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人最簡單、最準確的方法就是——只看他做了什麼。
——坤鵬論
一、經濟學家的預測氾濫之風何時開始？
經濟學家氾濫源於18世紀和19世紀。
從那時候起，只要在社會科學領域傑出的知識分子都會被稱為經濟學家。
比如：亞當·斯密、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等。
就像牛頓發現了物理學的基本定律，並提出了探究現代科學的原則一樣。
這些經濟學家也企圖弄清經濟、政府和社會運行的原則及自然法則。
希望藉此解釋經濟行為，從而預測人民和國家的未來。
隨著他們的研究和影響力不斷擴大，政府們發現這些人其實挺有用。
於是，漸漸地，經濟學家們幾乎只關注政府希望他們關注的商業和貨幣問題，對人民的未來不再關注。
經濟學家兼歷史學家羅伯特·海爾布倫說：“經濟學已成為一個技術性的，通常還挺神秘的行業。”
也就是具有高度理論性和數學性，但和其他社會科學幾乎沒有聯繫。
漸漸的御用化、銅臭化，經濟學越來越覺得高人一等，也越來越特立獨行，對其他學科甚至持排斥態度。
以前坤鵬論講過，他們的臭毛病之一就是嚴重瞧不上非經濟學家的觀點。
比如：當年，薩繆爾森和默頓兩位經濟學大師級人物，居然擼胳膊挽袖子親上陣，不遺餘力地打壓、抨擊幾何平均數和凱利公式。
臭毛病之二則為，總想用自己可憐的模型去預測一切。
比如：這次的疫情。
經濟學的本質上是有關人類間相互作用的，以貨幣為標誌的社會科學。
但是，經濟學更多地被當作純科學對待，如同一門“軟物理學”。
它甚至還有自己的諾貝爾獎，1969年第一次頒發。
其實，直到1930年以前，嚴肅的經濟學家並不認為自己有能耐計算出將要發生的繁榮和蕭條。
因為，這種想法不符合他們關於自由經濟運作過程的一般觀念。
20世紀20年代，大名鼎鼎的凱恩斯涉足當時流行的未來學，自此經濟學預測的潘多拉魔盒被打開。
隨著凱恩斯經濟學被各國政府青睞。
人們對經濟預測的熱情終於被點燃了。
但是，凱恩斯經濟學存在一個基本錯誤——它認為在客觀的經濟學數據和社會成員的決策之前存的因果關係是機械式的。
可是，人就是人，不是自動化的機器。
有位美國專家說過：“人算的蕭條是不會發生的，同樣道理，人算的通膨也不會發生。”
此後，和氣象學一樣，經濟學也和預測緊密相連。
在所有科學中，無論是硬科學還是軟科學，氣象學和經濟學為人民群眾的消費提供了最多的預測。
據坤鵬論查閱資料，經濟學其實很早就開始和數學緊密相聯。
早在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害怕自己不懂基於數學的經濟學而掉隊，專門做了1000頁的學習筆記，試圖掌握微積分。
他甚至還嘗試用數學為一些重大的不可預見性建立一個模型。
經濟學引入數學方程式的熱潮開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
那時候，凱恩斯主義舊有的確定性失靈。
於是，新一代經濟學家便以複雜應對一切，將這門學科變成了一堆超級抽象的數學方程式。
他們假設，經濟系統將趨於均衡態，只有來自系統外部的不可預測的衝擊能干擾這種均衡。
由於衝擊起於外部，經濟學家們為了讓數學模型看起來合理，不得不發揮想象，猜測這些衝擊到底是什麼。
但是，倫敦金斯頓大學經濟學家斯蒂夫·基恩就一直聲稱，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所以規模巨大，正是由於人們過於依賴有缺陷的經濟模型——這讓決策者們低估了風險，最終讓世界陷入危境。
英格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安迪·霍爾丹表示，現實比基於數學的經濟想象得更復雜，而且是非理性的。
比如：從上班路上買的咖啡和麵包，到我們存放養老金的基金，人們每天做出的買賣決策，絕不像主流經濟學者們設想的那樣——受理性驅使。
不管是用電腦模型還是主觀判斷，經濟家都受到他們各自的經濟“宗教”的嚴重影響。
而經濟“宗教”指的是經濟學家關於經濟如何運行的一組假設和信念。
因“投入產出理論”獲得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瓦西里·列昂季耶夫這樣評價道：
“年復一年，經濟學家不斷提出新的數學模型，並深入探索其特徵；計量經濟學家試圖用所有可能的代數函數擬合同樣的數據。但這些努力卻幾乎絲毫沒有促進我們對真實經濟系統結構和運行方式的理解。”
反而，恰恰這些模型、這些完美的演算結果，卻將國家弄得一團糟，讓經濟變得更脆弱，更容易出錯。
二、經濟學家不做預測，就是暴斂天物
讓我們運用在《反脆弱》中學到的知識對預測對號入座一下。
1.越預測越具反脆弱性
反脆弱性＝有利因素>不利因素＝（有利的）不對稱性＝偏好波動性＝正收益
顯然，目前的社會中，預測準了，可以名利雙收，特別是經濟領域；
預測錯了，頂多被嘲笑，這種風險其實很小，一般都不需要付出真正的損失，頂多頂多一時被罵，即使對別人造成了極大傷害，只要不是故意造謠、中傷，基本不會罰款或是坐牢等。
這樣算下來，預測是100%的正收益。
所以，預測具有超強的反脆弱性。
既然如此，預測的偏好就是波動性，越是波動對預測者越有利，波動性越強，他們越顯得聰明。
而且，經濟、金融恰恰是這個世界上波動性最強的領域，每一秒都在不停地波動著，還經常會發生誰也預料不到的劇烈波動。
這裡簡直就是天賜的預言場。
因此，我們也看到了一個不滅的規律——股市的預言家們往往都會跟著牛市紛紛登臺。
熊市雖然有也波動，但容易猜錯，而且人們都喜歡吉祥話，不好的話即使再正確，也招人恨。
當然，關鍵之關鍵還是，熊市之下，賺錢的機會太少太少。
2.槓鈴策略
不少經濟學家早就深諳此道。
他們會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一種觀點，然後在另一篇論文中又提出另一個甚至是對立的觀點。
亦或者，在同一篇文章中，先闡述一種預測，最後再附加上相反的預測。
這就是他們的槓鈴策略，兩頭下注。
由於社會從來不對經濟學家的任何觀點進行懲罰，這樣之下，他們的反脆弱性再上一層樓。
此時，基本算是立於不敗之地了——他們犯錯，社會買單，他們還可以兩頭得利。
因為，不管結果是什麼，他們都有白紙黑字自證清白。
而且，經濟學家的槓鈴策略中還有一個大招——事後諸葛亮。
這會給他們的脆弱性再穿上了一層護甲。
這種時候，除了能夠展示其邏輯縝密的專業分析能力外，他們還可以直接在眾人面前確認自己預測對的，隱藏預測錯的，加深他們英明神武、偉岸清奇的經濟學預測大師的光輝形象。
事後諸葛亮其實就是大空談。
但是，人類，都有事後諸葛亮的潛質。
很多時候，我們並沒有事先預測到事件發生，但確實可能曾經想過類似事件產生的影響，因為人每天有大把時間用在了胡思亂想。
就像塞涅卡所說，真正忙碌的人沒有時間去胡思亂想。
越是有閒，越愛胡思亂想，比如：人們每次洗澡時都會產生一個想法，不過這些想法通常並不會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
當某個事件發生，人們就會在他們的想法庫中找到曾經產生過的對應想法，然後設法說服自己，是他們早就預測到的，隨後就是說服別人相信這一點。
所以，每個事件發生後，事後諸葛亮的人數總是遠遠超過事前預測者。
而且，過去是流動的，充斥著選擇偏見和不斷修正的記憶，愚蠢的人有一個核心特徵，就是他們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所謂的“我早就知道”是因為他們的思維侷限。
前面講過，如今的我們深深陷入了唯科技論，科技成了人類的新宗教。
就像前面所說，在科學家大舉進入經濟領域後，經濟學算是好好地開了一次科學的大光。
規模性地引入數學，利用各種模型、數據挖掘，經濟越來越覺得自己像一門嚴謹的科學了！
這更為經濟學家的反脆弱性以大招式的支撐，直接上了幾個檔次（事實上，更為他們的危害性帶來了指數級增長）。
“預測＋事後諸葛亮＋數學”絕對是經濟學家、專家殺人越貨居家旅行必備之良藥。
以上揭示了一個道理，就是當人們擁有懲罰豁免權後，他們就能以過濾式選擇的方式從他們過去許多自相矛盾的言論中挑選一種，最終說服自己，相信自己才智過人，並且可以為各種經濟論壇上大放厥詞的嘉賓。
另外，坤鵬論曾講過，經濟和金融是以信息為能量的，它們完全可以歸屬於信息領域。
所以，能寫、會寫也是想出人頭地經濟學家的必備技能，就一點——預測，也必須得廣而告之才行。
發言權永遠是在信息領域成名、成家的第一關鍵。
3.選擇權
前面講過，《反脆弱》的中心思想就一個字——幹。
幹，一切皆可能，不幹，一切皆虛無。
行動就是獲得選擇權最好的方式，沒有之一。
試錯便是一種最典型的行動。
那麼，不斷試錯，就是在為自己爭取更多的選擇權。
而且，像經濟學家的預測，失敗的成本幾乎為零，再有槓鈴策略保障，風險真的可以低到不計。
可是一旦成功，收益那就太大了。
在保賺不賠的前提下，做出的預測越多，選擇權就越多，而且全是免費的。
那個詞叫什麼來著？
對，無本萬利！
既然無風險，所以，根本就不必在乎每次預測準確與否。
再加上概率論的大數法則保障，預測數量夠多，且多用點心思，讓自己的勝率多出一點點，長期下來，預測的準確率會相當相當高。
那麼，預測的秘訣就只有一個——預測、預測、預測，不能停！
同時，預測也是增強知名度的捷徑，特別是在公眾那裡，絕對比吭哧吭哧寫論文來得輕鬆、快捷。
當然，論文和預測同樣也是槓鈴策略，偏廢任何一個都不是最佳選擇。
總的來說，只要有名聲，只要有在公眾面前的發言權，並且能夠將道德置於九霄之外，身為經濟學家，不做預測，就是暴斂天物！
如果再有妙筆生花，並能口吐蓮花，那就更不得了！
反脆弱的核心有兩點——正收益＋選擇權。
從上面的對號入座，我們可以總結，預測這件事，兩大核心都高高的，所以，它具有增強反脆弱性的奇佳功效。
因此，經濟學家多是系統的脆弱推手，但他們個人越知名、越愛預測、越具有反脆弱性。
4.斯蒂格利茨綜合症
塔勒布找了個真人真事，讓我們看看經濟學家是如何通過預測、數學、事後諸葛亮這些反脆弱性大招，在天大的錯誤前不僅全身而退，還能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
2008年，美國納稅人損失了數千億美元。
當時，著名中的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1993年~1997年，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及主席；1997年~1999年，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2011~2014年，國際經濟學協會主席。
他和他的同事在一份評估報告中寫道：“根據歷史經驗，對政府來說，政府支持企業債券的潛在債務違約風險實際為零。”
據說，他們還進行了情境模擬，並表示違約概率“小到難以檢測出來”。
正是他這樣的經濟學家們，造成了經濟中罕見事件風險的積累。
但是，就在2010年，斯蒂格利茨卻以“我早就告訴過你們”的姿態寫了一本書。
書中聲稱，他早已經“預測”到2007年~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
我去！！！
學者們從來不記得他的意見，因為他無須對此承擔任何風險。
從本質上講，擁有發表論文，且總是降低人們風險意識的專家，是十分可怕的。
而且，造成問題的經濟學家可以在危機後進行事後風險預測，繼而扮演理論家，對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分析。
哎，難怪我們會有更大的危機呀！
塔勒布給這種普遍現象起名為：
斯蒂格利茨綜合症＝（可能出發點是善意的）脆弱推手＋事後過濾式選擇
斯蒂格利茨是許多經濟學家的傑出代表，理論化知識非常優秀，並且很自信，自信到盲目和選擇性記憶，犯了錯卻不認為是自己造成的或是直接遺忘了他曾經做了什麼。
於是就出現了極為可笑的現象，他不僅不能識別危險，還會促進危險的發生，事後他還要讓自己以及其他人相信相反的事，也就是他預測到了危險，並已經警告了人們要防範風險。
三、如何避免被斯蒂格利茨綜合症傷害呢？
塔勒布認為，現代化帶來的最嚴重問題在於，脆弱性和反脆弱性能夠從一方向另一方惡意轉移。
也就是，只有一方受益，而另一個卻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受害。
比如：經濟學家們就是典型。
他們從來只告訴我們，他們為我們做了什麼，而不會告訴我們，他們沒做什麼，以及他們做錯過什麼。
這樣，才能顯示出他們是多麼的不可或缺，而不是沒少為非作歹，助紂為虐。
但是，他們做錯了，全社會來替他們買單，他們的反脆弱性反而令他們永遠穩坐釣魚臺。
他們所做的就是轉嫁脆弱性，擁有了選擇權，卻是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為代價，而後者還不自知。
現代化的分工產生了越來越多這樣的職業，讓越來越多的人變更更具反脆弱性，卻是以讓我們陷入脆弱性為代價。
比如：學術研究者、諮詢師、職業經理人、理論家、銀行家、分析師、做分析和預測的記者、醫療機構、製藥公司等。
股市應該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反脆弱性轉移。
投資沒問題，但股市的問題主要出在了體系。
比如：將投資包裝成上市公司的股票；允許經理人在這個系統中耍花招；分析師屬於靠賺交易佣金的券商，他們自然不希望你抱著股票幾年不動……
所以，金融的本質就是拿你的錢為比你更有錢的人服務。
這就是脆弱性和反脆弱性惡意轉移，一方賺到盆滿缽滿，一方虧掉底褲。
但是，一句“投資有風險，入市須謹慎”就把一切都洗脫掉了！
生物界是靠生存，而不是意見和“我曾預言”、“我曾告訴過你”、“我早就知道”等發展，進化不喜歡驗證性偏見這種社會特有的通病。
所以，大自然和我們祖先的系統都是建立在懲罰措施之上的。
任何人都沒有永恆的免費選擇權。
3800多年前的《漢謨拉比法典》，其中有一段這樣寫道：
“如果一個建築師建造了一所房子，房子倒塌了，並導致屋主死亡，那麼造房子的建築師應被處死。如果導致屋主的兒子死亡，那麼建築師的兒子應該償命……”
古羅馬人要求工程師必須在他們建造的橋下待一段時間。
英國更激進，連工程師的家人也包括進來。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傳統做法是，在銀行門前砍下銀行家的頭，所以銀行家們通常會在失敗不可避免之際選擇跳樓自殺。
塔勒布認為，既然經濟學家會影響決策，如果信口雌黃，他們就必須拿出東西作為賭注。
不在遊戲中下注，不拿自己的任何利益冒險，就是極不道德的。
因為他們有時候可以比連環殺人犯傷害的人更多。
從社會貢獻講，我們應該把創業者和風險承擔者置於金字塔的頂端，而不管他們失敗與否。
學者、空談者則應該呆在金字塔的底端。
而且，人類歷史中很長很長時間裡，那些承擔風險的人即使失敗了，也比那些無須面對風險的人的地位更高。
可惜，現代社會正好相反，賦予空談者太多免費的選擇權。
如今，口沫橫飛的人出頭了，綜觀歷史，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只說不做的人越來越多，併發揮著更多的作用。
這就是現代主義和分工的產物。
既然，當今社會充斥著矇眼開車又不用為其造成的傷害負責的人，我們該如何識別並避開他們呢？
就像心理學家捷爾德·蓋格瑞澤的建議，不要問醫生你該做什麼，而是問醫生，如果他是你，他會做什麼。
所以，不要詢問任何人的意見、預測或建議，只要問他們真正做了什麼或者沒做什麼就行了。
還記得坤鵬論介紹過的哈里·馬科維茨嗎？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的成就是現代投資組合理論，被譽為開創了現代金融。
為什麼有如此高的評價？
因為，他為學術界打開了通向金錢的捷徑，此後，科學家們前仆後繼地投入到投資理論的研究。
並且學術和金融相結合，遠遠要比在其他領域更能讓人脫穎而出。
所以，掌管科學之筆的學術界，自然要不惜筆墨和吐沫也要將馬科維茨抬到至高點，這樣別人才有機會順杆爬得更高。
但是，諷刺人是，馬科維茨在退休後自己做投資時，並沒有用他創造的模型，而是使用了簡單的經驗法則——1/N法則。
就是把錢平均分成N份，分別投資不同的股票。
想要識人其實很簡單，別聽他怎麼說，只看他怎麼做，就好。
因為行動是對稱性的，不允許過濾式選擇，也就消除了免費選擇權。
這再次強有力地證明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個世界上，知行合一的人太少，越是著名越少。
真正能做到的，都可以算是達到了聖的級別，比如：哲學家，以前的先知們。
他們所說的，甚至預言的，都是對信念的承諾。
他們往往並不是第一個產生某個想法的人，但他肯定是第一個相信這個想法，而且始終相信的人。
而且，只有將這種信念承諾轉化為行動，也就是知行合一，即使要付出昂貴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所以，如果某個經濟學家提出了理論，他自己會堅定不移地實踐、修正、實踐，那才值得我們相信。
只有真正相信，並親自實踐的人，才能避免自相矛盾，並且陷入事後預測的錯誤。
四、把經濟學當成寓言更好！
以色列著名經濟學家阿里爾·魯賓斯坦是博弈論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他在世界各地進行思考和寫作。
有一次，他試圖讓黎凡特露天市場的一個小販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應用博弈論的概念。
但是，實踐後，他提議的方法並沒有給雙方帶來一個可以接受的價格。
小販告訴魯賓斯坦：“我們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用我們的方式討價還價，你為什麼嘗試改變它？”
魯賓斯坦說：“聽到這話，我羞愧地離開了他。”
所以，他拒絕聲稱他的有關理論問題的知識可以由他一一轉化為任何直接實用的東西。
他認為，經濟學就像寓言，寓言作家需要激發人們思考，或許間接啟發了實踐，但肯定不能指導或決定實踐。
理論應該和實踐保持獨立，反之亦然。
“我們不應該把經濟學家從校園裡請出來，放在決策者的位置上，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不應該為政策建言。”魯賓斯坦這樣表示 。
對於這個世界上最多的普通人來說，風險比知識更重要。
教科書中的知識更多關注的是世界的結構，以及真與假。
而真正過日子的老百姓談論的是報酬、威脅和後果，也就是脆弱性和反脆弱性。
理論、信仰、真與假，這些現代知識致力的東西，偏偏一直在人類的決策中扮演著輔助性角色。
起主宰作用的永遠是它們帶來的回報。
不過，有句話叫：愚蠢的人總是力圖證明自己正確，而聰明人則力圖賺錢。
在這個世界中，活著永遠是最重要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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