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狗盗”是我国的传统成语，指的是微不足道的本领，也指一个人偷偷摸摸的行为，通常都用作贬义。

相传在战国时期，孟尝君被秦国监禁，秦王想留他做宰相，孟尝君不肯，秦王就想杀掉孟尝君以免被别人所用。

这时孟尝君手下的一个会装作狗的食客半夜去偷走一件白狐裘衣献给秦王宠妃让其为孟尝君求情，在妃子的求情下秦王才放弃杀害孟尝君，但还是不还给他自由。

孟尝君害怕秦王反悔于是就想连夜逃跑，可是函谷关鸡鸣之后才放人通行，而等到鸡鸣秦王一定会发现孟尝君逃走了，那时对出关的人也会严加搜查。此时孟尝君手下的一个善于鸡鸣的食客一声鸡鸣让全城的鸡都开始打鸣，函谷关开放通行，孟尝君也由此逃了出去。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也就不能逃离秦王的魔爪。而且在历史上，这些“鸡鸣狗盗”之辈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坏人，相反，他们是从事于当时一种极其受欢迎的职业，食客。

一、食客文化产生于战国时期这种前所未有的大乱世里，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正是因为战国时期社会动乱，礼品乐坏，这才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阶层变动，以食客为代表的新贵族逐渐开始取代老贵族的地位

食客文化产生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从社会历史角度来看，当时社会战乱、阶级变动以及国势衰微、礼崩乐坏是为最根本原因。换句话言之，食客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着突出的作用和地位根本上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自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朝日益衰落，礼崩乐坏，各诸侯国掀起了武力争霸的大战。尤其是在战国中后期，秦国逐渐强大起来，我们在贾谊的《过秦论》中可以知道正是在秦国秦孝公、秦惠文王等国主的努力下，秦国：

“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面对秦国的日益强大，诸侯国都感到害怕，因而想要结盟共同抵抗削弱秦国。但是由于各诸侯国之间龌龊不断，这种联盟根本就不牢固。于是为了另辟蹊径，诸侯王诸公子才会爱才不吝惜钱财，广泛的搜罗人才。

以至于产生了：

“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

这样的说法。

正所谓有需求就会有供应，这正如资本市场上的供应需求关系一样，人主大量聚集人才，人才自然也源源不断的从四处八方汇集各个有实力的人主门下。

贾谊给我们具体罗列了当时各诸侯国的重要人才，这些人才都是人主不惜花重金从四处搜罗来的，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人主出谋划策、卖命出力，都得到了人主的尊宠和厚遇。

这个现象从张仪游说魏王的一番话中亦可窥见一斑：说客们游说一个君王就坐着那个君王赏赐的轿子，联合一个诸侯加入合纵联营返回故国，他就有了封侯的资本。

因此天下游说之士都希望以自己游说之词取悦到君王，从而能够荣华富贵。”由于“说一诸侯而成封侯”，故而天下游说辩士为封侯之利无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齿以言”，形成了游说辩士鼎盛的现象。

其次，从人主角度，为争夺利益巩固强权急需用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就不得不开疆拓土、招纳人才、笼络人心。正所谓：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远识的国君或诸侯大臣都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以孟尝君为例，他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对人才尤其是对士阶层十分的的器重和肯定，认为贤能之士比财富更有价值。孟尝君也因宾客的称赞和推荐得以任齐卿大夫田婴的太子。可以说，宾客成就了孟尝君的威望和地位，而孟尝君对人才的器重亦说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以及人才的积极活跃程度。

在战乱频盈的社会里，国势衰微，中枢统治辐射衰弱，已无法管制诸侯大臣奖掖、豢养私士笼络人心的行为了。故而出现了战国四公子争相倾士，养客数目达数千的鼎盛局势，他们即便没有那么多的任务委任于这些士人，也不惜重金拉拢，从数目上争相攀比，彰显声势、树立楷模。

如田蚡新任相职，欲与窦婴等比权势，争相养士、厚待宾客。

最后，从食客自身的角度看，历史提供给他们展现才能和提升地位的大好机遇。

由于中枢统治的衰弱，社会中的各阶层都发生了分化，尤其是士阶层的变动最为显著。松动了的士阶层犹如活跃的水蒸气分子，纷纷向社会各个角落扩散开来。他们的思想行动更为独立自由，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变得多样化，大量涌现的游说辩士便是最好的证明。

在战国末期，出现了鼎鼎有名的苏秦、苏代、张仪以及陈轸等游说辩士，太史公称他们为“倾危之士”，狡诈非凡。

更多的士选择了投靠人主供人差遣的生存方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得到保证的同时，还受到人主的礼遇，人格精神上亦得到极大的满足，更为重要的是以食客为晋身之阶着实是一条便捷有效的途径。

二、食客文化的存在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人才的合理利用，一些深受食客文化熏陶的优秀人才更是在历史上表现出了令人折服的高尚情操和杰出能力，对于整个社会的风气导向都起到了巨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历时五百多年的乱世出现了许多隐于闹市的隐士、处士。他们虽贫困潦倒，却自食其力；他们虽地位低微，却品质高洁。他们崇尚自由、信义，拥有智慧、勇力、仁爱，却清贫守志，终其一生隐居闹市看尽世间分分合合，静待时机。

这类不重物质、不为名利的士人以精神为上，在《史记》中尤以侯嬴、朱亥以及毛公、薛公为典型。这些客不仅为人主办实事，更是壮大了人主集团的声势，具有非凡的影响力。

注重精神世界的除了隐士、处士一类食客外还有一些性格刚直、行侠仗义、知恩图报、忠心耿耿、重义轻生之辈，他们亦是偏重于精神修养的士，在为人为事上体现着为国为家为主却不为己的奉献价值观和舍生取义的生命态度。

这类食客在《史记》中不乏典型。如汉孝文帝时，辟阳侯之客平原君朱建是位性格刚直、行为品行端正的侠义之士。据《郦生陆贾列传》记载：

“平原君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家於长安。行不苟合，义不取容”，

有辩才、性刚直正义的朱建因为辟阳侯行不正，不肯见。直到朱建的母亲死后，辟阳侯“厚送丧”之，于是朱建为报恩投到辟阳侯门下为之效命。

有一次辟阳侯遭受谗言，孝惠帝欲诛杀之。此时朱建避开人主不面请，想方设法求见孝惠帝身边的幸臣，最终说服闳籍孺为辟阳侯说好话，将人主救出。孝文帝时期，辟阳侯被杀，文帝派使吏捕欲惩办朱建。为了不殃及诸子人等，朱建自刭身亡，孝文帝为之惋惜。

朱建对人主可谓忠心耿耿，其忠义轻生的奉献价值观亦让帝王折服。

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主与客的作用力是双向的：人主养客用客能加强势力成就大业；客则被历史的大潮推到浪尖之上，各显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常常处在最危险境况之下力挽狂澜，成就功名。对于食客而言是在助人主亦是在成就自己。

在这争霸混战年代，谁有能耐谁就成就功名，没有出身和贵贱之分，能者生存、适者生存。在这平等的机遇之下，出现了大量的务实型人才，务实型食客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们介于精神与物质之间，他们既对精神有一定的追求，也对物质有所需。这类人的行为处事更实际，对人对己都讲求实际。比较出名的有蔺相如、李同等人。

三、食客文化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随着秦始皇一统天下，原本诸侯割据的天下格局被打破，食客文化再也没有了生存土壤，除此以外，人才选拔制度的完善和食客道德水准的下滑也进一步推动了食客文化的衰落

食客衰落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有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有食客本身的主观原因。首先，秦吞并诸侯，天下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是食客衰落的根本原因。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后，不仅：

“逐太子丹、荆轲之客”，

尤其是在高渐离为荆轲报仇失败之后，秦始皇更是：

“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并且听取群臣的建议下逐客令，准备驱逐各诸侯客。可见，秦一统天下后，市场对食客需求量极大减少，而且各诸侯客被驱逐亦极大减少人才的流通，这就给食客的发展以致命的打击。

至汉王朝建立后，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极力打击私家养士，食客更是直线锐减。汉统治者虽然分封了有功之臣，但是时时刻刻都在警惕着这些功臣的一举一动。

食客衰落的另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社会人才选拔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尤其是隋朝科举制度的建立扩大和畅通了士人通往仕途的渠道。

在春秋战国乃至秦和汉初时期食客的身份踏上仕途是重要的途径之一。

但是到了后期，随着封建社会人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如文帝时期的察举制度就对客的衰落造成重大影响。如此一来，士以客的形式参与到政治事务的途径就从政策上被杜绝了，这就从根本上影响到客的生存，食客衰落成了必然。可见，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的改变对食客的生存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食客衰落的内因是其道德水准普遍下降，其名声逐渐下滑。从物质上看，食客与人主间具有被豢养与豢养之关系；从精神上讲，他们之间是信义的结合体。人主对食客以礼相待、赏识重用、封赏提拔，食客对主人知恩图报、誓死效力。

他们之间不存在什么书面纸质的契约，而完全靠彼此的信任与忠义维系，是一种自由的自愿的精神纽系。在礼崩乐坏之前，严密而森严的礼制教化强化着人们的道德观念，甚至达到了唯德是从的地步。

但随着周王朝的分崩瓦解，礼崩乐坏，人们的道德观念呈现急剧弱化的趋势。

如《孟尝君列传》所载，在孟尝君遭到秦国和楚国谋士的谗言被废相权后，正应了那句俗语“树倒猢狲散”，拥护在其门下的数千名食客一哄而散，纷纷离孟尝君而去，唯独冯谖一人留下。而当冯谖帮助孟尝君又争回了相位之后，之前一哄而散的食客们又纷纷回到孟尝君身边。

这样的举动给一向好客的孟尝君打击不小，悲哀愤怒得直想当面唾弃这群没有良心的食客。

食客可以说是春秋战国这个特定时期下所形成的一种文化，虽然这种文化已经衰败，但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还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参考文献：

《史记》

《战国策》

《战国纵横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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