傳統紙質票據可能出現的使用情況難追溯等一系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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